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基甸 |
| 一個人所做的工作，無論跟教會的事奉是否有關，都應該是對上帝的恩典的回應和感恩，都可以事奉上帝、榮耀上帝。 |
西方歷史上，宗教改革運動與歷史社會背景和文化思想，有著千絲萬縷的複雜聯繫。而宗教改革的思潮，又反過來對後世的西方歷史文化，產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影響（註1）。 本文試圖從神學思想、工作倫理、政治理念、社會文化和科學進步等方面，簡述宗教改革思潮對西方歷史文化的影響。 從“出世”到“入世” 在宗教改革以前的中世紀社會，“基督教”是指羅馬天主教，“真正的大公教會”只此一家，絕無“分店”。“政教”關係錯綜複雜，宗教在政治生活中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然而羅馬天主教對“教外”的社會，基本上是持一種相當“反社會”的態度。這一點可以通過“修道主義”，明顯地体現出來。對修道主義的信仰來說，敬虔就是遠離世俗，基督徒在這個世界上是“客旅”、“寄居”，世界對修士和修女只是一種誘惑和干擾。 修道院的重要性，正是在于它為那些追求靈性的男女提供了與世界，也與其他人隔離開來的途徑。修道主義的“世界觀”，鄙視物質享受和學術追求，強調出離塵世、“修身養性”，以此潛心追求上帝和“靈性”。 中世紀的神學所帶來的宗教觀，更是注重“聖俗二分”。一個人如果真的是“屬靈”，真的愛上帝，就一定要“全時間奉獻”，去當修士修女，然後成為神職人員──“聖品階級”，才是真正的“動真格”的基督徒。沒有“全時間奉獻”的人，無論多敬虔、多愛主，因為還捨不得這個世界，仍然只是“平信徒”。 換句話說，“聖品階級”的屬靈地位高人一等（不管其信仰生活是否真的聖潔），而“非聖品階級”只可能是“二流基督徒”（雖然也許不這樣明說）。 宗教改革強有力地更新了基督徒的宗教觀和思想。在神學觀念上，路德和加爾文這些偉大的改教家帶來了對“信仰與世界”的全新的認識。 加爾文的神學，重新強調創造和救贖的教義，指出上帝與被造的世界有所分別，但是不割裂（distinction, but not separation）。因此基督徒不應該棄絕世界。世界儘管已經墮落，但其本身並非邪惡，棄絕世界就等于是棄絕以奇妙創造世界的上帝。 基督徒被上帝呼召在這個世界裡工作，因為上帝要藉此救贖這個世界。基督徒對世界的尊重、關心和服務，是因著我們對上帝的忠誠、順服和愛。創造和救贖的教義，否定“出世”的信仰，而肯定“入世”的信仰。 路德“信徒皆祭司”的神學，則消除了“聖品”與“俗品”，“屬靈”與“屬世”的對分。這不僅是在宗教的領域，也延伸到社會生活的其它範疇。路德說；“那些看上去是屬世的工作，實際上是讚美上帝，並代表上帝所悅納的順服。” 一個基督徒家庭婦女在家洗碗掃地，跟一個神父在教堂講道並無區別──如果都是出于事奉上帝的心志，會一樣蒙上帝悅納。這是路德神學對基督教信仰“呼召”（calling）觀念的新的認識。 改革宗神學的“天職”（vocation）的觀念，也是基于同樣的信仰（另外與救贖論上的“預定論”相聯繫）。上帝呼召他的子民，不但是在信心上，也是在信仰實踐于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的見證上。基督徒的信仰和呼召，不再僅僅局限于“宗教”的層面或者修道院的圍牆之內，而成為涉及人生各個方面的“全人”的信仰與呼召。 基督徒在“屬世”的領域，可以成為優秀的科學家、成功的商人、勤勞的農民或者盡職的家庭主婦，來榮耀上帝，而不一定非要“出世”成為神職人員。平信徒與神職人員的區別，只是事奉崗位與分工的不同，而不是屬靈地位與身分的不同。 工作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因著這樣的“入世”的、“全人”的信仰，“新教”徒的工作觀，也發生巨大的變化。原本，中世紀天主教的“屬靈貴族”，對于“屬世”的工作並無敬意。那些選擇留在“紅塵”，不得不在這個世界上，為自己和家人的飽暖辛苦工作的人，就算不是“屬肉体”，也只是值得同情的不幸的人。 而如今，一種更加積極得多的工作倫理被建立起來了。一個人所做的工作，無論跟教會的事奉是否有關，都應該是對上帝的恩典的回應和感恩，都可以事奉上帝、榮耀上帝。而事奉上帝和榮耀上帝，正是基督徒人生的最高目標。 受這樣的工作倫理影響最深的歐洲國家，很快出現經濟的繁榮，而成為宗教改革的一個副產物。 這也就很容易讓我們想起韋伯那本著名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和其中的著名的理論（註2, 3）。對韋伯的理論，後人有很多誤解。韋伯並不是說一切資本主義精神都是宗教改革的產品。羅馬天主教思想占統治地位的時期，當然也有西方資本主義的萌芽。 韋伯所講的，是一種特別的，對當時來說是“現代”的資本主義精神。這種資本主義精神，跟其它資本主義精神的不同之處，也就是它獨特的地方，是資本積累不再像以前那樣被視為一種威脅個人得救的罪。同時，資本的積累也不像以前那樣一定帶來“暴發戶”式的揮霍和腐敗。 韋伯把以這種積極的同時又帶“禁欲主義”色彩的對待財富的態度，跟新教倫理，尤其是“加爾文主義”直接聯繫起來。按照“加爾文主義”的信仰，既然救恩已經為上帝所預定，基督徒的商人或資本家，就不再需要為他們個人的救恩而擔心懼怕。只要財富是用正當手段賺來，且又不是浪費揮霍掉，資本的積累就不再有道德上的困擾。韋伯肯定，這種新的資本主義精神，是宗教改革思想的結果。 韋伯的理論，在今天的中國知識分子中深具影響。當然在學術上，韋伯的理論並不是沒有爭議性，但是他的理論對我們探討宗教改革思潮與西方歷史文化的關係，的確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子。 政治理念與社會文化 宗教改革思想，尤其是“加爾文主義”，也使中世紀“永恒而大一統”的社會結構的理想，變革為認知“變化中的秩序”。中世紀普遍相信現存的權力結構，在某種意義上一定是上帝所設立的，而這種觀念被宗教改革思想所改變。 法國的“加爾文主義者”，樹起了“良心自由”的旗幟，同時開始倡導“宗教寬容”的理念（很多人在經歷了很多的戰爭和殺戮之後，對宗教的不寬容特別反感）。 在整個歐洲，主張限制君主權力，監督他們履行責任的思想，逐漸高漲。基督徒應該順服統治者的權柄，但是條件是統治者必須順服上帝的權柄。當統治者僭越或者濫用權力的時候，他們是與上帝相背離，基督徒公民也就應該“順服上帝，不順服人”。暴君應該遭到反抗……這些理念顯示了現代的人權和民主的思想，與宗教改革神學的淵源。 另一方面，改革宗神學“揀選”的觀念，把教會中真正的基督徒，等同于以色列的子民。上帝與其選民立約（類似舊約中上帝與以色列民立約）的觀念，逐漸變得重要。“恩典之約”規範了上帝對其子民的責任，也規範了子民對上帝的宗教、社會和政治上的責任。 社會架構和個人在其中的運作，也由此設立。“加爾文的日內瓦”的政治体制，就是這些政治理念的實踐。啟蒙運動以後，這些政治理念，在法國以完全世俗即人本的面貌，重新浮出水面，並對法國革命產生影響。（孟德斯鳩就認為，十六世紀的“加爾文的日內瓦”的政治体制，是理想的共和制度，可以作為十八世紀的法國的樣板。） “恩約神學”在英國和後來的美國的表現形式，就是清教徒信仰。美國的新英格蘭拓荒者所具有的獨特的社會、政治和宗教觀，對美國“立國之本”有十分重要的影響，而其思想源頭正是十六世紀歐洲的宗教改革思潮。清教徒信仰對美國歷史的深遠影響，使我們看到，一個思想觀念可以轉化為多麼巨大的個人與群体的力量。 宗教改革思想對社會文化的另一個重大的衝擊是在婚姻和家庭方面。自奧古斯丁以來，羅馬天主教對婚姻的看法是相當消極的。守童身被視為最好的選擇，而且也是成為修士、修女和神職人員的必須──儘管到中世紀，性方面的不道德行為與經濟上的腐敗一樣，在教會人士中普遍存在。 與守童身甚至鰥寡之身相比，婚姻都被視為是“退而求其次”的選擇。婚姻正面的意義，也只是為了傳宗接代。而消極的意義，是幫助防止性方面的罪。 然而路德對羅馬天主教的抨擊之一，就是守童身的制度。宗教改革的思想，對婚姻的看法積極得多。婚姻是上帝所設立的，是可以用來象徵基督與教會的關係的神聖盟約。基督徒可以在婚姻中享受彼此的愛和委身，家庭作為社會的單元，可以以其和睦與敬虔，見證上帝的愛和榮耀。 守童身不再是“屬靈優越”的標誌，也不應該是“全時間奉獻”的必要條件（路德自己本來無意結婚，但後來與一位逃出修道院的修女結為伉儷。他們的婚姻生活非常美滿，路德的太太簡直是上帝賜給他的“賢內助”。因此路德後來對婚姻的看法，更加正面和積極）。 現代科學的興起 自然科學在現代社會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雖然有一些認真的研究表明，在受新教思想影響的地區，比受羅馬天主教思想影響的地區，現代科學的誕生和發展更加順利，並且出現更多的一流的科學家，但現代科學的興起仍然是一個非常錯綜複雜的現象，其成因可能有多種歷史和社會的因素。 因此，宗教改革思潮雖不是其唯一的成因，無疑卻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因素。正如網上的一樂兄所說：“現代科學的興起，是與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同時期發生的……文藝復興以及之前中世紀理性和文化方面的逐漸復甦，都對現代科學有著直接的影響”。 “但簡單說，單憑希臘傳統便足以引起科學革命是過于草率的……雖然現在許多科學工作者秉持自然哲學的宇宙觀，認為自然是一個封閉系統，但在現代科學誕生的時期卻不是這樣。其實從哥白尼至馬克斯威爾的大部分現代科學的拓荒者，都是以基督教的宇宙觀做基礎的，而且其中很多都是基督徒……” “特別有一個信念更影響了這群科學家：宇宙對上帝是開放的，上帝是創造者和定律的賜予者，人可以從創造之物，發現上帝已經放在創造之物中的定律……” “儘管在古代的許多文化當中，都存在著發展科學的潛在因數，但現代科學在西方誕生，確實有其文化深層（宗教哲學）的原因。促使大部分現代科學的拓荒者從事觀察、歸納、經驗的科學工作的宇宙觀的先設是：在開放的宇宙中，有等量齊一的自然諸因，或說，在這個有限制的時間距離內，有等量齊一的自然諸因。” “上帝造了一個有因果律的宇宙，所以人可以從‘果’找出‘因’，但是上帝和人都在等量齊一的自然諸因之外，換言之，所有存在物並非都在一個巨大而囊括一切的宇宙機械之內……”（註4） 宗教改革思潮，特別是其中的創造神學所導致的基督教（新教）的宇宙觀，是現代科學興起的一個重要的思想基礎。“現代科學的拓荒者”當中，有如此之多的篤信上帝的基督徒（註５），並非偶然。 今天的人談到“宗教與科學”的時候，往往傾向于認為，歷史上宗教（包括基督教“新教”），對自然科學的發展，只有阻礙的作用。其實這並不符合歷史的事實。一些漫畫式的聯想往往成為人們偏見的基礎，卻不一定是真實的。 有一件事常常作為“宗教壓制科學”的證據被提到，就是“加爾文根據聖經，反對哥白尼的日心說，因為聖經是支持地心說的”。據說加爾文在他寫的《創世記》解經書中，拿《詩篇》93：1作為聖經根據，詰問：“誰敢把哥白尼的權威置于聖經之上？”。 這個“故事”流傳很廣，包括大名鼎鼎的羅素（Bertrand Russell），在他的《西方哲學史》中也有提及。然而這件事情後來被證明，是個以訛傳訛的“神話”。加爾文根本沒有在他的任何著作中，寫過這樣的話。實際上加爾文很可能根本就不知道哥白尼是何許人也（註5），這是一個很意味深長的例子。 其實，加爾文對自然科學的態度是相當正面的。牛津大學歷史神學教授麥格夫（A. E. McGrath）認為，加爾文的神學對自然科學的興起和發展至少有兩個方面的貢獻。之一是他非常正面地肯定了對大自然進行科學研究。正如聖經所說，“諸天述說上帝的榮耀，穹蒼傳揚他的手段”（《詩篇》19：1），大自然是上帝的永能和神性的普遍啟示。 加爾文肯定了科學研究可以發現上帝創造的榮美，可以堅固和提升基督徒對上帝的信仰。 加爾文的另一個貢獻，是他指出，不能純粹按照字面（literalism）解釋聖經。聖經有不同的文体，上帝在聖經的啟示中也有很多時候是“俯就”有限的人類，比如聖經裡面上帝關于他自己的“擬人化”的描述。 而且聖經的主要目的，是宣揚上帝的救恩──耶穌基督的福音，聖經並非是一本科學的教科書。 加爾文的這些觀念，消除了“對聖經的信仰”與“發展自然科學”可能產生的對立。（註1） 宗教改革是西方歷史和思想史上，最重要的思想運動之一。宗教改革思潮對當時和後世的社會文化的影響，對我們今天，仍有很大的啟發和借鑒的作用。□ 註： 1. 參閱A. E. McGrath, Reformation Thoughts, Chapter 11, Blackwell, 1993． 2. 黃毅：韋伯“非理性”背後的理論——兼論“信仰危機”， http://www.booker.com.cn/gb/paper54/1/class005400006/hwz6315.htm。 3. 瑞鏞：我們應如何存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讀後，http://godoor.net/whjdt/weib.txt。 4. 王一樂：宇宙觀與科學 http://noah.ccim.org/archive.nsf/0/ fff191d6063ad07d852567aa0077cd92 5. H. F. Schaefer, Scientists and Their Gods http://www.leaderu.com/offices/schaefer/docs/scientists.html 該書作者Dr. Schaefer是曾獲諾貝爾獎提名的美國喬治亞大學化學系教授，計算量子化學中心主任。□ 作者來自四川，現在新澤西州從事科研開發工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