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锋在心灵世界

　　普遍性的道德律

　　康德把这个世界分成两个彼此不相干的部分，一个是“本体＂的世界，一个是“现象＂的世界。前者是看不见的，是关乎意义与价值的领域，后者从理性出发，是关乎外在、可量度的世界，是科学的领域。

　　他在现象（理性认知）的世界中找不到上帝。于是，康德希望在本体的世界中寻回上帝。在他《实践理性的批判》的书中，他认为夜空的繁星和心中的道德律就是伟大上帝的明证。

　　康德用心良苦，他希望兼顾信仰与理性，把上帝从理性主义的放逐下拯救回来，试图把个体性和普遍性整合起来。他大约是作这种努力的最后一位哲学家了，但是就像其它以人为本的思想一样，这并没有带来理性与信仰的统一，人还是被分割的。

　　纵然如此，康德还是肯定了普遍性（超文化）的道德律的存在。在后现代的气氛里讨论这个主题，可能更加深了我们的历史感和时代感。

　　赛先生（科学）带来的困惑

　　弗洛伊德对康德的论点感到相当地困惑。他认为，繁星点点的夜空与一个人应当怎样生活，没有任何干系。但是，作为一个理性主义者，弗氏还是“想通＂了。他以为，康德的观点不过是人类“想当然尔＂心理的投射作用罢了（注一）。

　　从认识论的观点来看，弗氏认为（其实是逻辑实徵论的立场）知识是从经验得来，凡不是由科学方法研究得来的知识就不是真知识，只不过是某些人的意见而已。知识不能是先验的（上帝放在人心的）、也不能是由启示得到的。从这个立场出发，普遍性道德律的观念当然是“与理性冲突＂的了。

　　鲁益师则完全不同意弗氏的观点。他无法接受“科学的方法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立场，也不同意“只有科学的知识才是真知识＂的观点。（让我们仔细想想，这两句话本身是不是以科学方法得到的结论？当然不是。那么既然不是，如果引用弗氏自己的原则，这结论岂不也是不可信的吗？那么，弗氏岂不是自相矛盾吗？）

　　鲁氏写道：“我们所认识的现象界到底是如何产生的？科学观察的背后是否还有其他的存在体？有没有一个智慧的设计者？这些都不是科学可以回答的问题。同样的道理，我们也不能期望科学来回答，｀普遍性的道德律是否存在'的问题。＂（注二）

　　可不是吗？人类文明一些伟大的成果，和重要的认知，都不属于科学的领域。人类智慧、精神、与创造力最高的表现，例如：艺术、音乐、文学、企业、牺牲的情操、生命的意义、人生的目标、价值的判断、对永恒的渴望和自我的超越，等等，都是科学无法解答的，但却包含极为可贵的知识与信息。

　　有一则描写青少年心理的笑话说：“孩子们，你们是不是厌烦了自己愚蠢的父母亲？赶快行动罢！乘你还｀无所不知＇的时候，立刻搬出去，找份活儿干！＂

　　与此相对地，大科学家牛顿谈到自己的成就的时候说：“在知识的大海洋里，我不过像是沙滩上一个捡贝壳的孩子。＂ 当我们过分主观，或是过份自信的时候，我们往往看不见人类的无知和有限。相对于牛顿（虔诚的基督徒）的谦卑，这个对比岂不是很恰当地描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了吗？

　　道德律的来源

　　弗氏认为，所谓道德律，不过是社会中的人，为了生存的利益，从社会经验和理性思辨中发明的规则。经过了代代的相传，就形成了该社会的道德规范。基本上，他拷贝了达尔文的立场，并且更进一步地肯定了相对道德的合理性。

　　当爱因斯坦忧心忡忡地写信问他，人类当怎样才能避免战争的时候，他回答说，“最理想的情况是，将整个社会归服于｀理性的专制＇之下。＂对他而言，诉诸战争是人类非理性的表现，理性则是解决人类道德问题的唯一法宝。

　　话虽如此，但是当他发现，心理分析，并不能使得那些“非常有理性的＂分析师，更为有道德时，他也感到非常地失望。

　　鲁氏的想法就没有那么武断。他比较所有的古文明，从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希腊和罗马的历史和宗教中，他发现这些古文明的道德观与我们的极其相似，只是着重点和敏感度略有不同罢了。他虽然没有充分证明道德律的先验性，但却是对它的普遍性提出了有力的证据，鲁氏把它叫作“道＂（Tao）。在历史上，道德律曾被赋予各种不同的名称，例如：“自然律＂，“实践理性的第一原理＂，和“传统道德＂等等。在古文明中，道德律的绝对性一向被视为是天经地义的。（注三）

　　鲁氏并提出一个强有力的论点：当我们说，一个文化的道德观比另一个文化要“高明"的时候，我们是在把两者与一个客观的标准来作比较，也就是说，我们承认有一个绝对道德律的存在，并且用它作为标准来判断其他系统（注二）。

　　道德律若是人类社会进化过程的产物，它就没有方向感，没有一个主导的目的。但它若是普遍的、先验的，它必定有一个目的，有一个方向，它可以指导我们的行动、赋予我们选择的意义。

　　良心的退却

　　道德律就好像一个指南针，指示我们正南的方向。良心则有如人心的调温器，它藉着同情心、正义感和罪恶感催逼着我们。这大约就是孟夫子所谓的“四端＂（《公孙丑章句上》）罢？孟子认为它是人类与禽兽间最大的差异，是人类最尊贵的特性（《离娄章句下》）。

　　弗洛伊德对良心的形成，提出了一个新鲜的理论。他宣称，孩子在大约五岁的时候，开始把父母亲的教导（甚么是该做的，甚么是不该做的）内化，逐渐地和“自我＂结合起来。他把这种内化的父母亲叫作“超我＂，也就是良心。他认为，人类之所以成为有道德的社会动物，就是这种良心内化过程的表现。

　　鲁益师则观察到：第一，全人类都有一个挥之不去的奇怪想法，就是他该当怎样为人（至少，别人该当怎样为人）。第二，但他自己又常常达不到这种要求。这种内在的诉求不是科学，或者进化论可以解释的。但是这个观点非常符合圣经的立场。在圣经中，保罗把良心称作“心中的律＂（《罗马书》7：23），它是我们内在道德律的颁布者，是催促我们行动的内心警察，也是与“肉体中的律＂（罪性）交战的。

　　其实良心并不是一个永久可靠的调温器，它会受到环境的影响而迟钝、麻木，甚至变质，但是，它不会消失。保罗说：“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哥林多前书》4：4）他的意思是说，良心并不完全可靠，它会受到罪性与偏见的污染，我们应当以上帝的话语来作判断的标准。

　　鲁氏认为，历史中无论哪种文化，一向都对道德律非常敏感。但是这种敏感度从廿世纪起显着下降，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心理分析学对社会的影响。

　　他认为，弗氏对“压抑＂与“禁制＂的理论，暗示着羞耻感是危险、有害的。这种学说鼓励人采取开放的道德观，告诉人们，那些不合约束的行为与思想（例如：性开放）都是自然的本性，不必大惊小怪，犯不着有甚么羞耻感。以致今天的文化对懦弱、欺骗、妒嫉和不贞节的宽容度，远超过以往所有的文化（注四）。历史证明，这样的社会将逐渐失去其共同的价值基础，造成价值观的混乱。

　　鲁氏认为，在这样一种心态之下，圣经中赎罪和拯救的观念就没有甚么意义了。

　　笔者对此深以为然。不但如此，我想今天流行的“这是我应当得的＂（Entitlement）的心理，很可能与弗氏的学说有关。当罪恶感是有害的，当我的欲望（Want）都是合理的时候，所谓忍耐、牺牲、节制和利他，就不再是美德了，甚至犯罪也不过是一种疾病。难怪廿世纪以来的人类，如此 沉于立即满足的习惯中，这是自我中心的社会自然的表现。

　　弗氏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人。有许多证据显示，终其一生，他经常在“临床性沮丧＂的症状中挣扎，甚至有好几年需要用古柯硷来帮助他放松。表明他极可能怀疑自我的价值。

　　但是，另一方面，他好像又是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人。他在给朋友的信上，曾自谓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说自己膺服“凡道德之事都是浅显自明＂的观点。

　　他认为：自己的正义感，对人的关怀，不占人便宜，和不愿让他人受苦的操守，可以与他所知道世上最好的人相比。他并且指出，虽然他赞成一个性开放的社会，但是他个人的性道德却是保守的、传统的。

　　明显地，他对道德律“浅显自明＂的观点，与他反对普遍性的道德律的立场，两者是有矛盾的。弗氏也反对圣经上“爱人如己＂的教训，认为那是迂腐。这或许也是一个关键点，他的道德观是建立在“人比人＂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于客观的标准上。当自己比别人做得好的时候，带来的多半是骄傲、自得；当与己不利的时候，它就自然变得“迂腐＂了。

　　有趣的是，越是道德高尚的人，越有敏锐的良心，越是认识自己的不足，良心的自责也特别多。相反地，越是没有道德的人，越是良心迟钝，往往越认为自己比别人强。可不是吗？我们若是做一个调查，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会认为，自己比“一般人＂更有道德。

　　我们相信，弗氏与鲁氏都努力地遵守道德，弗氏拿自己与别人相比，鲁氏却关注客观道德律的要求，结果他为自己品格中的缺陷所“震惊＂，使得他开始寻求外来的帮助，最后终于离开无神论，接纳了一个灵性的世界观。这两种选择真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了。

　　人的拆除与重建

　　在《人的拆除》一书中，鲁益师为当年教科书中传扬的相对价值而担忧。鲁氏认为，客观价值的存在，是我们人生的基本信念，也就是他的“道＂（Tao）。鲁氏用比喻式的手法，把人分成头脑、肚腹和胸膛三个部份。头脑代表理性、才智，属于灵性的范围。肚腹代表情感、胃口，属于物质面需求的范围。头脑想要控制肚腹的需求，是不能直接达到的，一定要经过胸膛，也就是品格和意志。鲁氏认为，胸膛是决定人之所以为人最重要的因素。然而，当代的教育所培养的，多是些头脑聪明，但却没有胸膛（品格）的学生。

　　让我们仔细想想，品格的确受到道德观的指导，但它的薰陶与塑造却需要一种理性以外的动力，而不仅仅是知识（这点是苏格拉底没有弄明白的）。不要以为，只要上些“怎样控制愤怒的情绪＂的课，就可以叫人性情温和了。

　　如果我们拆毁了绝对的、客观的“道＂，而想要另外建立一套新的规则，那就好像要求人去另外发明一组自然律一样，极可能是徒劳无功的。因为历史证明，任何人为创造的价值系统，都是主观的，暂时的，任意的，它不能普遍化，而且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一个社会如果废除了客观的“道＂，那么掌权者就可以规定，甚么是道德律。这样，人类最后的胜利，竟然是消灭了人性的尊严。那时，人们将不再是照着神的形像而造，乃是照着他们的主子的形像而造。这个主子可以是政府的当权者，可以是时尚的领导者，也可以是某种主流的思想。

　　价值的主观化和道德的相对化，是今天社会最大的隐忧。它不但对社会有害，更会影响个人的成长和幸福。我们如何度过一生，取决于我们的观念，和我们对人生的基本信念上。这个信念可以建筑在（客观的）真理与真实上，也可以建筑在人们主观的价值系统上。

　　然而，有一点是可确定的，我们不能抵挡真理，只能辅助真理。主观的心态与意志无法改变客观的真实，更不可能推翻真理。如果道德律果真是上帝放在人心中的（先验的），那么，它必然是有爱的上帝为了保护人类而设立的。就好像父母亲保护孩子不可以玩火一样。虽然这会违反孩子好奇的天性，但却是对他们有益的约束。如果真是如此，对这种规则的忽视，一定会给我们带来灾难，而我们却很可能不自觉呢。

　　回归到“道＂不过是第一步，我们更需要有遵行“道＂的动力，这就是基督教所说生命的力量：“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约翰福音》1：4）。这生命不但照出人心中的黑暗，它也给予我们行动的力量。如果耶稣基督真是道成了肉身，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那么，我们来发掘、认识，并接纳这“生命＂，岂不是很合乎“理性＂的表现吗？

　　不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弗洛伊德和鲁益师的思想，给予了我们很大的启示。你我应当师法谁呢？让我们面对这个抉择，否则，我们很可能还是在过着一个逃避真理的人生，与自己内心真实的需要搭不上线呢。□

注：

1. 关于弗洛伊德和鲁益师的言论，本文多处参考：Nicholi, Armand M., Jr., "The Question of God, C. S. Lewis and Sigmund Freud Debate God, Sex, and the Meaning of Life", The Free Press, 2002. Nicholi教授在哈佛大学教授此课凡卅余年，备受学生欢迎。

2. 鲁益师：《返璞归真》（Mere Christianity），余也鲁译，香港，海天书楼，1995。

3. 鲁益师：《人的拆除》（The abolition of ma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43.

鲁益师：《痛苦的奥秘》（The Problem of Pain），鲁继曾译，香港，基督教辅侨，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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