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戰”情結的分析
熊 璩 |
上帝永遠站在我這一邊!今年4月是美國林肯總統被刺一百三十七週年的紀念(1865年4月14日)。林肯總統所處的,是一個缺乏領導的膽識、沒有完整的道德(moral integrity)的時代。可以說,他靠著對人類尊嚴與平等的堅強信念,和他從信仰上帝而來的裡外一致的道德勇氣,加上他高瞻遠矚的領導魄力,隻手把美國從分裂和良心破產的邊緣挽回。在1865年3月4日,林肯發表了第二次就職演說,這是他生平最重要的演說之一(該演說與葛低斯堡(Gettysburg)演說同展于華府的林肯紀念堂)。當時戰爭即將結束,距他受刺僅四十天,正好像是他的臨終告白。 在演說中,他沒有一絲勝利者的得意,也沒有宣稱“公理”終於戰勝了“邪惡”。相反地,他承認自己也可能犯錯,他把自己包括在那些“急功近利、貪圖眼前的勝利,卻忽略了解決根本問題”的人中間。 他提到南北雙方都向同一位上帝禱告,雙方都要求上帝嚴厲地制裁對方,他引用聖經的話來責備這種心態的荒謬。他那種謙和虛己的態度,讓那些成天價吶喊“上帝站在我們這一邊”的人汗顏。 他呼籲國人思考一些嚴肅的問題,共同為一代的美國劃下歷史性的定義。他告誡國人,由於奴隸制度帶來傷害,上帝才容許這個可怕的戰爭發生。他結語中說:“沒有怨恨,只有同情的愛,和對是非的執著。當上帝將是非顯明時,讓我們努力完成祂的託付。”他的話雖然低調,卻沒有溫情主義的怯弱,乃是反映出他內在的堅強。 是的,美國是一個政教分離的國家。但是,政教分離並不等于把個人自信仰而來的信念和世界觀,踢出政治圈外。同樣地,整天把上帝掛在嘴上的人也不等于就是站在上帝的一邊。 這位絲毫沒有“自義情結”的傲僈,也沒有“正義化身”的偏見的林肯總統,在我們如今面對回教世界的困境中,給了我們什麼啟示?
伊斯蘭教是仇恨的根源嗎?伊斯蘭教是否與西方文明有著基本的衝突?它是否仇視異己?許多人都在討論這個問題。“9-11”事件之後,這個問題就更加尖銳了。一派人(包括布希總統)認為,伊斯蘭教是愛好和平的,與現代文明並沒有基本的衝突。賓拉登的恐怖活動,是扭曲了伊斯蘭的信仰,連伊朗的報紙都公開指責這種殘暴的行為。可蘭經的“聖戰”其實是指著個人靈性的掙扎,而不是武力的鬥爭。賓拉登之于伊斯蘭教,就好比麥克維(美國奧克拉荷馬市大爆炸主兇)之于基督教一樣,是不能等量齊觀的。 另一派人則認為,伊斯蘭教是排斥現代化的。特別是原教旨運動的教徒,他們呼籲回歸到純正的伊斯蘭信仰。他們認為現代化(西化)腐化了伊斯蘭社會,他們把社會一切的病態都歸咎于西化,因此要消滅代表西方的一切。原教旨運動是伊斯蘭教中發展最快,也最活躍的一支。他們在沙烏地阿拉伯、巴基斯坦所成立的回教學校,是傳佈仇恨西方的溫床。 其實,從歷史記錄來看,早在十字軍東征數百年之前,伊斯蘭教就有迫害、殺戮拒絕歸附者的做法。就是先知穆罕默德本人,雖然他起初對猶太教徒和基督教徒表示友善,但是他也有砍掉數百個反對他的猶太人的頭的記錄。 但是,我們也不能就此歸納說,伊斯蘭教是散佈仇恨的。否則,反對基督教的人也可以在舊約聖經裡,或是在歷史中尋找到殘暴事件,並歸納為基督教是散佈仇恨的。在歷代的教會裡(包括今天的宗教右派),我們都可以找到一批心胸狹窄、分門別類、自以為義的信徒。他們的教義可能非常正統,但是他們對異己的壓制,無論是出於“傲慢與偏見”,或是為了爭奪利益,都為人類帶來了許多悲劇。基督教如此,伊斯蘭教也如此。 伊斯蘭教派別複雜,原教旨運動號稱是回歸正統,其實反而帶來災害。墮落後的人類,總是利用宗教來為自己傲僈的行為辯護,並且以自己的偏見來詮釋教義。如何洗脫散佈仇恨的嫌疑,這可能是伊斯蘭教本身在廿一世紀所應解決的最大問題。回教國家亦當自省,為什麼殖民主義在回教國家帶來的後遺症遠超過其它地區?自身為什麼常常是最少蒙受現代化利益的族群? 基督教的改教運動與理性主義的互動,刺激了啟蒙運動的興起,構成了現代化的理念基礎,這是今天的伊斯蘭原教旨運動所缺乏的。至於伊斯蘭能否在教義中找到新的立足點,產生像當年馬丁路德一樣的改教者,這是我們無法斷言的。
那麼,什麼是基督徒對待恐怖暴力的正當反應呢?對少數回教徒所表現的極端行為,我們最常看見的是美國人的兩極反應。一種是自義情結。在報仇的前提下,一切的行為都成為合理,這是非常可怕的。第二種表現是懦弱的同情心。在“愛仇敵”的前提下,空講饒恕、和平,但卻忘記了正義和公理,更無法向死難者和家屬交代。我認為一個更為合理的反應,是林肯總統的榜樣:一方面與邪惡的行為抗爭,一方面哀矜勿喜,除去以往政治利益掛帥的態度,謙卑謹慎地幫助回教國家走上開放、民主和自由的軌道。是的,許多的罪惡都藉著自由和民主的美名在散佈,但是墮落的人類還是只能在一個開放、容許異己的社會中,才能看到自己的真面目。 我們為布希總統“邪惡軸心”(Axis of Evil)的論調感到擔憂。如果美國不顧國際輿論,強加意願于它國之上,如果美國在國際政治上沒有站在道德的高峰,且仍然擺出一副公理代言人的姿態(骨子裡卻還是大國沙文主義的老調),它就沒有真正認識到“9-11”的嚴重性,類似“9-11”的痛苦就可能無限期地延續下去。 “9-11”事件之後,當初美國受到全世界的同情。布希總統對恐怖組織的宣戰,站住了道德的高峰,顯出了堅強的領導力、給予了國人清晰的方向感。這是重新建立國際形像的最好時機。我們但願林肯總統的警言:不要“急功近利、貪圖眼前的勝利,卻忽略了解決根本問題”,能夠在今後指引美國領導者的方向。
巴勒斯坦的悲劇經過了“9-11”的恐怖之後,第二件最讓我震驚的是:二月初,一位二十八歲、充滿活力的巴勒斯坦護士,竟然在以色列街頭引爆自殺炸彈,炸死了一位以色列人,炸傷了一百五十位。國家廣播公司展示了這位女士的錄像帶,我們看到的是一位活潑開朗、年輕漂亮的婦女。這不是我們心目中典型的恐怖分子,這代表的是一個絕望的民族最後的掙扎!到執筆時為止(2月21日),從2000年9月以來,十七個月的暴亂裡,巴勒斯坦至少死了九百八十七人,以色列至少死了二百八十一人!這是民間自發的恐怖行動與國家組織的恐怖行動,兩者間交織升級的悲慘後果,也是人類“文明”歷史上的一大悲劇。 我們究竟當怎樣看待這些非理性的循環殺戮,並解決這些人類的悲劇呢?明顯地,夏隆和阿拉法特不是解決問題的人。 在美國通常聽到的支持以色列的理由是:
a) 以色列是中東唯一的民主國家,是美國最忠實的伙伴。 而且,“9-11”事件以後,許多人為巴勒斯坦兒童的歡慶而忿怒。“奧斯陸和平協議”到了2000年破產,許多人也為阿拉法特不肯簽署克林頓總統所支持的和平協議而忿怒,他們認為阿拉法特沒有誠意達成協議。 阿拉法特可能的確沒有誠意達成協議,但是許多美國人並不了解巴勒斯坦人所處的困境。雖然還有少數阿拉伯極端份子,仍想將猶太人趕出巴勒斯坦,但絕大多數的巴勒斯坦人都接納以色列國的存在。以色列國的生存權並不是問題所在。 真正的問題是猶太屯墾區。這些在約但河西岸和加薩走廊大量興建的屯墾區,都是1967年戰後的侵奪地,是不合法的。區內的猶太人,擁有的是歐美水準的高級享受,一流的現代化設備;區外的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擁有的是貧困和難民營。許多住在屯墾區裡的,是新近從紐約或其它地區搬來的猶太人。他們開著流行的車子,向在該地居住了數十代的巴勒斯坦人吼叫:“滾開,這是上帝給我的應許之地。” 為了擴展和保護這些在以色列領土以外的屯墾區,以色列沒收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士兵用開路機鏟平了他們的住宅,砍伐樹木。不但如此,以色列還控制所有進出屯墾區和通往以色列國境的通路。從表面上看,以色列容許巴勒斯坦建國。事實上,以色列所控制的好像是瑞士乳酪,巴勒斯坦所擁有的,不過是乳酪中的空洞。以色列控制了所有的主要通道,只有以色列人可以自由往來。相對地,巴勒斯坦人不能隨便行動。尤其是車子,從任何一個地點去另一個地點,都要通過許多以色列設的路卡,接受檢查。常常有巴勒斯坦的孕婦,因為要通過重重關卡,趕不到醫院而在路上生產。 這樣的一個“巴勒斯坦國”,不但其國民不能自由往來,更好像是二等公民,處處受到限制和干預,其情況可以說比當年南非的種族隔離還可憐。這就是為什麼在2000年時,阿拉法特不能簽字的原因。 但是以暴力和恐怖對付無辜的平民,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不能容忍的,不論是以宗教為本的自殺炸彈,還是以優勢軍力為恃的殺戮無辜。人們總以為這是種族間和宗教間的矛盾,人們怪罪宗教,帶來仇恨。但往深層看,它是人類墮落的結果,是人類私心的表現。當對抗的雙方都認為自己代表正義,是受害者,不斷地以牙還牙時,那不過是傲慢與偏見的又一表現罷了。因為傲慢,沒有一方願意承認自己可能有錯;因為偏見,凡不是我族類的都可誅(至少是不配受到公平待遇的)。宗教,不過是人們用來顯明自己有理的護身符罷了。 美國是世界上唯一能幫助解決“以巴死結”的國家。可是作為以色列的保護國,美國國內的政治現實,不太容許政客們用林肯的態度來解決爭端。美國的雙重標準對解決問題固然毫無幫助,自從以色列前總理拉賓于1995年被刺以後,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也都缺乏有魄力、有遠見的領袖,這是很難突破困局的主因。這是人類自掘的墳墓,請不要歸罪于上帝! 可貴的是,還是有一批“社會的良心”(註1)。他們一方面指責暴力,一方面用非暴力的手段向以色列政府抗爭。當以色列士兵要鏟除巴勒斯坦的居住區時,他們就用和平靜坐示威的方式來阻攔。這些人勇敢地站在強勢的以色列政府,和巴勒斯坦宗教極端份子之間,要求雙方冷靜地解決爭端。我認為,這種非暴力的抗爭才是更有力、更能受到國際同情和支持的方式。這其中有許多是巴勒斯坦的福音派基督徒,也有猶太的拉比,以及天主教徒。他們的努力,可能是黑暗中唯一的曙光。 那忍受罪人這樣頂撞的,你們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來》12:2)。 巴勒斯坦這塊土地是當年亞伯拉罕所蒙的應許之地。它是耶穌基督在世時足跡踏遍的地方,它也是傳言中穆罕默德的升天之處(耶路撒冷的Dome of the Rock,也是Al-Aqsa回教寺)。人類最殘酷和非理性的表現,竟然發生在所有的當事者都認為是聖地的地方,這或許是對人類文明最大的諷刺吧。 現今,這塊土地的情形,與當年耶穌基督在世時的情景也非常相像(註2),都是充滿了仇恨與衝突。而當年的耶穌是一位年輕的拉比,充滿理想,對時代不滿,到處向被統治的人傳講天國的福音。他幾乎是獨排眾議,傳揚非暴力抵抗的信息。他告訴我們,人們必須彼此原諒才能和平相處,也才能有實現公理的可能。他當年所傳講悔改和寬恕的信息,到今天還是一樣的適用,也一樣的“極端”。 當年造成爭端的因素也與今天相似,不同的只是技術的進步。當年充滿了經濟的不平等,要求自治,存在著許多極端的宗教狂熱份子,恐怖行為,末世論,和不斷的冤冤相報。甚至連“全球化”的情況也都相似:兩千年前,它整塊土地都受到羅馬帝國的統治,清一色的羅馬式建築,羅馬稅制,羅馬軍團,和分封的王。今天,美國代替了羅馬。美國的軍力、經濟力、甚至世俗文化都深深影響著此地的生活。受苦的,仍然是這塊土地上的人。 因為人類的敗壞,兩千年之後,我們還是無法得到地上的和平。我們只能承認,純粹政治角度的方案,絕對不可能解決問題。但願所有的當事者,都能放下自己的傲慢與偏見,放下歷史的包袱,仔細地反思耶穌基督的信息。但願他們都到上帝的面前悔改,為了子孫,和好地相處。 這,究竟是可能的嗎?今天的林肯又在哪裡呢?□ 註: 1.包括Christian Peacemaker Team (CPT), Israeli Committee Against House Demolitions, Rabbis for Human Rights, Sabeel Ecumenical Liberation Theological Center, Palestinian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Non-violence, World Vision Palestine, etc. 請到http://www.sojo.net/ 的網站閱讀詳情。 2.本段論點參考"The Body and Blood, the Holy Land's Christians at the Turn of a New Millennium (A Reporter's Journey)," by Charles M. Sennott, Public Affairs, 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