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世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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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社會所關注和爭論的焦點之一，是生物倫理學（Bioethics）。簡單地說，生物倫理指的是在生命科學研究和技術應用中應當遵循的道德標準。《海外校園》第51期〈如影隨形〉一文，給出了這方面的思考。筆者亦欲分享一些自己的感想，並對〈如〉文中提到的一些植物生物學概念有爭議之處，作一些澄清。 系統樹？進化樹？ 近年來生物學研究的中心，是基因組研究（Genomics），即應用各種高效平臺，對生物個体的全部遺傳信息進行研究。到目前為止，許多種生物的全部脫氧核糖核酸（DNA）序列，即基因的載体，都已經破譯。這些研究成果，為人類的健康和福祉帶來了新的希望。與此同時，研究者也以不同生物基因組DNA序列的相似性為依據，建立Phylogenetic Tree（系統樹）。 這對許多學者來說，只是“系統樹”而已，而對進化論者而言，則成了“進化樹”，因為他們試圖以此確立各種生物從低等到高等的進化關係。那麼基督徒是否因此要反對、否定這樣的基因研究呢？ 似乎不必。因為用基因組DNA序列所建立的“進化樹”，從本質上講，仍然與當年的達爾文進化論一樣，只是一種假設或理論而已，而且並沒有有力的證據。相反地，反而面臨著許多難以解決的問題。除了大家比較熟悉的一些難題以外（比如基因突變的頻率和方向，對熱力學定律的違背等等），還有一個重大難題：每一種生物都會有相當數量的基因或DNA，會違反其載体生物在樹上的位置，即與所推論出來的“進化關係”自相矛盾。 這類基因的存在，被進化論者無可奈何地認為是不同生物之間“平行漂移”（Horizontal Transfer）之故。但其數量之多，令人難以置信。筆者倒認為，神造萬物，“各從其類”（《創》1:11），是最好的解釋。 的確不可否認，所有生物，從人類到微生物，都有許多基因具有不同程度的同質性（Homology），這也是“進化樹”建立的依據。然而，我們也完全可以解釋為，智慧的神用相似的基因，在不同的生物裡控制相似的功能，就好比人可以將同一種螺栓用在不同的機器上一樣。 由此幾例可以看出，我們所面對的問題不僅在于分子生物學，或現代生物技術的本身，而且也在于人認識的局限性，以及其他的原因，這使得人們對科學發現的解釋先入為主，就常常會得出誤導性的結論。 這一點同樣適用于基督徒。基督徒在生物倫理學上面臨的挑戰是，如何理解和遵循聖經所啟示的道德標準？如何面對生命科學的發展？如何在分子生物學所揭示的當中，更加看到創造的偉大奇妙？ 人類生物技術 將生物技術用于人類，筆者認為，有三個方面的原則應當遵循： 第一，人有尊嚴，有自由意志，有仁愛之心等等，即人與動物有著根本區別，人具有上帝的形像（《創》1:26）。任何技術應用于人，都不可以違背上帝賦予人的這些屬性。 第二，人類生物技術不應該違背聖經啟示給人的道德標準。神說“不可殺人”（《出》20:13），又說“唯有我是神，在我以外並無別神。我使人死，我使人活；我損傷，我也醫治，並無人能從我手中救出來”（《申》32:39）。 第三，聖經告訴我們，人的生命始于受孕之時，人在母腹中就已有了神的形像，比如大衛在《詩篇》22:10所說的。顯然任何損傷或草菅人類胚胎的研究和技術，無論其動機如何，都是對人的尊嚴和神的道德標準的違背。 根據這些原則，有些技術是應當堅決制止的，如克隆人（Human Cloning），生殖細胞基因治療（Germ-line Gene Therapy），人與動物細胞的雜交，以及胚胎幹細胞研究（Human Embryo Stem Cell Research）。而有些技術則是對人類有益的，如体細胞基因治療（Somatic Cell Gene Therapy），及出于愛心的器官捐獻與移植，等等。 動物生物技術 如何看待生物技術在動植物及其它非人類生物中的應用，我想一個根本的問題是，要明白上帝造這些生物的目的。上帝在創世以後對人說：“看哪，我將遍地上一切結種子的菜蔬，和一切樹上所結的果子，全賜給你們作食物。”（《創》1:29）洪水以後，神又說：“凡地上的走獸和空中的飛鳥，都必驚恐，懼怕你們；連地上一切的昆蟲並海裡一切的魚，都交付你們的手。凡活著的動物，都可以作你們的食物，這一切我都賜給你們，如同菜蔬一樣。”(《創》9:2-3)神將這一切都賜給人類，讓人類來享受、管理，同時也讓人類承擔管家應負的責任。當人類濫用權力，違反自然規律的時候，便得付出代價──這從過去中國毀壞森林、移山填海引發的自然災難，便可略見一斑。 另外一方面，在保持自然的平衡與和諧的同時，人類也需要利用上帝藉著科學技術的發展而帶給我們的祝福。世界人口的急劇增長，自然資源的日益耗盡，以及各種疾病的流行，迫使人們在新技術中尋找出路。而生物技術對減輕饑荒與疾病，正展現出廣闊的前景。 幾年前，克隆羊多莉（Dolly）的問世已是家喻戶曉。隨之而來的是其它家畜的克隆，沸沸揚揚，煞是熱鬧。儘管克隆技術尚需完善，但其潛在的價值卻是顯而易見的。比如在中國，克隆牛可以大大縮短繁育大批良種奶牛的時間，因而對大幅度增加牛奶生產、滿足人們健康的需要，將發揮巨大的作用。 又比如，許多生物正頻于滅絕的境地，而克隆技術將會給這些種類的繁衍帶來新的希望。這類的技術顯然是有益的。許多人對動物克隆談虎色變，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擔心同樣的技術也被用于克隆人。但依我看，二者並無必然的聯繫。問題之關鍵不在于技術本身，而在于人的道德標準。就好比不能因為有人駕機撞世貿大廈，就抱怨飛機的發明。 植物生物技術 與動物生物技術一樣，植物生物技術，尤其是轉基因技術，也將對人類產生舉足輕重的影響。縱觀當今世界，很多發展中國家的人民處在饑餓之中。人口的不斷增長，要求人們在有限的耕地上生產更多的食物。 轉基因技術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提高作物的產量和質量。儘管該技術所採用的，是基因的離体操縱和体外導入，但在原理上，與傳統的良種選育同出一轍，即通過選擇和表達優良的基因，促進植物的生長發育。 幾十年前農學家們用傳統育種方法，通過對一個基因的改變，將小麥和水稻等作物由高桿轉變成半矮桿，大大地提高了產量，使印度、巴基斯坦等國，由糧食進口變為糧食出口，帶來了所謂的“綠色革命”。 同樣，雜交水稻技術在中國也為解決十多億人口的溫飽，發揮著巨大的作用。(本文開頭所提到的〈如影隨形〉一文中，對作物雜交技術的描述在概念上不確切：雜交種子是用親本之一的花粉去授精另一親本的卵細胞而形成的，而非“花粉混合”。無籽西瓜則是由四倍体品種與二倍体品種的精卵結合後，產生三倍体種子。從這樣的種子雖然照樣能夠長出西瓜，但因開花結種時染色体分離混亂，導致種子夭折，以致“無籽”。此外，作者對雜交水稻後代衰退的看法也非完全。) 筆者以為，我們對植物轉基因技術，應該以謹慎而積極的態度去擁抱。我們要謹慎，避免將潛在的危害帶進食物鏈和生物鏈。現在大的生物技術公司，無論是自願的，還是被迫的，都制定了十分嚴格的操作規則，如不將動物基因導入植物，不將可能引起過敏的基因導入植物，等等。 值得提起的是，在一些激進組織的鼓動下，公眾對轉基因植物常常不能有全面的認識。事實上，到目前為止，尚無任何有力證據，可以證明轉基因會對環境或其它生物造成危害。 去年十一月，權威雜誌《自然》發表了一篇關于轉基因被自然傳入其它植物的文章，但最近一期的《自然》，公開聲明其研究缺乏科學嚴謹，結論不實。這在《自然》雜誌一百三十三年的歷史上，尚屬第一次。（〈如〉文中提及某種轉基因植物對蝴蝶有危害，但根據另外的一些研究，同樣的轉基因植物，在更接近自然的條件下，並未得出相同的結論。） 体會他人的饑餓 不可否認，植物轉基因技術跟任何其它技術一樣，都有利有弊。因此，一方面，我們應當對新的轉基因品種，儘可能地檢測其潛在的危害性，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因為無法預測它在將來的影響，就將其拒之門外，而不去体會他人的饑餓與病痛。 當歐美的反對者們，抗議推廣能產生維生素A的稻米時，我們不能忘記在發展中國家，每年有五十萬孩子因缺乏維生素A而失明，有一億的人口患有維生素A缺乏症；當我們抗議用植物生產食用疫苗時，不能忘記許多貧困地區的孩子，尚無條件得到我們習以為常的疫苗接種；當我們反對種植高產轉基因作物時，也不要忘了還有成千上萬的人尚處在饑餓之中…… 我們生活在北美及其它富足國家的人，不可忘記他人的需要。□ 作者來自四川，現住美國密蘇里州聖路易斯（St Louis），在生物技術公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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