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登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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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中國可以說是一個“道德逆向淘汰”的社會，越是有道德的人越有可能被淘汰。若嚴格按照良知與道德行事為人，就有可能面臨一個個的難題與困境。 日前讀到《生命季刊》上的一篇文章，有一個基督徒，做財務的，領導要他做假報表，把年度利潤提高8％。結果這位弟兄不願在別人的罪行上有份，沒有這麼做。然而他恐怕此事遲早要“東窗事發”，嚴重的話，他可能要丟掉飯碗。 風高月黑的“良知” 我常遇到有基督徒這樣說：這是小事啦，小事何必認真呢？或者：管他的，不管用什麼手段，我只要先富起來，以後再多做些公益事。 這是兩種對於道德實踐的錯誤態度：第一，不重視細節。第二，不重視目標與手段的統一。讓我們來探討一下這兩個問題。 第一、細節重要嗎？ 中國先祖本是比較注重細節的，所以有“防微杜漸”。然而中國人由於沒有來自信仰的嚴格道德要求，所以“大行不顧細慎，大禮不辭小讓”。這表明我們的祖先更注重一些策略性的變通，而對原則並不過分認真。所以近代以來，當傳統的道德與宗教系統崩潰以後，國人就比任何時代都更實用主義和功利主義了。中國人也空前地粗鄙化，對細節越來越不重視了。 但是細節在道德實踐中是非常重要的，不重視細節表明不重視細節背後的原則。在細節上妥協，很可能是對這個細節所代表的重要原則的踐踏。 唐崇榮牧師曾問一位鐘錶行家：“你知道為什麼最好的手錶是日內瓦生產的嗎？”答曰：“不知道。”“因為日內瓦有加爾文的改教。”唐牧師說。正是因為基督教非常嚴謹和注重細節的精神，使日內瓦的工匠們生產出了最精確的手錶。 其實聖經是極重視細節的。主耶穌教導我們：“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路》16:10）祂說，我們如果在小事上不忠心，誰還將大事託我們管理呢？祂說，若不是上帝的允許，連一個麻雀也不會落到地上，祂說我們如果把一杯水給門徒中最小的一個喝，也會受記念。 過去看舊約聖經，那些上帝頒下的律法，繁瑣得讓我覺得厭煩。現在我才發現那是一種非常偉大的精神，精確到不允許有任何歧義出現。聖經《民數記》中有一處令我深深感動，就是上帝告訴摩西，祂揀選了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一切頭生的歸我。而且，上帝說：“以色列人中頭生的男子，比利未人多二百七十三個，必當將他們贖出來。”（《民》3:46）這從一個角度，說明我們的神很重視個体的生命。 神要每一個信靠祂的人，在內心中對祂完全負責，包括回應祂在道德上對我們的呼召，讓我們“成為聖潔，無有瑕疵”（《弗》1:4）。因此做為一個基督徒，我們要在每一個細節上謹守，有勇氣在每一件小事上，按信仰對我們的要求去做。 第二、手段隨便使 ？ 在我成為基督徒之前，有一段時間，我與一位中國人民大學畢業的朋友都落到了很落魄的地步。我的朋友滿懷仇恨地說：“把我們逼到這個地步，它有好果子吃嗎？”我們那時在廈門，研究了廈門的歷史後，發現廈門史上成功的人如鄭成功等輩，都是幹海盜、走海路起家的。於是我們決定幹走私，並制定了計劃。好在後來沒有實施。 那時我的朋友說：“我研究過，香港的大富豪很多都是幹不法勾當起來的。但是他們發財後可以捐錢辦慈善事業，名利雙收。其時人們並不關注你是怎麼發達起來的，人們關注的是有錢後你都幹了些什麼。”這種為了目標不擇手段，然後“行善積德”的觀點，在中國相當普遍。其背後的哲學基礎有很深的佛教背景。 東方宗教認為每個人都有一個功過簿，如銀行存摺，功過如借貸可以相抵。這就為一個人行出不義開了破口。因為照此觀點，我目前雖然行兇殺人，我將來可修廟築路來將功補過嘛。但是基督教卻主張基督徒的每一個行為，都要符合信仰的道德準則，沒有“將功補過”的觀念。更重要的是，基督教看重動機。 記得我在當記者時，有一次一個單位送了一百塊錢給我（這種採訪時給記者發“紅包”的現象，至今仍十分普遍）。我當時不願收，但是盛情難卻，於是我就收下了。心想，手頭正緊呢，將來有錢了，再把這錢捐給“希望工程”吧！後來這一百塊錢到底沒有捐出去。我當時的心理是：為了眼前的需要，我雖然行了不良善的事，但是我可以用我將來的“行善”來彌補現在的不良善。 去年也聽說河北某高官在出事前，曾趁著月黑風高，給某佛教組織送去幾百萬。此動機，大概與我當年如出一轍。然而，每當我們做一件不道德的事情時，社會正義已經受到了一次真實的踐踏，我們的良知已經受到了一次真實的出賣，但是未來的“善”卻未必能行出來。即使行出來了，這種“善”在量上，肯定比我們在踐踏道德時造成的損失大得多。一個能捐出幾百萬的人，不貪個幾千萬才怪呢。 再從原則上說，當下的不良善會為之後更多的不義開出先河，也為更多的人做出了破壞原則的示範。它的負面影響，是任何善舉的小毛毛雨所無法抵消的。 過去我讀了太多獨裁者的書，認為中國要發展、要民主化太難，必須由一個人發動流血革命，大權在握、削平一切對手後，施行民主憲政。這是一個目標與手段分裂的典型想法。 其實一個踐踏原則的人，當他以踐踏正義原則的手段獲得實力後，他是絕不會用踐踏正義而得到的實力推進社會正義的。因此我們不能以將來實踐正義為藉口，為我們目前踐踏正義做藉口。 你配怎樣的政府？ 美國獨立宣言：“上帝賦予人生命，也賦予人自由。” 個人的選擇是自由的起點，個人的正確選擇是增進自由的基礎。安利公司（Amway）的總裁狄克．狄維士，在他的《黃金之門》中提出：“個人能夠選擇的範圍大小，有賴於社會所提供的自由程度。而社會能夠提供的自由多寡，卻有賴於社會成員個人的選擇。個人的選擇愈‘正確’，社會能夠提供的自由就愈多。個人的選擇愈‘不正確’，我們能擁有的自由就愈少。” 那麼什麼是正確的事呢？狄維士認為每個人對事情的對與錯都有直覺的判斷力。這種良知是人性的一部分。“我相信，上帝給了我們一個道德的藍圖。”狄維士說，“良知是瞭解此一藍圖，並接受上帝引導的工具。”他認為如果相信自由是天賦人權，那麼有利於增進自由的就是正確的。 我認為，做為一個基督徒，“正確”的事就是符合聖經教導的事，主耶穌說：“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這人就是愛我的。”（《約》14:21）即使退一步，在道德的領域講，聖經上的要求是這個世界所能見到的對道德的最高的要求。如果我們遵循聖經的要求而行，我們就可以臻致最高的良善。 自由主義的一個理論預設是，如果給予社會個体充分的自由，那麼這些個体就能充分發展，為個人追求到最大的幸福。而因為個体得到了最大的發展，他又能為社會其他成員提供更多的發展機會。自由可以使一個社會的幸福達到“最優化”。 從基督教的觀點看，我們有必要對自由的精髓做更深的探討。自由的精髓的基點，應是一個人有健全的人格，因為有這樣健全的人格，人們才能成功地實現自我管理。個体的成功自我管理應是社會自由的起點。 什麼樣的人民配有什麼樣的政府。而一個在心靈上被邪惡與不法奴役太久的民族，是無法通過改變政体實現社會自由的。因此，在一個社會通往幸福與自由的道路上，我們不能企望來自政府的恩賜。做為政府的本性而言，如果能通過專制的形式來統治，它是絕不會自找麻煩去推進民主與自由的。 而一個社會是否自由的重要標準是，是否有自由的言論、是否有代議制。但是這些並不是社會自由的根本標準，也不是自由的根基。自由的根基在於社會的個体是否有健全的人格。有了人格健全的個体，這些個体又有對於自由的正確認識和實踐良善生活的追求，這個社會一定會逐步走向民主與自由，這個社會離幸福就不遠了。 然而，健全的人格、對自由的正確認識，到底從何而來呢？是自發自生的嗎？曾幾何時，我們對自由的理解，不就只是“為所欲為”，是想怎麼說話就怎麼說話，想怎麼罵人就怎麼罵人，甚至把自由理解成流氓無產者。 耶穌基督說：“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約》8:32）有了對於真理的正確認知，才會有實踐良善的勇氣，從而帶來更多的自由。這是通往自由的唯一真道。 小賣店的勇氣 在中國當代做一名基督徒確實很不容易。一方面信仰對我們有非常高的道德要求，另一方面整個社會的生活現實，卻相當不重視誠信、良善、公義等最基本的道德準則。到處謊言充斥、爾虞我詐、為富不仁。如果我們照信仰的要求去做，可能會失去很多利益。道理很簡單，當非法與不義成了整個社會的流風，也成了利益分配與財富分配的遊戲規則時，不“黑”的人、不願“黑”的人，自然無法加入到這樣的競爭中去，或在競爭中因為“技不如人”會落於不利的地位，甚至被淘汰。 在這樣一個遍地不義的時代，我們是否仍要服從我們內心道德律的指引，是否仍要對自己的良知負責，堅持在遍地不義時做一個誠實、可靠、公正、自律的人？沒有信仰的人是很能走向隨波逐流的。畢竟要在眼前的利益與道德準則不可兼得的情況下，選擇堅持道德是難的。 而一個基督徒，由於對上帝的愛，由於公義與聖潔已經成了寫在在我們“心版上”的律法（《箴》7:3），我們的主既以生命立約，我們也出自內心地願意用生命去實踐。所以我們有勇氣不看環境，而服從上帝的絕對良善的要求。這樣的精神正是人類歷史多少黑暗與野蠻的世代中，“扭轉乾坤”的力量。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主耶穌說：“你們是世上的光”（《太》5:14）“你們是世上的鹽”（《太》5:13）。 因此，正是那一種來自內心信仰的道德勇氣，使我們可以在這個世界上，做一個按自己自由意志行事的人。美國前任大使亞蘭奇博士就認為，美國立國的道德勇氣，是美國自由的真正基礎。 我認識一個弟兄，他開了一個小賣店。這個店裡原來有煙又有酒，但是當他明白抽煙不利於健康，醉酒也不符合我們的信仰時，他就不再賣煙和酒了。對於一個經營小賣店的人來說，這是需要很大勇氣的。 實踐道德，要求我們不僅有勇氣抵擋利益的誘惑，還要有勇氣不屈從於世間的權威。而正是信仰，使我們相信，上帝才是惟一的主宰，世上的任何權威都無權剝奪我們的自由意志，無權決定我們對事物的價值判斷，無權否定我們的自由選擇。我們不應與世間的權威對抗，但如果世間權威的要求違背我們的信仰，那麼就應如聖經所說，“順從神、不順從人”（《徒》5:29）。 所以美國前總統福特說：“（美國）全國各地的基層領袖，都是腳踏實地的人。大家都抱持著一個信念：自由是來自上帝的恩賜，而非來自政府。” 給我傳福音的黃先生，領導企業近五十年。他不吃回扣，也不與要吃回扣的人做生意，到銀行借款從來不賄賂有關人員。同行業的人想跳槽到他的公司，如果有害於競爭對手的，他也不願聘用。他的手法似乎很笨，有時也會吃很多眼前虧，然而他回想自己早年的競爭對手時，發現儘管當年他們有更大的優勢，更大的靠山，但是如今都已不存在了。而他，卻成了新加坡的紙業大王。 即使是在中國大陸投資的這十七年間，也完全堅持一個基督徒的行為準則，遵紀守法，不送禮，不偷稅。雖然他失去了很多通過不正當手段獲取財富的機會，也吃過很多不法合作者的虧，但是他至今仍十分成功，且有內心的平安。 如果僅是處於不利的地位還略微好說，當可能危及生存時，這種考驗就更大了。黃先生就碰到過。他在十五歲左右信主，不到二十五歲時，經營家族企業的擔子就已落在了他的肩上。那時，家族企業的主業是生產“迷信紙”。要是按信仰的要求，停止這種業務，他的企業就有倒閉的危險。但是他很堅決地這麼做了。後來他的企業就去發展商業用紙。他在歷經艱難後，在1988年，成功將自己的企業發展成公共上市公司。要是他仍然堅持經營迷信紙，可能他在五十年代時會生存得很容易，但是很難有今天的成就。 所以我們做為一個基督徒，應該有勇氣過聖潔的生活，做誠實、可靠、公正、自律的人──即使要付出巨大的代價。這勇氣正是來自於我們所信靠的上帝。因為，“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已、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太》16:24） 有一次在私人場合，學者朱學勤先生很沈痛地對我說：“文化大革命最大的惡果是把我們這個民族的人心都弄壞了！”在今天的中國，我們有責任做一個正直的人，從自己做起，在每一件小事上做起，在這個世代當中“作光作鹽作見證”。雖然這樣我們可能要付出代價，“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從新得力。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賽》40:31） 先賢有言：“幸福來自于自由，自由來自於勇氣。”今天我們有必要加上一句：“勇氣來自於上帝”。□ 作者生於福建，畢業於廈門集美大學，曾任新聞記者，後任民間出版公司“草原部落創作室”編輯部主任，現為獨立出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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