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世界》与《酒店》

　　《悲惨世界》与《酒店》的时代差异

　　当维克多 雨果写出《悲惨世界》时，他已经历过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理想主义时代 从法国大革命到1848年的“二月革命＂。在这个时代，人们相信：透过革命，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是可以达到的；社会的阴暗，肇因于人性内在深处的高贵天性被不健全的社会制度 世袭贵族 所压抑，只要改善制度，社会就不会再有弱肉强食的苦难了。正是这种确信，使文人志士充满理想，敢献身、敢牺牲。这个时代也因其慷慨澎湃的热情，被标示为“浪漫主义时代＂。

　　1848年革命后数年间，路易 拿破仑破坏共和，自立为皇帝，称号拿破仑三世。雨果将这保守反动事件视为对理想的彻底反叛，他离开祖国，到英国一个可以遥望法国海岸的小岛定居，直到1870年拿破仑三世下台，成立第三共和，雨果才终于回到法国。

　　就是在流亡的这段时间，雨果以其热情的愤怒，写出后来被拿破仑三世再三围堵、不肯让其在法国有影响力的诗集《惩罚集》，以及世界名着长篇小说《悲惨世界》。尽管前者是诗、后者是小说，但同样都是描写百姓的苦难，控诉不合理的政权，表达对共和政府的期待。

　　1870年民主共和稳定发展后，人类思想史走向另一个重大转折，就是“写实主义＂的兴起。这时期跟浪漫时代最大的不同，就是不再用强烈的理想与热情描述时代的伟大崇高，作家开始冷静地分析社会问题、分析人性，笔调因冷静而显得冷酷无情。

　　写实主义作家如此地抗拒崇高、高贵、伟大，只描写可以看的见的真实社会，不仅是因为科学主义带出来的“只描写看得见的事物＂的写实风潮，也是由于对过去时代理想热情的幻灭。因为他们发现，中产阶级成为社会中坚，并不比贵族时代高明多少；在社会中，继续潜藏着阴暗面悲剧面，根本没有透过民主革命而去除。所有自由、平等、博爱的革命理想，如今被证实为只有局部的意义，因为中下阶层的小人物被中产阶级出卖、牺牲、彻底忽略了。于是写实主义时代，预藏了未来的马克斯无产阶级革命的种子。

　　对中产阶级的幻灭感，对下层社会小人物的怜悯，导致艺术家、作家纷纷把焦点移到下层社会，也使他们被有钱有权的中产阶级排斥，造成他们自身的苦难。这就是画家梵高与作家左拉所处的时代。

　　因此从这文化思想史视野，我们便可以分析出来，何以同样是描述可怜的小人物，雨果的《悲惨世界》隶属浪漫时代，左拉的《酒店》隶属写实主义时代！他们两人尽管焦点都聚光在小人物，但雨果对崇高、伟大、理想甚至神圣的热情笃信，左拉文中已不再复现。这正是两本世界文学名着核心的差异！

　　浪漫与写实的风格差异

　　浪漫时代文学作品最典型的风格，就是善恶对立、戏剧性的情节与戏剧性的结束。譬如在《悲惨世界》中，芳汀与珂赛特母女都爱上大学生，但这两个大学生却是善恶对立的 芳汀爱的是始乱终弃的公子哥，珂赛特爱的是对爱情忠贞、又敢放弃贵族身份、投身时代洪流为中下阶层百姓奋力搏斗的正义的读书人。而抚养珂赛特的旅馆老板夫妇，也跟主角冉阿让形成善恶对立。

　　至于浪漫时代最喜欢的高潮戏剧性呢，则是放在旅馆老板夫妇爱自己女儿虐待珂赛特，未料十多年后，他们的女儿暗恋大学生，大学生爱的却是珂赛特，导致女儿为大学生牺牲自己的性命。

　　当然，最高潮的还是在1832年巷战那场中，冉阿让、沙威、大学生、旅馆老板女儿竟然都聚到一块儿，冉阿让又能有机会与沙威单独对峙，而冉阿让救走珂赛特深爱的大学生时，还碰到恶的代表 旅馆老板。太多巧合，让人一眼识穿是作者刻意铺陈高潮迭起的戏剧张力。

　　这些善恶对立、戏剧性张力，在左拉作品中都没有。左拉作品中，善恶界线很模糊，从善到恶的过程缓慢渐进，除了心灵问题，更把视角置于很多环境上的无奈无力。左拉因着这种欠缺戏剧张力，被人评为细节太过繁琐。这其实是写实主义文学作品的特色。

　　接下来我们再来分析对比作品中的角色素描。

　　两个女人的比较

　　《悲惨世界》与《酒店》，都以女人做为悲剧的核心人物。

　　《悲惨世界》中的女主角芳汀，惨遭大学生始乱终弃，留下一个女孩给她自行想办法抚养。芳汀只好冒险把孩子托给路途中只见过一次面的旅馆老板夫妇，离开女儿去工厂工作养孩子。芳汀当时选中旅馆老板夫妇，只是因为见老板夫妇也有同龄女儿，心想，为人母者将心比心，或者会善待自己的孩子。

　　未料这对夫妇从此苦待芳汀的女儿，却不断谎报孩子的需要，向芳汀索钱。当时的工厂工资少得根本无法让女人单独养活孩子，社会对未婚母亲的鄙视，又不给任何机会生存。芳汀努力多时，终于卖了自己的头发、卖了自己的牙齿后，下海为娼。

　　芳汀又穷又病，还得不断应付旅馆老板夫妇的索钱，深怕钱没给，女儿就会被苦待。于是恶性循环，芳汀更穷更病。

　　直到死前，芳汀都未能见到女儿，只能托孤给同情理解她的冉阿让。

　　正是这个托孤行动，让小说后半部充满人性的高贵与伟大，珂赛特透过冉阿让有了美好的结局，芳汀的悲剧因此被冲淡了。

　　不仅如此，雨果还将芳汀的悲惨、冉阿让养大芳汀女儿珂赛特的故事，置于即将发生重大革命的1830年代之前，让故事高潮伴随革命时代的高潮，以衬托出这些小人物的悲剧，最大咎因在于社会制度的不健全，无法避免弱肉强食。

　　《酒店》中的女主角雪维丝的悲剧，一样开始于被一个男人兰地尔始乱终弃。不过，抛弃她的人跟她同样是中下阶层。这个男人爱慕虚荣好吃懒做，专门吃软饭。

　　雪维丝个性坚毅，悲苦数天后随即面对现实独立起来。显然在1870年以后的共和年代，这样的女性比芳汀幸运，至少能被同社会阶层的人接纳，并能养活自己与孩子，虽然过得十分辛苦。

　　雪维丝后来遇上一个同样阶层的好男人，并结了婚，曾有数年美满的日子。雪维丝梦想着自己开一家洗衣房，过过自己当家作主的老板生涯。

　　谁知道丈夫库柏在一次做工盖屋过程中，因为看到对面的小女儿招手分了心，从高处摔下，差点死掉。夫妇俩辛苦数年，一场灾变使得一切积蓄化为乌有。库柏在这个过程中心灰意懒、怨天尤人，渐渐无法自拔，开始了混玩酗酒的生涯。

　　更糟的是，库柏却又引狼入室，把暂时找不到软饭可吃的兰地尔带回家来，老实地将兰地尔视为推心置腹的好友。

　　于是雪维丝得养两个好吃懒做、酗酒、饱食终日的男人。雪维丝最终的结局，是被兰地尔、库柏吃垮喝垮后，兰地尔再度离开，库柏酒精中毒疗养院进出数次后死去，雪维丝自己也穷困潦倒而死。她的女儿娜娜，终于成为妓女。

　　《酒店》中女人的悲剧，在左拉笔下，焦点不再置于上层社会对下层社会的不公平倾轧，而是中产阶级掌权、工商社会兴起后，下层社会劳力终生的虚空、无价值感。这些小人物有好有坏、也有从好变坏的过程，但很明显的都是平凡的。透过《酒店》显出的人性观与生命观，既不崇高也不伟大，充满琐碎，更没有从受苦中找到任何意义。

　　两个八岁女孩的比较

　　雨果与左拉，都透过孩子的受难，表达最让人动容的人间疾苦。

　　《悲惨世界》中芳汀的女儿珂赛特，直到八岁，一直被旅馆老板德那第夫妇苦待。冉阿让出现的那一刻，正好是珂赛特夜间提着大水桶到林中打水，又害怕桶又吃重，边喘边哭边停停走走之时，冉阿让帮珂赛特举起水桶那一刻，珂赛特的命运从此改变了。她这一生都因冉阿让对芳汀的承诺，被保护得好好的，没有再受过任何苦。

　　《酒店》中小女孩的受难就不是这么幸运了。一样是八岁的女童拉丽，母亲被父亲醉酒时活活打死，拉丽从此成熟成一个充满母性的女人。她负起保护弟弟妹妹的责任，当父亲酒醉要揍人时，她主动挺身被打。她想尽办法张罗饥饿的弟弟妹妹的吃食，把自己饿成营养不良到走路得扶着墙。拉丽全身瘦得只剩排骨，体无完肤，都是被打的痕迹。

　　拉丽最终是病死的，她病中继续做家事照顾弟弟妹妹，直到再也起不来。父亲看她终日躺着，又要揍她，拉丽跟父亲说：“这次你不要揍我，因为我不要你日后后悔，我马上要死了。我一直不让你增加任何麻烦的。让我们和和气气道别吧。＂然后，拉丽跟父亲交代弟弟妹妹一些她放心不下的事情。

　　拉丽这种成熟的母性，与对酗酒父亲的逆来顺受，竟出自八岁的稚龄，只能用惨不忍睹来形容。从头到尾，没有人出现来救拉丽，同情拉丽的雪维丝自身都难保。悲剧中没有对人性有任何崇高伟大的讴歌，拉丽的善良与责任感，绝不是讴歌人性的高贵，而是衬托出人世间最大的悲惨！

　　拉丽与珂赛特的对比，只能说，《酒店》比《悲惨世界》，更是悲惨的世界。

　　沙威

　　有一个人物，在《悲惨世界》中举足轻重，但在《酒店》中并没有参照者，那就是沙威。

　　雨果对沙威的刻划，比重与深刻层度，比之冉阿让绝不逊色。

　　当沙威出场时，雨果这样描述他：“沙威是在监狱里出世的，他的母亲是一个抽纸牌算命的人，他的父亲是苦役犯。他成长以后，认为自己是社会以外的人，永远没有进入社会的希望。他看见社会毫不留情地把两种人摆在社会以外：攻击社会的人和保卫社会的人。他只能在这两种人中选择一种，同时他觉得自己有一种不可解的刚毅、规矩、严紧的本质，面对他自身所处的游民阶层，却有说不出的仇恨。他便当了警察。＂

　　沙威的父亲和冉阿让一样，是社会边缘被遗弃的人。冉阿让被卞福汝主教感召，果真灵魂被赎，从此成为完人。而沙威，却选择作“驱逐一切社会边缘人＂的警察。

　　沙威不是坏人，他只是有个很不幸的身世，而这一生又从未像冉阿让般经历被饶恕被接纳。沙威把被社会遗弃的成长背景转化了，成为不肯饶恕接纳被社会遗弃者的人。

　　雨果接着描述：“沙威由两种情感构成：尊敬官府、仇视反叛。＂沙威无法判断，当社会体制不合理时，被社会遗弃的人可能并不是坏人，被社会优渥奉承的人可能无恶不作。“沙威刻苦、独居、克己、禁欲，从来不曾娱乐。他绝对公而忘私，是一个｀凶顽的诚实人＇……＂雨果笔下的沙威，其实比冉阿让更有血有肉，我们几乎都可以感觉到沙威法律森严的背后，隐藏了一个曾被遗弃、缺乏关怀与爱的灵魂。正是这个沙威，使芳汀无处容身，毫不留情地让芳汀在死前还受到致命的一击，又使冉阿让终生逃窜。

　　沙威一直相信自己是正义的化身，是在维护社会秩序、除暴安良、捍卫真理。他视将脱逃的冉阿让逮捕归案为此生最重要的使命。未料，在1832年巷战革命中，沙威被视为政府间谍被逮，交给了冉阿让。冉阿让有了大好时机可以报复，冉阿让却放他走了。这个举动震撼了沙威，让沙威随后又有机会逮捕冉阿让时，也放了冉阿让。

　　剧情至此，出现沙威此生最大的冲突：沙威生平只有一种法律正义，但现在却出现跟法律正义很不相同的人道观 一个应当被消灭的人，突然变成可敬佩的人；而最让沙威震撼的，是竟然他自己也饶恕了、放走了苦役犯，他违反自己信守不渝的“法律正义＂。

　　沙威在矛盾纠结中，根本不晓得该怎样面对自己的过去与未来。原来过去的信仰是盲目的，过去的正直是黑暗的，他却依靠这盲目的信仰与黑暗的正直这么多年。他跟过去脱了节，又不知如何面对未来。在混乱中，沙威投塞纳河自杀了。

　　就有血有肉、真真实实的人性而言，沙威的形象刻划其实比冉阿让更成功。雨果刻划出沙威法律正义的背后，隐藏的受创的成长经验；也刻划一旦视自己为正义化身的信念被摧毁后，茫然失措空虚的心理反应。

　　不过，沙威的成功，不表示雨果是个擅长刻划冲突人性的小说家。《悲惨世界》，我们可以说是时代史诗、可以说是浪漫主义晚期文学经典，却绝不能说是部性格、心理分析小说，原因在于雨果太强烈地着力于“完人＂形象的刻划。

　　沙威其实在《悲惨世界》中，是用来反衬完人冉阿让的。而冉阿让的完人形像，是浪漫时代独特人性观点，这观点在写实主义时代已被质疑了。因此，《酒店》中没有任何沙威式的挣扎，更没有冉阿让似的崇高伟大。

　　人性与信仰

　　浪漫时代的人性论乐观幻想，究其根源，还是时代的产物。我们可以看到雨果时代的共和主义英雄人物对未来的期待：“十九世纪是伟大的，但二十世纪将是幸福的，那时就没有与旧历史相似的东西了……人们不用再害怕灾荒、剥削、或因穷困而卖身、或因失业而遭难，不再有断头台、杀戮和战争，以及无数的事变中所遭遇到的意外情况。人们几乎可以说：｀不会再有事变了。＇人民将很幸福。朋友们，和你们谈话所处的时刻是黯淡的，但是这是为获得未来所付的惊人代价。革命是付一次通行税……弟兄们，谁在这儿死去就是死在未来的光明中。＂

　　浪漫时代对未来有如此大的盼望憧憬，对身处的死难有如此大的价值意义感，这正是浪漫时代对人性论如此乐观的原因。

　　当1848年革命以后，这种乐观论，随着社会越来越不相信过往理想会实现，而渐渐淡去。理想幻灭的同时，人道主义者只看见下层社会小人物的困苦悲哀挣扎，却不相信天地间会有帮助人超越自身的力量，加上科学越来越快速的发展，终于，写实主义出现了，彻底走向“我只描述我看得见的事物、不描述我看不见的事物。＂这就是左拉《酒店》的时代。

　　而我们在二十世纪的马克斯主义革命中，再度看到对未来的憧憬盼望，与对身处死难的价值意义感 只是马克斯主义的理论基础不再是心灵论（唯心论）的，而是经济论（唯物论）的，对人性内涵的人道主义精神也彻底的不信任，宁愿主张阶级斗争。这种唯物观点建构的社会乌托邦，终于在二十世纪结束时彻底幻灭。

　　二十世纪末，却又出现了“自然大地与心灵乌托邦＂思潮。这里我特别指称二十世纪60年代以后开始发展的新时代运动（New Age Movement），我对这“自然大地与心灵的乌托邦＂充满忧虑，因为它不从历史中找到殷鉴，却再度重返人性乐观论，甚至笃信“灵界至善＂。

　　从乐观到悲观再到乐观，从心灵到唯物再走往灵界，从性善的完人到性恶的魔鬼到用大地用心灵建构乌托邦，如今的二十世纪末与二十一世纪，在虚无幻灭、游戏嬉玩中，幻想透过招引不知名的灵界力量提升自己……这些演变其实从古早的人性论尝试中，已可看见蛛丝马迹。

　　每个时代都有其自身的人性论尝试，每个时代也都只掌握部份真理。一切人性论尝试，无非企图解释邪恶由何而生，良善如何获得，社会正义能否达到，以及人如何获致拯救。最终，人性论其实是个信仰问题 是你我无从回避的、早已暗中自觉不自觉地做了选择的信仰问题！□

　　作者为校园福音团契网路专业同工。

　　本文原载于《心灵小憩》网站，是一个以思想、文艺分享探讨信仰的网站。网址为http://life.fhl.net，请以Big5码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