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維東
|
我花了兩個晚上看完《神州》，我知道這部片子註定了要眾說紛紜。它的優點是非常直觀和簡潔，並富有詩意。這部七集的系列片從“道”的角度將中國歷史分成四個階段，即：敬虔時代、智慧時代、人本時代和回歸時代，它回答了這幾個無法迴避也不應迴避的問題：一、上帝有沒有在上古的神州留下印記？二、中國苦難的來源？三、中國應該走什麼樣的路？ 影片一開始就詩意地將《詩》、《書》和《史記》等中華民族的古老記憶與聖經《創世記》裏記載的人類起源與信仰起源作了一番比較，旁引博證中國人和猶太人一樣，都來自上帝的創造。倉頡造字的像形與表意生動地表明了“字中有信”、“字中有道”，比如“示”、“帝”、“祭”、“祝”、“禍”、“社”、“祈禱”、“禁”、“婪”、“船”都神意冥冥地和《創世記》完美地契合。上帝的印記像基因一般鑄造著“神州”的文化載体，這個文字上的小細節幾乎和大歷史同樣重要地顯示或者喻示了神的存在。 然而文字上的“暗示”是不夠的，“神”在中華民族的精神屬性裏佔有什麼樣的位置？究竟是本原的還是“進口”的？ 《神州》以“道”為切入口，剖析了古老中華文明與同樣古老的聖經的內在、神奇的對應關係。老子的《道德經》成了這個對應的座標，那個深沉的話外音告訴我們，聖經裏說“神是自有永有者”，老子說“道以自身為法度”；老子更或直筆或曲筆地為後人勾勒出一個“聖人”形像，這個聖人是人認識道的中介，是天下的牧者；他“不行而知，不見而明，不為而成”；他是義人的寶貝，是罪人的中保(救贖)；他忍辱負重，卻為天下之主！對聖經熟悉的朋友，不需要想像就可以像大作家林語堂那樣發出這樣的感嘆：“老子與耶穌在精神上是兄弟”。如此驚人的“巧合”只能是奇蹟了，或者說是神跡，那樣的思想和“想像”超過人的思考能力，它只能來自啟示。這樣一來，老子就是大道失落之後見證大道的先知。影片對老子身份的述說，給了觀眾一個永久的“懸念”：“老子這個人神秘莫測，撲朔迷離。其姓名、籍貫、仕旅、行蹤、享年、世系等等無一不成問題。‘舉凡先秦西漢關於老子之文獻，幾無一可據’”，《史記》裏雖提到老子，可最終司馬遷卻不得不“認輸”：“莫知其然否”。 這應該是《神州》片中最精彩也最有價值的部分，但爭議最多的似乎也正是這一部分。就我個人而言，爭論《道德經》究竟是普遍啟示還是特殊啟示實在沒有多大意思，關鍵的問題是，我們有沒有感覺或認識到“道”與神的聯繫呢？當然了，如果有人能從聖經的角度有理有據地反駁《道德經》固然好，否則拿聖經上“沒有說過的”作為“論據”就太空泛也太教條了，甚至有些迂腐。 既然“道”曾在中國的上古執行，那麼就必須回答“大道存焉”的時代是怎樣的時代？它與此後的“失道”時代有什麼不同？ 《神州》說：“西周滅亡以先的兩千多年，敬虔無疑是神州大地上的主旋律”，《史記》、《詩經》和《尚書》等古籍提供相當多的佐證或暗示。從炎黃、堯、舜、禹到成、湯、文王、武王這些英明的帝王們都敬畏上帝，將天下視作上帝的託管之地，而非私有財產。所以他們能夠無私地傳位給“品學兼優”的賢能之士，而非自己的子嗣。帝王的坦蕩無私必然影響他的臣民，所謂上行下效，上面好，下面也自然地跟著學好，想想看，人家帝王連天下都捨得讓出來，你我為了五斗米而折腰豈非“太沒品味”？出現令孔夫子感慨繫之的“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乃是情理之中的事。 但是不是只要“大道存焉”，社會上就杜絕了醜惡呢？不會，亞當與夏娃作為“第一代傳人”，他們與上帝的關係多密切呀，還是犯罪了。其實在大道未失的前春秋時代，不義的朝代也有，就像大衛與所羅門王朝一樣。《神州》雖也提及到這些朝代，但仍然採用“宏敘事”，沒有從人性與原罪的角度予以闡發，給人感覺是只要信了神，就太平盛世繁榮昌盛。從世界史來看，也沒有跡像顯示一個信神的國家就遠離了戰亂和殺戮。 禹帝臨終前托賢人伯夷接班，可是百姓們不知道是哪根筋擰了，非要讓禹的兒子啟繼位，理由很簡單：吾君之子也！禍亂由此生，因為有人不服啟，於是宣戰；啟戰勝敵人後，覺得自己實在太了不起了，在高原之上為自己演奏屬於上帝榮耀的《九辨》和《九歌》，並將其改編為自己歌功頌德的《九招》。自啟以降至孔甲的七代，這些不肖的子孫們將先祖的神州中飽私囊，變成“家族企業”：或者父傳子，或者兄傳弟，或者叔傳姪，反正“肥水不流外人田”，既然“天下為私”，那麼人慾橫流就是必然。影片有力地展示了當“神道”被“人道”取代時出現的惡果。至於啟雙耳掛著蛇，乘著龍上天盜取《九歌》,我以為應拿它當傳說看，而不宜強調它的史實性。 同樣，孔甲食龍的像徵意味也遠遠超過文本的真實性，事載《史記夏本紀》。話說昏君孔甲收養了從天而降的雌雄雙龍，有個叫劉累的人為其馴養，得御賜“御龍氏”的姓。後來，雌龍死了，御龍氏為了表達忠心，將雌龍做成肉醬給孔甲吃，這昏君的食慾甚是奇特，居然吃龍肉上癮，御龍氏害怕了，慌忙逃走，那條雄龍也不知所終。《神州》指出，中華民族的大難正是因為那只懷恨的雄龍而生：它與神州有“食妻之恨”，所以它要昔日那個太平盛世的神州變成鬼哭狼嚎的地獄。比較《創世記》，那條古龍不也是由於對神的嫉恨，而將神的兒女逼出伊甸園的嗎？詩人穆旦在四十年代意味深長地說：“無數年來，我們還是住在這塊土地上。可是在我們生人群中，為什麼有些人不見了呢？在這驚異中，我就覺出了第二次蛇的出現。”(《穆旦詩全集》中國文學出版社，p63) 自孔甲之後到夏桀這個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暴君之一，神州在歷經十一朝代的蹂躪之後，終於迎來一次短暫的“成湯復興”。成湯真正替天行道，誅夏桀，建立了榮辱共存的商朝。作為商朝的創業之主，成湯恪守先祖正道，仁心愛民，號召他的子民要敬畏上天，他自己當眾認罪：“但願你們萬人之罪，都落在我一人身上；我一人的罪過，不會殃及你們萬民。”（可能是指在討伐夏桀的戰爭中不可避免的殺戮，筆者註）可惜成湯的清世僅一代而終，他的子孫們未能繼承“先輩的光榮傳統”，背離天道，局勢動盪不安，光都城就遷了五次。直到盤庚繼位，他發誓要回歸先祖成湯之道，不顧眾怒將國都遷回成湯故都，他坦然地說：“我心篤定虔誠，恭謹地承載萬民之命”。果然，盤庚之朝，國家興旺，百姓安居樂業。 《神州》為觀眾提供了一份具像的認識：文王武王到成王康王的西周時代，可以視作中華民族信仰的一次大復興，天下太平無事，居然有四十年的時間用不上刑罰！《史記周本紀》僅這樣輕描淡寫的一筆就為我們勾勒了一個令人神往的時代，跟現在這個每天都有無數罪案發生、政府不斷修正法律(顯然是刑罰不夠用了)的時代相比，那是個多麼美好的世界啊！可是人的罪惡最終像烽火台上的烽煙一樣瀰漫開來，並和龍的毒氣交會在一起吞食了先祖的馨香之氣。 春秋戰國時代來臨了，“民攻打民，國攻打國”，一殺就是五百年！秦始皇以極端的暴力和暴政一統天下不久，這位做夢都想著長生不老和千秋萬世的“皇帝一世”僅十五年就丟掉了江山；接下來，“風水輪流轉”，自漢、三國、晉、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再到民國，二千多年來，每一次朝代的更替就是一次集体的殺戮，苦難深重的中華民族啊，你為什麼就不肯回頭歸依先祖的大道呢？李白有一首詩《謁老君廟》：“先君懷聖德，靈廟肅神心。草合人蹤斷，塵濃鳥跡深。流沙丹灶滅，關路紫煙沉。獨傷千載後，空餘松柏林。”真是大手筆啊，先祖神聖的輝煌，後世沉淪的悲劇盡收筆底。 李白之後的神州，在雷同的朝代更替中，重複著雷同的苦難。遠的不說，令中國人記憶猶新的文革浩劫，那就是一次“人造神”的集体瘋狂。這真是怪事，明明有個神卻不去信，非要去虛構一個神，更怪的是，在偶像一個個破滅的時候，還不願歸依真神。我們有過科學救國的洋務運動、我們有過“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的大躍進運動、我們有過全盤西化的民主運動，但都失敗了，因為我們離開了神！ 《神州》裏詳實的資料，雄辯地證明了中國苦難的根源。但有些資料頗有商榷的餘地，比如說太平天國。竊以為洪秀全自始至終都算不上是個基督徒，他一開始就斷章取義，上帝在他那裏與其說是信仰還不如說是個幌子；還有“貞觀之治”似乎也難以說因為李世民推崇黃老之說達成的。黃仁宇在《中國大歷史》裏說“只不過因為儒教的紀律，促使當今天子在內部製造了些許監督方式來警惕他本身”(三聯書店，九七年版，P111)，可見李世民仍是用儒教治國。我在前文提到過，並非君主信了神國家就一定強大，反過來也是成立的：君主不信神國家不一定就不強大，比如說北魏、武則天的王朝，還有看看現在的日本。 我或許太苛求了，對於這樣宏觀敘事的電視片來說，關注人性的掙扎可能有很大的技術困難。聽說遠兄現在在拍一部新片《十字架》，也許那可以彌補《神州》的小小缺憾。□ 作者來自安徽，現從事統計分析工作，業餘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