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撥開了石門坎的濃霧

　　石門坎，這個在我國出版的任何一份中國政區圖和全國分省地圖上都無法找到的名字，有誰想過，它在本世紀初，竟會成為“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區”（《康藏前鋒》四卷三期，1925年）？這裡苗族文化的發展，在當時的西南“實系首屈一指”（《貴陽時事導報•教育建設》第二十期，1942年）。國外基督教會的英文報紙也把該地譽為“海外天國”（出處同上）。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

　　本文擬從本世紀初石門坎的基督教會苗民教育情況，作一簡要述評，這對我們今天大力發展邊疆少數民族的文化教育事業，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一．貴州省偏僻落後的小山村

　　石門坎，這個要在五十萬分之一的貴州省地圖上才能標出名字的苗民小山村，地處川、滇、黔三省交界。屬貴州省威寧彝族回族苗族自治縣。

　　石門坎係黔西北高寒山區的偏僻苗胞山寨，四處皆山，萬壑千仞，崔嵬險峻，且濃霧終日不散，海拔約二千六百米。冬季冰凌蔽天，雪厚尺許。交通閉塞，1975年才通公路，現公路仍很簡陋，很少有汽車行駛，經濟文化極度落後。

　　本世紀初，該地住著三百餘戶人家，分散成數十個村寨。居民主要是花苗，亦稱大花苗，基本為當地彝族土目（地主）的佃戶或農奴。

　　苗族同胞祖祖輩輩在這窮山惡水的艱苦環境中刀耕火種，繁衍生息，深受彝族土目和歷代封建統治者的殘酷魚肉和壓榨。自古沒有一個人知書識字和懂得什麼叫科學文化。正如苗族同胞在他們自己立在石門坎學校的《溯源碑》（注一）所寫的：“我們好像未開化的人一樣，沒有土地……別人看不起，盡笑話我們……”

　　二．柏格里興辦苗民學校

　　1887年，有英籍（英格蘭人）基督教傳教士柏格里（S. Pollard，另有譯為波拉德的，1864∼1915年），受基督教“西差會”派遣，航抵中國貴州。後見到四位行束鄙陋，打扮怪異的苗族同胞，問其來歷，得知苗人誠懇厚道，但文化落後，知識淺薄，即決計到威寧苗區傳教佈道。1905年初，以柏格里和外國人的勢力，不僅得到威寧當地官府的支持，而且騙得當地彝族土目安榮之的一塊地盤（注二），約八十餘畝，興建教堂、學校。二十年後又逐步建孤兒院、養老院、醫院、麻瘋病院、郵政代辦所。

　　柏格里在石門坎1905年興建學校，1906年開始招收苗胞子弟入學，男女均收，同校授課。至1912年，已辦成高級、初級男女兩部，系完全小學，取名光華小學，遵照國家規定學制為六年。如果說民國建立，蔡元培任教育總長，1912年始規定小學有男女合校的話，那麼石門坎基督教會苗民光華小學便是我國近代最早的男女合校的學校。

　　該校後又建了宿舍、禮堂、游泳池、運動場。不僅如此，1910年基督教會所屬的聖道公會西南教區苗疆部，還設立專管苗族地區教育事業的專門机構－－教育委員會。該會以石門坎光華小學為中心，有計劃地向石門坎周圍的支堂推廣、擴大，發展苗族地區的教育事業。其它各支堂的學校為“光華小學第X分校”。

　　1915年，石門坎本部已有學生近四百人。是年，石門坎地區傷寒流行，很多學生都受感染。柏格里和妻子對病者精心護理治療，使很多學生免於死亡。在照護學生時，柏格里亦受感染，旋即病逝。學校繼由王樹德、張道惠、高志華等西人傳教士主持。

　　至本世紀四十年代初抗日戰爭時期，計各教區小學已有五十餘所，教員七十餘人，學生二千有奇。1941年，石門坎開始籌辦中學，1943年名為邊疆民族中學，此中學一直辦到解放，後由政府接管。筆者亦曾在1981年親訪該校。在創辦中學之前，小學畢業成績優異者，可升入宣道中學（後改名明誠中學，亦為基督教會所辦），繼而還可到四川成都升入華西大學或南京邊疆蒙藏學校（抗戰時遷重慶），抑或其它大專院校深造。

　　學校經費均由“基督教循道公會西南教區”負擔。此外，學生每人每期交五至七升包穀的學費。家境困難的教徒，也可減免。

　　石門坎基督教會苗民學校在柏格里十年辛苦開拓經營及後繼者的努力下，培養了不少苗族知識分子。前後據不完全統計，有華西大學、雲南大學、中央大學、蒙藏學校等大專院校畢業（有部分肄業）共約三十餘人，有的還得博士學位。中學、中專畢業一二百人，小學畢業數千人。在一個自古來從沒有一個人知書識字的少數民族地區，能培養出這樣多的苗族知識分子，不能不說是教育史上的奇蹟。這些人一般都能繼續為少數民族的文化教育、衛生或科研事業服務，為提高本民族的科學文化知識水平而貢獻力量。很多人至今仍在國家机關、學校或科研部門任要職。

　　三．代苗民抗爭

　　柏格里遠涉重洋，來到中國，深入邊疆苗區佈道辦學，決非易事，可以說歷盡艱辛。1887年，柏格里一到中國，便吸取先前一些傳教士失敗的教訓，即在上海、安慶等地學漢語漢文，易洋服，一付中國人的打扮。及到威寧石門坎，他又穿上粗麻布的苗服和草鞋，和苗族同胞同吃同住，絲毫不嫌苗胞生活的艱苦和環境的簡陋，生活全盤“苗化”。他很尊重苗族同胞，待之以禮，和藹可親，路遇苗胞，總先讓道，口稱“得罪”。苗區閉塞，會漢話者極少。為消除語言障礙，他拜楊雅各（原貴州省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楊漢先之父）為師，學習苗話，白天黑夜形影不離，很快“精通苗族語言”。他常拿西洋的簡單的日用品，分送給苗族婦女和兒童，同時輔以慈善事業，如免費看病發藥。他的妻子就在當地主持醫院，同時也在學校兼課（柏妻係昆明護士學校畢業，英籍，名韓素珍）。很快便和苗胞在生活上、感情上做到融洽，得到苗胞的好感，為立根苗區打下了初步基礎。

　　政治上，柏格里在一定程度上給苗族同胞撐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威寧石門坎地區的苗族完全處於政治上無權，經濟極度貧窮的地位。殘酷的等級壓迫交織著民族歧視，籠罩在每一個苗族同胞的頭上。柏格里針對這一社會現實，以外國人和教會的勢力，一方面大力宣傳基督教會保障教友不受歧視和欺壓，另一方面，凡遇彝族土目和封建團紳欺壓魚肉苗族同胞，他即挺身而出，或寫信或親到當地官府，迫脅官府出面制止各地土目、團紳的暴行。這樣，柏格里更是深得苗胞的信任和崇敬，苗胞也都願意把子弟送入學校讀書，學生人數大大增加。

　　由於柏格里在苗區伸張正義，支持苗胞，傳教辦學，必然要引起一些封建土目和反基督教者的仇視。大官寨土目就派人在夜間燒毀了柏格里的住宅，財物損失殆盡。柏格里還幾遭毒打。1908年柏格里在雲南永善縣大坪子興建學校，慘遭反基督教的愚昧者毒打，幾乎喪命，隨即回英養息。柏格里並不因此而灰心氣餒，一心仍想著石門坎苗區的建校興學之事。他向國人募捐，說要在中國苗區興建學校，得一叫阿斯多的老人，捐贈兩千餘金磅。1911年柏格里回到石門坎，將學校擴建一新。

　　柏格里從1905年到石門坎，至1915年病死，傳教辦學計十一年。柏格里死後，苗胞上千人為之送葬，並捐資為他修建墳墓，可見苗族同胞對柏格里的感情至深。

　　四．創立苗文

　　柏格里在石門坎建起學校後，要進行教學活動，最大的困難是語言障礙。正如苗族同胞在《溯源碑》中寫道：“我們苗族沒有見書四千多年了，讀漢書難極了，比什麼都難。”柏格里本人除認真學習苗語外，還極力想為苗族創立文字，用苗文進行教學。1905年，柏格里會同精通英文的漢族教徒李斯提文和苗族教徒楊雅各、張武等，認真研究，經過幾個月的努力，以拉丁字母為基礎，為苗族創立了基本可行、簡明易學的拼音文字。現稱這套文字為“老苗文”，亦稱“坡拉字母”。文字分元音和輔音，又叫小字母和大字母，輔音在前元音在後進行拼讀。這套文字，雖不夠科學完整，但在本世紀初，能為一個有史以來從未有過文字的民族創立一種文字，而又以此文字傳播該民族的文化和先進的科學文化知識，不能不說是一次創舉（此種文字後來流行極廣）。對此，不論解放前後的學者，都給予了相當的肯定。

　　也不諱言，柏格里創造苗文，同時也是為了更好地向苗族同胞傳播基督教義。柏格里就用這種文字翻譯了《馬可福音》和《馬太福音》。柏格里死後，楊雅各等人又譯了《新約全書》。這些譯書遍及雲、貴、川交境的苗族同胞，亦可見基督教義在苗區的廣泛深入影響。

　　苗文創立後，柏格里主持翻譯了一些苗文課本，如《苗族原始讀本》。其內容一部分為苗族文化，如苗族的歷史傳說、詩歌、故事等。另一部分是一些普通的科學知識和日常生活常識。多採用簡單的問答式，簡明易懂，苗胞容易接受。如問：地球是圓的還是方的？答：是圓的。問：地球上有幾大洲？答：有七大洲。問：喝水要喝什麼樣的水？答：要喝沸水。問：苗族是什麼樣的民族？答：是中國古老的民族。問：苗族古代是從哪裡來的？答：是從黃河流域來的……諸如此類，不一而足。此外，還刊行苗文報紙，定期出版，半月一期，供苗族師生閱覽。這一切當時不僅在學校，而且推廣到社會，用以對一般的苗族同胞進行教育。

　　學校教學，仍以漢文為主。辛亥革命後，教材使用國民政府統一的課本：國文、算術、歷史、地理、自然……除規定的課程外，學校也進行時事教育。

　　石門坎學校的教學活動，還加了基督教教義的宣傳。每周上二三節教義課，主要講聖經。高年級學生要求背誦一兩小段，不能背的要批評。學生住校，低年級學生是否參加做禮拜，不作嚴格要求，但十六歲以上的學生就鼓勵參加一周二次的晚禮拜。

　　學校教師有的亦即佈道員，教學和傳教互相參雜，學校的宗教氣氛不少。柏格里初到石門坎建校興學，當時苗胞中雖有信徒，但還不能承擔教學任務。到後來石門坎學校幾乎都是從這裡畢業出去深造，而後又回到石門坎的苗族知識分子擔任教師和校長，其中自然也包括女教師。柏格里在石門坎“以苗教苗”的辦學目的達到了。

　　五．對石門坎基督教會苗民教育的幾點看法

　　要對石門坎基督教會所辦的苗民教育進行客觀的評論，首先必須搞清楚：對外國的傳教士在中國的興學施教，是否可以像對待歷史上不同社會中的不同階層人士興學施教一樣，歷史主義地、客觀地去進行評價？是否可以肯定有“精華”可取？有值得肯定和可以借鑒的地方？這兩個問題不解決，那就無所謂“評論”了。

　　從現今中國出版的權威性的有關著作看，對基督教會在中國辦學，找不到一點正確評價的影子，更看不到絲毫的肯定之處。筆者認為，這不是實事求是、客觀地對待歷史。不過，北京師範大學已故教授陳景磐先生主編的《中國近代教育史》上還是有這樣一段話，對傳教士在中國的教育活動，作了一個比較客觀的分析：“我們也不否認在傳教士中也有一些真才實學、真心誠意地來到中國想幫助我國的文化教育工作者。”（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57頁）既然承認其是“想幫助我國的文化教育工作者”，不言而喻，就應該承認傳教士在中國的教育活動，有值得肯定和可以借鑒的一面。

　　傳教，不管其目的如何，我們可以斷言，宗教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和環境中肯定會起到一定的進步作用。這點早已被人類發展的歷史所証實。所以我們有什麼理由，對基督教會在中國辦學，可以不客觀地進行評價而一棒子打死呢？再翻開中外人類社會的整部教育史，對任何一個統治階級的教育家，對他們的教育思想都要客觀評價，那對外國傳教士的教育活動為什麼就要例外呢？這是沒有任何道理的！

　　據此，對以上所述的事實，談幾點看法：

　　第一，柏格里的辦學精神。一個外國人，遠涉重洋，深入中國西南邊疆高寒山區，窮鄉僻壤，開展佈道、教育活動，沒有強大的精神力量是不可想像的。柏格里能在苗區堅持辦學十一年，最後為拯救苗族學生的生命，以身殉職。他夾著一本聖經來，他帶了什麼走呢？這種獻身精神，應該充分肯定。他在辦學的十一年中，吃盡苦頭，歷盡艱辛，但一直堅韌不拔，即使在生命的垂危關頭，仍沒有絲毫動搖。他和苗族同胞結下了深厚情誼，這正是他成功的根基。他死後，該地苗族同胞把他稱之為“救星”。什麼力量能使柏格里獻身於苗區的教育事業呢？這是信仰的力量。柏格里正是由於堅信他的信仰，所以才有為信仰獻身的行動。這一點，對我們今天每一個教育工作者來說，仍是有益的借鑒。

　　第二，宗教教義教育。柏格里等人在石門坎學校進行基督的教義教育，對於苗族同胞和經濟文化極度落後的少數民族地區來說，卻有它的許多特殊的進步意義。

　　基督教宣揚人人平等的觀念，深得當時深受政治壓迫、經濟掠奪和民族歧視的苗族同胞的擁護和支持。柏格里常說：“基督博愛，視人類皆如天父子女，視萬族皆如兄弟，不論貧富智愚，皆以禮相待，祈上帝終免其罪。”這些話，對當時石門坎地區的苗族同胞來說，有很大的吸引力，一定程度上給予了苗胞去反抗壓迫、歧視和爭取平等的精神力量。

　　石門坎地區的苗族迷信成風。他們都是自然神的信奉者。山石、土地、風火、雷電、巫鬼……什麼都信，是多元神論者。搞迷信活動時，要花去大量財物，浪費無數精力，有的甚至要傾家蕩產。基督教義的教育開展後，苗胞多元的自然神的信仰被一元神的上帝所取代。基督教的宗教儀式簡單，無須花費財物。這便免除了在祭神、驅鬼時常有的殺豬宰羊打牛的浪費和時間精力的消耗。許多迷信活動如“喝仙水”等，凡受過學校教育的人就很少參加。甚至連葬俗也有所改變。從這些具体的事實來看，對石門坎學校的宗教教義教育，決不能不加分析地一概斥之。它的客觀效果還是應予正確估計和充分肯定。

　　對於基督教會在我國辦學的問題，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遠非本文所能全面囊括。筆者只不過就以上這一少數民族地區的特例，來說明對於這個問題應該作為教育史研究的課題之一，在教育史研究的園地裡，占一席之地。至於一棒子打死的作法和時代，應該結束了！□

　　注釋：

　　一．《溯源碑》，石門坎學校立有石碑二塊，用苗、漢文字刻成。主要記敘柏格里到該地傳教辦學的經過以及和苗族的簡單歷史和生活習俗。“文革”中，二碑均遭劫難。

　　二．柏格里到石門坎，向彝族土目安榮之索地，答應以金購買，並說只購“一張牛皮”之地。安以為微不足道，即作贈送。柏將牛皮割為細線，圍量地皮，計八十餘畝。

　　作者為中國貴州教育學院教育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