試談美國的文化鴻溝

一、引言

2004年8月初，美國《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網站，就“美國是否已經放棄了猶太教與基督教共有的傳統──難道還有希望嗎？”的議題，進行討論。該網站分兩天刊登兩篇文章，一篇是由明尼蘇達州名牧安得森（Leith Anderson）寫的，題目是：“穩定的基督教影響”。主要是說，雖然形勢險惡，但從幾次災難性的事件中可以看出，美國還是一個深受基督教影響的國家。

另一篇是北卡州改革宗神學院著名神學教授布朗（Harold OJ. Brown）寫的，題目是：“一個轉向異教的決定性轉變”。主要是根據近年來美國聯邦大法官，對墮胎、同性戀，和其它問題在憲法解釋上的轉變，看出美國文化環境急速朝異教轉向。

這種對文化的爭論，已經在基督教界熱烈地討論了好幾十年。這兩位深負名望的福音派人物，不約而同地投稿，發表了兩篇相反的意見，正反映出教會內的不同的聲音。

到了2004年11月大選以後，看到美國地圖上，“紅色州”與“藍色州”的分佈圖，美國文化環境兩極化的現象就更為明顯了。特別是因著共和黨選舉上的勝利，許多關心美國前途的基督徒都興奮地認為，這是扭轉文化的大好時機，應當更積極推動傳統“核心價值”，使之落實在社會與政治上。

在我們興奮之先，讓我們先思考一下近廿多年來的歷史教訓吧！

二、“道德多數”的歷史教訓

美國第二任總統亞當斯說，我是個歷史迷，我相信歷史會重複上演”。

1980年，法威爾牧師（Jerry Falwell）等人，成立了“道德多數”（Moral Majority）組織，用“宗教右派”的旗幟，參與美國的選舉政治。

他們支持保守的候選人，擁護恢復學校公禱，教導創造論，反對平權立法，反對同性戀的權益，反對墮胎。

當里根大獲全勝，當選為總統以後，保守的基督徒們第一次体會到了，結合“信心”與“政治”，用選票所產生的力量，是何等可觀。“道德多數”運動由此誕生，“宗教右派”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1989年以後，“道德多數”組織被羅伯森（Pat Robertson）所領導的“基督教聯盟”（Christian Coalition）所取代，運動照舊。

但是好景不常。經過了新自由主義的克林頓總統八年的統治，和政壇多次的政治和私人醜聞之後，保守勢力在美國政壇一蹶不振。尤其是在彈劾總統的議案失敗以後，宗教右派大為震驚，發現自己並不代表多數，反而是文化環境中的少數。並且他們發現，就算把保守的政客擁上了政壇，也無法促成任何實質的改變。有些人于是心灰意懶。

1999年2月，與法威爾牧師協手創立“道德多數”的魏瑞奇（Paul Weyrich，“道德多數”的命名者），寫給他“通訊”的讀者說：這場“文化戰爭”已經失敗了，這個失敗是政治上的失敗。而政治所以會失敗，是因為美國的固有文化破產了。

他認為，美國已經成為了一個（外來）意識形態掛帥的社會，“政治正確性”幾乎成了新的“文化馬克思主義”。在美國歷史上，人們第一次開始擔心自己說什麼，提醒自己如果說得不合乎“政治正確性”，就會被人指為“性別歧視”，“種族歧視”，“恐同性戀症”，“沒有同情心”，或者“論斷人”。並有可能遭受法律上、政治上的困難，有時甚至會因此失去工作，或被趕出學校。

他呼籲他的讀者從這個文化的泥沼中分別出來，不再受其污染。

兩個月後，前“道德多數”的兩員大將，政論家湯瑪斯（Cal Thomas）和道布森牧師（Ed Dobson），出版了《被權力蒙蔽》（Blinded by Might）一書。他們不但宣告這場“文化戰爭”已經失敗，他們更宣稱，“宗教右派”所帶來的災害，遠大于它的好處。

道布森牧師說：“我們把福音政治化了，成為右派基督徒就等同于認同共和黨。”湯瑪斯認為，把“尊重生命”（Pro-Life）變成一個政治問題，是錯誤的。右派基督徒忽視了從事正面的反墮胎行動，例如幫助單親母親找到居所，或找到工作。

他們呼籲“宗教右派”要“放下武器”，不要對政府有太多錯誤的期望，因為政府不但無法要求人們的道德，而且政治只能污染信仰。

他們呼籲基督徒們把精力放在效法基督，愛仇敵，寬恕人上，用個人的生活行為來影響文化。他們認為基督徒的影響力不該是投票所。歷史證明，每當教會與政治權力掛鉤的時候，就是忘記了，自己真正的使命是從內而外改變世界的。

這三個人的想法正確嗎？從2004年底的大選看來，我們又好像回到了1980年底。只是當年還沒有文化兩極化的現象。歷史的巨輪是否轉回來了？我們可以從這段歷史汲取什麼教訓呢？

讓我們再來看一個歷史性的人物。

三、卡爾．亨利（Carl FH. Henry）的提示

2003年12月7日，卡爾．亨利（Carl FH. Henry）以九十高齡去世了。他是廿世紀對基督教界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他所在的環境，和他一生的奮鬥，都給了人們很大的啟發。

自從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基督教逐漸從歐美高等學府退卻。保守的基督教信仰已經逐漸被精英社會視為迷信、落伍。

在美國，特別是從1925年“猴子訟案”（Scopes Trial）以後，福音派基督教一方面受到泛科學主義的排擠，一方面受到自由神學的威脅，因而處于“被圍困心態”，積極與世俗劃清界限，退出文化主流，且有排它心態和律法主義的狂熱。麥金泰（Carl McIntire）可以作為當時這種“基要主義”的代表人物。

卡爾．亨利看到了基要派的一些嚴重缺陷：律法主義的聖潔觀，不信任高等教育的反智傾向，不能忍受任何對聖經作批判性的研究，熱衷于在神學問題上攻擊異己，對不同教派的人抱著狹隘論斷的態度，對政治上的保守主義不經思索地認同，對政治上的自由主義又不經思索地拒絕。

1947年，卡爾．亨利發表了他第一本書，書名是：“現代基要主義不安的良心”。他先知性地指出：我們應當把信仰、教條的根基，建立在聖經上（以別于教派上）。因此自由神學是一條死胡同，離開基督耶穌十字架的救恩，人類沒有前途，教會無法離開聖經的教訓去推動社會改革。

另一方面，他認為福音派基督教已經與現世脫軌，沒有去面對社會與文化中緊迫的倫理議題，造成教條與倫理的脫節，好像耶穌基督對人類文明的疾苦沒有答案。

卡爾．亨利的警鐘，敲醒了許多基督徒的迷夢，深刻地影響了一批廿世紀的基督徒領袖。他 “在福音上合一”的呼聲，一方面遭到基要派的攻擊，一方面顯明他先知性的心懷。他可以說是第一個定義“福音派的心智”（Evangelical Mind）的人。這種心智包括三個方面：

1.福音派不是反智的，而且尋求與當今世界對話。嚴謹的學術研究，和對真理批判性的尋求，是合理的。我們可以宣告一個符合歷史軌跡的正統信仰。

2.福音派注重“彼世”，但也要參與“現世”。福音派強調基督徒的世界觀、社會參與，和普世宣教。“上帝國度”的觀念，包括“現世”與“彼世”。我們要使用神國度的倫理觀，來解決現世社會倫理的挑戰。卡爾．亨利認為，放棄福音來改造世界，就等于放棄基督；放棄對社會的責任與改造，也等于放棄福音。我們正確的方法，是用聖經的世界觀，來面對這個世界的需要和惡勢力。我們唯一的路，就是將世界觀建立在聖經和基督十字架上。這世界觀提供了救贖的框架，成為苦難中世界的希望。

基本上，卡爾．亨利認為，心靈問題是人類一切問題的根本，因此聖經的原則是切合我們的需要的。

3.福音派不是分離主義、律法主義或基要主義。我們應當站在一個共同的信仰核心上，加上純淨、聖潔和有信心的基督徒生活，在教育和宣教上合作。

福音派最好的特徵，是一個平和的、滿懷希望的心靈。我們應當用懺悔的心和靈裡的更新，而不是自以為義的態度，來參與政治、社改、傳媒和高等教育。

卡爾．亨利所處的時代背景，與今天有許多共同點。只是今天的人本的（Humanistic）自由主義思想，比當年更為普及。而今天許多宗教右派所表現的自以為義和論斷人的態度，亦不亞于當年的基要派。唯一不同的是，宗教右派更積極參政，與政黨掛鉤，用政治旗號來判定人信仰的純正。

卡爾．亨利所闡明的文化使命，正是耶穌基督大使命中重要的一環，也是原先上帝對亞當的要求，即命令他管理這世界。

四、文化的鴻溝與行為模式

常常會讀到一些統計數字，說美國相信有神的人超過百分之八十，自認為是基督徒的有四分之三或三分之二。我們或許會因此以為，美國還是一個基督教國家。

但同樣地，如果我們去問一個中國人，他是否尊崇孔夫子，我想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會說：是的。如果我們觀察中國人的言行，我想三分之二以上，是沒有按著孔老夫子的教導來生活的。但一個人在實際生活中的言行，才反映他的世界觀，才反映他真正的信仰。

湯恩比說，文明是由少數有創造力的族群帶動的。這些有創造力的人，往往是社會的前瞻人士。這些社會精英掌控著輿論、教育和視聽。近年來，基督教的世界觀，在社會精英階層已經被邊緣化。人本的自由主義思想，已經在（向上）移動的族群中，取得了絕對的優勢。我們只要收看影視，翻開報刊，就不難看出這個傾向。保守（有傳統核心價值觀）和激進（人本自由主義、無神論或不可知論）兩個陣營間，有一道無法跨越的文化鴻溝。

激進陣營的議題和價值觀念帶著動力，深深地影響了整個社會走向。南加州巴拿社（The Barna Group）的統計發現，在行為和離婚率上，上教會的人與不上教會的人沒有差距。就算這個數字有一定的誤差，也仍可顯示，文化的鴻溝甚至不能用上不上教堂來分野。也就是說，宗教信仰並不再能決定一個人的行為模式。

我們因此可以說，基督教的傳統價值在日漸式微。無論在教內，還是在教外，宗教信仰只不過是個人私下的偏好，與我們公開的行為、選擇沒有什麼關係。許多上教堂的人，雖然還保持了一套基督教的術語和儀式，但其內涵卻已經被“外面”的世界觀同化了。

真正影響人選擇的其實是一種叫做“接納圈”的東西。凡是在這個圈子裡面的論點，人們一般不加考慮就接受。在這個圈子以外的，不用考慮就可以拒絕。

這個圈子就是一套世界觀。今天在社會上有勢力的，是一個深受精英掌控的世界觀，也就是人本的自由主義的世界觀。凡是世界觀都帶有信仰的成分，關係到我們的目的和價值。所以，布朗教授所說，美國已經決定性地轉向“異教”，並不是無的放矢的。

五、我們有何因應之道

紐比金主教（Bishop Lesslie Newbigin, 1909-1998），在三十歲（1939年）時，被“聯合改革宗”派往南印度作宣教士。當他六十五歲（1974年）回到英國伯明罕時，他驚異地發現，自己回到了一個比印度教更難傳福音的文化環境，回到了一個陌生的異教文化。

在印度，他需要思索用印度教徒能夠了解的方式，但又不縮水地傳遞基督的信息。他所遭到的是反對，是壓迫。回到英國，他發現還得用一套不同的語言，來與新的英國文化對話。他所遭到的是白眼，是藐視，和更深層次（真理觀與價值体系）的拒絕。

如何向這個西方的異教文化傳福音，培養人真正的作主的門徒，可能是今天基督教最大的挑戰。就像許多人所說的，美國文化已經進入了“後基督教”時期。文化的鴻溝不但存在，而且或許就存在教會和家庭中。在我們把矛頭對準別人以前，我們更應該自我反省。

卡爾．亨利指出了基督徒應當正視文化的需要，傳承文化的使命，而不是自外于文化。紐比金主教更進一步點出了問題所在。美國（和西方世界）今天所面臨的是個多元的異教文化，這個文化有現代主義的色彩，也有後現代主義的色彩。

雖然本文所講的主要是美國的文化環境，但其實它對海外的華人社區，和華人教會還是非常貼切的，尤其是針對華人教會的下一代。那麼，我們可以做些什麼呢？

首先，紐比金主教給了我們一個很好的榜樣。當他在異文化的印度傳福音時，他盡量尋求對話，甚至常常到印度廟裡，去了解他們的思想方式和價值觀念。他沒有用一種定罪異教的態度來宣揚基督教。

他一方面用對方能夠理解的方式，向他們傳講基督的救恩，一方面卻並沒有把基督教摻水，以方便地融入印度教的文化中。

我們也可以用這同樣的原則，來面對今天的異教文化。不要總是抱著自以為義的態度去論斷人，要知道這是兩個不同的文化在對話。

我們要積極地尋求對話，而不只是定罪、批評。例如，我們儘可以就墮胎問題，或同性戀問題，敞開地對話，尋求了解，探討人類共同的需求，和我們共同的殘缺。因為，這些既然是心靈（不只是道德）的問題，聖經既然是上帝對人類的恩言，我們必然會有共同的語言。

反過來說，一般社會所關心的社會公義、環保、個人自由，等等問題，我們也可以由對話，由聖經的原則來思考。

筆者深信，我們的態度，和如何將真理應用在今世的切入點，是非常重要的。我們不必總是帶著受威脅的心情來面對當今的世界，在排斥與接納異己之間，需要的是一個謙卑、開放的心靈。這種對自我的反思和討論，也應當儘速在基督教的園地裡展開。

再者，我們要回到聖經的中心思想。紐比金主教提醒我們，有些人總喜歡在信仰上劃圈子、分界線，而基督教最重要的是它的中心信息，而不是這些不同的標簽，不同的門戶。讓我們在信仰的中心上合一，在傳福音和文化使命上合一。在歷史上，什麼時候基督徒被上帝的愛所激勵，帶著懺悔的心彼此接納（而不是彼此批評），什麼時候基督教的信仰就有了活力，也就能夠對現世有正面的影響力。

除非基督徒重新渴慕上帝的話語，把重心放在完成祂的使命上，否則就沒有一個持定的方向，也不能体會上帝的心情。一個紛爭的家庭，是沒有凝聚力的家庭，也是一個無力向外的家庭。

再次，基督徒不一定就是共和黨，也不一定不能是民主黨。政教分離的原則，是一個非常明智的觀念，我們不要在基督教的倫理觀與任何政黨間劃等號。也許有人覺得坎坡婁（Tony Campolo）的作法不符合傳統，但是他確實是一位客觀、誠懇的基督徒。在《耶穌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一書中，他指出，兩黨都有些政策是符合聖經原則的，兩黨也都有些政策是不符合聖經原則的。

再次，多元文化的一個後果，就是信仰和道德的私有化。我們常常聽到一些似是而非的說話，我們不要把自己的道德觀念強加于別人身上。政教分離的原則是制度上的，不是倫理和道德上的，一個社會最高的道德原則不可能只有彼此容忍。沒有一個有活力的社會，是能夠道德中立的。

只是，我們還是要尋求對話，不要只用政治立場來貼標簽、戴帽子。在一個民主國家裡，我們可以有不同的意見，但不必要彼此攻擊、謾罵。

從這次總統選舉以後，人本的自由主義受到挫折。這或許表示，在這多元的文化氣候中，已經有人對那種將自由絕對化的主張產生懷疑。後現代的心靈沒有現代主義的包袱，他們或許更能對意識形態進行反思，更能夠客觀、真誠地尋求文化困境的出路。我們對這個新興族群對話，更需要尋求了解，尋求交集。

當耶穌基督復活，託付大使命的時候，祂首先面對的，是恢復門徒的信心和愛心。在祂託付彼得看顧祂的羊群以先，祂重複三次問彼得說，你愛我嗎？因著這個愛，彼得才能在晚年的時候要求長老們做群羊的榜樣，而不是要轄制羊群。

這是加略山的愛，是十字架受死的愛。讓這個愛帶領我們自省，讓這個愛幫助我們多謙卑、少批評。讓這個愛帶領我們寬恕，讓這個愛打開我們狹小的心胸，讓這個愛使我們更能去愛人，更能夠在傳福音和文化使命上與其他基督徒同工、合一。

因為，除了基督的愛，我們沒有什麼別的可以誇口的，也沒有什麼可以給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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