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 璩
一. 引言本系列开宗明义声明：“人类的思潮和理念（idea，或作ideal）是主导历史，决定人类命运的动力。人类的文明史其实就是人类思潮交锋的历史轨迹。＂（注一）本文期望藉用美国的立国和法国大革命，这两件人类历史上伟大的革命运动，来分析“理念＂所带来巨大的的影响。 了解、并诠释历史并不像我们看《三国演义》那样地黑白分明。其实，《三国演义》不是历史，乃是罗贯中先生根据历史而编写的小说。这种手法，近人也常常模仿，只要读者（或观众）知道这是虚构（fiction），也就无妨。 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家却认为，没有所谓客观的历史真象，所有对历史的叙述和诠释，都是为当权者服务的工具；谁掌握权力，谁就可以解释（曲解？）历史。这样的观点其实不无根据。若是为了政治（或某种主义、某种信仰）的立场，人们可以任意诠释史实，那么任何的历史知识都不过是一种人为的架构（construct），没有所谓客观的事实或真理了。在这种环境下受教育的，他们可能成为是非不辨的“凡是派＂（凡是权威说的都是真理），或者成为犬儒主义者（世间都是谎言，何必当真）。这两者，对当权者可能都不是好事。 譬如，战后的日本，处心积虑曲解历史，教育国民，日本当年不是发动战争的侵略者。这种做法，只反映出日本国格的狭小，对日本是害多于利的。 其次，让我们以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两个人物为例吧。一个是“恐怖统治＂（Reign of Terror, 1793-1794）时期的首领，罗伯斯皮尔（Robespierre）。几个月之间，他将卅万人关进监狱，将一万七千人送上断头台，在狱中折磨致死的更有数倍之多。他的不断革命的极端立场，使他成为文化大革命时代，中国人心目中的英雄人物。另一个是但登（Danton），他是法国大革命的首领，是推翻专制王朝的大英雄，却因为反对恐怖统治而被送上断头台。也因着他反对恐怖统治的立场，而被中国的革命大众视为“革命的变节者＂，是“人民的敌人＂。1989年三月，在纪念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的“上海国际讨论会＂中，张志廉（音译）教授发表论文（注二）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研究者（五十年来第一次）可以接触到新的原始资料，开始认清罗伯斯皮尔给法国所带来的灾害。他们也开始肯定了但登的正面形像，认为他是革命中最有智慧的领袖，他是唯一知道什么时候该急进，什么时候该和缓的领导人物。这是利用历史为政治服务，而终于得到平反的典型例子。 或许我们会为历史终得平反而庆幸。但在1997年的一篇《中国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文章（注三）中，作者高易（译音）更进一步提出，其实重要的还不是平反与否。问题是，历史的研究是否可脱离政治而独立？要不然，一切都还是在为政治（或意识型态）服务，只不过所吹的政治风向改变罢了。这真是一针见血！ 对历史的解释或许无可避免地会带有主观性，文化的隔阂与资料的限制也增加了忠实解读的困难度，但我们还是应当尽可能地客观、严谨；资料的收集要广、要全，就是为基督教辩护也不例外，否则难免有以偏盖全，或者改窜历史的嫌疑。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试图从多角度来探讨法国和美国这两个运动的重要理念基础。它们二者虽然有许多相同之处，也有其一定程度的互动关系，但是它们更有其基本的差异点，使得两者产生极其不同的结果。今天，我们面临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作为历史的学生，我们或许可以从他山之石中得到一些宝贵的启示？ 二. 法国大革命的理念基础及影响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基本理念是：自由、平等、和博爱。这些崭新的理念，成为一种狂热的力量，在人类历史上（包括中国）燃烧了两百多年，成为革命运动的典范。法国大革命是启蒙运动的产物。我们都知道，启蒙运动是人类理性的觉醒，是人道主义、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三者的结晶。在法国，卢骚和伏尔泰的思想，对法国大革命影响深远。 然而，这样一个受到理性主义启示的运动，却出现很多非理性的表现： 第一，革命的狂热造成了“恐怖统治＂（Reign of Terror），反而促成了拿破仑专制体制的复辟。 第二，国家主义成为新的宗教（注四）。革命用语充满了“圣＂、“重生＂、“殿宇＂、“十诫＂、“祭坛＂等字汇。人民每十天必须进入国家的殿宇，唱爱国歌曲，听政治演讲，激起爱国热诚。几乎所有的艺术、建筑、和文化活动都是为了表达革命和爱国的热忱。所以即使在“恐怖统治＂的高潮，革命政府还可以徵召到一百万的兵源！ 但虽然当时法国努力输出革命，对法国的社会与国运而言，1789年以后的路途却是非常坎坷，充满了谋杀、暴力，甚至回到专制统治。归根结底，卢骚的人文思想和浪漫主义的倾向，对革命的理念与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在一般人的观念里，卢骚几乎是自由的同义词。虽然卢骚的私生活有许多争议性，但他加尔文派的教养使他有很严谨的伦理观，他被认为是现代自由主义（Liberalism）的创始人。卢骚的政治和社会理念，基本上是种乌托邦的思想。他的论点是，人类原本是孤独的，是自由的，也是天性善良的（这点是他最独特的理念，也是他其它论点的基础）。但是由于群体与社区的逐渐形成，加上财产的拥有，人类社会于是产生了不公、自私、忌妒、骄傲、竞争等等的现象而堕落了（注五）。在他的心目中，一切现存的公民（甚至宗教）组织都是为既得利益者服务的，是邪恶的根源，使人丧失了真自由。 为了解放人类，从这种束缚中得到真正的自由权，卢骚模仿起初加尔文所设计的日内瓦模式。在他的《民约论》（注六）中，他描写在一个理想的国家（state）里，人们牺牲独立来换取一个更好的“自由＂。因为人都有不同的（自由）意志，这些不同的意志又可能会彼此抵触。卢骚解决这问题的办法便是创造一个“普遍意志＂（general will）。这个“普遍意志＂代表人民全体的利益，它是良善的。并且，若是有些个人不遵照“普遍意志＂而行事，就表示他没有认识到自己真正的需要。此时，国家就应当“强迫他得到自由＂。 由于他（与柏拉图同）认为，绝大多数的公民都是愚蠢的，所以大多数人的意见（民主）并不一定能代表最明智的决定。因此“普遍意志＂需要有一个明智的“立法者＂（lawgiver），来作立宪的工夫。他并建议，这个“立法者＂最好能宣称有“神圣＂的启示。难怪有人认为卢骚是现代极权统治的先知了。他更提倡，应当设立一个“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这个宗教（他认为绝对不是基督教）应当鼓励勇气、男子气概、和爱国情操。 一个致力于倡导自由权的人，却因为他相信自主的人天然是善良的，并且相信“立法者＂也都是用意善良，英明聪智的。这种理念反而造成了许多违反人性、压制自由的后果。卢骚自幼不相信家庭，不相信（天主）教会，不相信封建的社会组织，这一切对他的立论不无关系。一个理念对人类社会所能产生的影响力，真是何等的惊人！ 三，美国立国的理念基础及其影响许多人说，美国是以基督教信仰立国；也有人说，美国独立运动是受到启蒙运动的启发；还有人说，美国的革命完全是经济的动机引发的，独立宣言不过是冠冕堂皇的广告辞罢了。这些观点，究竟哪一个更接近事实呢？ 美国第二任总统亚当斯（John Adams）曾估计，在独立战争时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赞同独立，三分之一是保皇派，另外有三分之一的人并不关心。常常一家人可以分成几个阵营，并没有什么明显的族群或阶级的分界线。可见文化与经济层面的分野，与争取独立的立场关系不大。相反地，我们却听到许多英勇壮烈牺牲的故事，这些烈士都是为着独立的理念而战。 美国立国（包括独立与立宪）的基本理念是：在造物主前人人平等，造物主赋予受造者不可分割的权利，包括生命、自由和追寻快乐。任何形式的政府，若是违反这些天赋的民权，就应当被取代。在宪法的保护下，共和国的政体是民主的，也是以民为主的，联邦政府的权力也是有限的。宪法的修正款更对民权有了明确的划分。人民有言论、信仰、法律、和隐私的自由，也是西方世界第一次出现政教分离的体制。 塑造美国这种立国精神的，就是清教徒的信仰和启蒙运动两者。 在当时的美国社会，清教徒的信仰，认为人类的尊严和平等都是上帝所赋予的。而且人类因着本身的局限性，是容易犯错，无法脱离上帝而独立的；这种理念是维系社会道德精神的砥柱，也是三权分立、彼此制衡的立论基础，并且也是美国版政教分离的立论基础。这所以法国的名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elle）当年在访问独立后的美国之后，曾撰文说：“美国是一个有宗教心灵的国家＂（注七）。 1776年的独立宣言是杰佛逊执笔，宣言的基本理念源自于柏拉图、洛克（影响启蒙运动最深的哲学家）、和基督教。当年起草独立宣言时，本来大家公推亚当斯来做，因为他思想最为深刻，但他谦让给杰佛逊，因为杰氏文笔最为犀利。杰佛逊自己解释说：“我从来不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发明新的观念。……我整个的目的便是在表达美国的心灵＂（注八）。今天研究历史的，有人认为（注九），开国元勋中对美国贡献最大的是华盛顿、亚当斯、和杰佛逊，并认为，亚当斯是历史上最被低估的元勋，而杰佛逊是最被高估的元勋。这个论点会不会太极端？我们可能得不到一个定论。但有一点我们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亚当斯的思想理念，对美国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亚当斯出生于清教徒的农家，他诚实、浑厚、睿智，而且学识渊博。虽然远不如杰佛逊和福兰克林那样多彩多姿，他在历史上的地位直到最近几十年才受到肯定。他有操守、思想缜密、高瞻远瞩，是开国元勋中第一个提倡独立的，也是第一个提出三权分立的宪法体制，特别是司法权的独立（注十）。他与杰佛逊同时分别推动西方世界第一次政教分离（注十一）与宗教自由的立法。亚当斯更是第一个预言，以乌托邦理念推动的法国大革命，将会走上恐怖统治，并且会将法国推回极权统治的老路。他真可算是有极高的政治智慧和先知卓见了，亚当斯可以说是美国独立时期的社会良心，与政治智慧的结晶。 这所以在费城的自由钟上，所刻的不是卢骚或伏尔泰的名句，乃是旧约利未记廿五章十节的经句：“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哈佛大学名教授开尔柏（注十二）也曾说：“对我而言，旧约十诫的第一条（上帝将以色列人从埃及的奴役下释放，因此他们应当专一归给上帝）和（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款（定义民权）有直接的关系＂。亚当斯曾说：“我们的宪法，是为有道德与有宗教信仰的人所设立的。它对管理任何其他类的人都不合适＂。这就是美国立国时代的写照。 虽然这些开国元勋们也都各有所短，勾心斗角者有之，背后暗算者有之，言行不一者有之，挑剔打击者有之（注十三）。但是，他们共同的价值观与信念，其所产生的力量和功效却是长远的，远超过他们个人的缺点，与法国正好相反，这实在是研究历史的人所不容忽视的。 四，对我们的教训法国的天主教和美国的清教徒有同样基督教的源头。清教徒在独立运动与立宪过程中对美国立国有非常大的影响。相反地，天主教在法国的阶级对立中，被认为是与专制皇室同伙的，因此在法国革命中是被压制的势力。清教徒对社会参与的热诚和主动性，也是制度化的天主教所不及的。这是两者不同之处。 两者同受启蒙运动的冲击，都高举自由、平等、人权。但是法国革命深受卢骚人本思想与人性本善的乌托邦理念影响，终于演变成恐怖统治，以至于回到拿破仑的极权统治。相反地，美国却是受到神本思想的影响，和清教徒道德精神的感召，使得它与启蒙运动的理性思想取得平衡，发明了有制衡作用（不仅仅依靠人的善良）的政体。最特殊的是，在这块新大陆的土地上，竟然同时出现了这么多历史上少有的，一流的政治人才精英，真是不可思议。用华盛顿的话说，美国的政体是一个“实验＂，这些人都是第一次作实验，居然作得这么好，这是美国的幸运呢，还是社会的特殊文化气氛所造成的呢？我想可能两者都有吧。 当时两个运动都有强烈的爱国心作驱使，但是一个把爱国当作宗教，一个用宗教作为爱国的基石，所产生的热诚虽一，其效果则回异。 可见国家的兴亡有理念的因素，理念有偏差，造成的后果非常巨大。也有制度的因素，制度完善，政治才可以有规则的运作，减少困扰。但更重要的，是要有适当的文化环境，它是酝酿理念的温床。如果社会上充斥着行险侥幸、缺乏公德、没有共同信念的国民，那么一个国家就很难形成一股道德与精神的力量，再好的制度也很难执行；纵然人数众多，还是很难养成大国的风范。这种文化环境必须是自动自发的，而非由政府公定的，才能凝聚成一种力量。如何能鼓励、酝酿这种文化环境的形成，或许是今天中国最大的课题吧？ 注一：熊璩，《基督徒的文化使命》，举目杂志，第一期，2001年三月。 注二：Zhang, Zjilian, "A Century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1889-1989," China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Ed. Zhang Zhilian (Perfamon, 1990), pp. 67-71. 注三：Gao, Yi, "French Revolution Studies in Today's China," Canadian Journal of History, Dec. 1, 1997. 注四：James Leith, "The Terror: Adding the Cultural Dimension," Canadian Journal of History, Dec. 1, 1997. 注五：Jean-Jacques Rousseau, "A Discourse on the Science and the Arts," 1750. 注六：Jean-Jacques Rousseau, "The Social Contract," 1762. 注七：Charles Colson and Nancy Pearcey, "How Now Shall We Live," Tyndale House Publishers, Inc., Sept. 1999. 注八：Lance Morrow, "Thomas Jefferson (1743-1826)," Time, May 30, 2001. 注九：John Ferling共两本书 John Ferling, "John Adams: A Life," Cahners Business Information, Inc., 1996. John Ferling, "Setting the World Ablaze : Washington, Adams, Jefferson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uly, 2000. 注十： David McCullough, "John Adams," Simon & Schuster, May 2001. (NY Times Best Seller) 注十一： John Witte Jr., "'A Most Mild and Equitable Establishment of Religion': John Adams and the Massachusetts Experiment." Journal of Church and State Magazine, 1999. 注十二：Marvin Kalb, 哈佛大学新闻系Edward R. Murrow讲座教授，CBS前记者。请参阅 注七。 注十三：Jay Tolson, "Founding Rivalries," US News & World Report, Feb. 28, 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