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松齡
一．經濟與社會發展狀況與展望1．今後十年中國經濟將會進一步發展 （1）根據美國一經濟學家研究得出的某指標体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一課題組調查統計結果預測，中國將在2010年達到此指標的100％，即以理論上達到先進國家水平。 （2）曾培炎預測今後十年經濟仍將以7％速度增長，到2010年將翻一番。 （3）一系列公開發表的研究數據均表明經濟將會進一步發展。 2．與經濟發展的同時，社會腐敗將會“深化”、“泛化”。 （1）“腐敗是個毒瘤，是個頑症”，也是中國社會的傳統痼疾，江澤民多次在內部及公開講話中說，吏治腐敗是歷史上改朝換代的主要動因之一。這個說法，比陳雲所說“執政黨的黨風是關係到生死存亡問題”更為具体、生動。近年來，官吏犯罪的級別越來越高，案子越做越大。以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成克杰及江西省副省長胡長清為代表的部省級以上官員犯罪案件越來越多。 （2）執法机關的腐敗也越來越深。各地已揭露出來的省一級武警、公安、海關、檢查、法院領導貪污、走私、受賄大案、竊案、串案越來越多。黨的紀檢幹部犯罪也日益增多。 （3）腐敗已深入“尋常百姓家”。任何有一點小小“職權的人，都會按職權範圍搞腐敗”。許多小小机關發生腐敗大案。醫生、教師以病人和學生為“人質”，敲詐病人家屬和學生家長的情況遍地皆是，無處無之。 3．與腐敗相應的是“黨群”、“幹群”關係空前惡化。2000年5月的一篇公開發表調查問卷報告表明，農民對農村基層幹部已深惡痛絕到了極點。另一處講到“民謠風”；而歷史上在當民謠成風之時，都是社會黑暗、政治腐敗之時。 4．隨著經濟的、社會的各項改革的深入和“利益的再分配”，各種社會問題將不斷湧現並日趨尖銳；貧富分化日益顯著，犯罪率將繼續上升，青少年犯罪、暴力型犯罪及犯罪低齡化將日趨嚴重。 正由於特定的歷史和社會條件，中國已成為展示人的罪性和惡行的一大場所。這或許將有助於中國人認識到惡行是由罪性而來，人類自己無法清除自己的罪性。 二．知識份子狀況及展望1．“知識份子”的界定。即要解答兩個問題：（1）誰是“知識份子”？（2）“知識份子”在哪裡？有兩種解釋：其一，“知識份子”代表“社會良心”，充當“社會批判力量”；其二，“知識份子”是具有某一等級的學歷，從事某一需要相當科學文化知識的職業的專業人員。或者還有第三種解釋，兼前二者而有之。 2．經過毛澤東時代的歷次政治運動，使知識份子斯文掃地，寧保“瓦全”，不願“玉碎”；又經過那時代的經濟改革，有的知識份子“抓住机遇”，混跡於農場，有的則追趕浪頭，成了“經濟動物”。因而早已喪失了“士可殺不可辱”、“殺身成仁”、“捨生取義”、“仗義執言”、“寧可站著死，不可跪著生”的傳統美德。而“文人無節”的劣根性卻極度膨脹。因而就“社會良心”和“社會批判力量”而言，知識份子作為群体已不復存在，作為個体也只鳳毛麟角。年輕一代的“知識份子”則更沒有希望。 3．如果由“學歷”和“職業”取定義，則“知識份子”隊便將急速擴大。近年來，大專院校招生數量猛增（主要出於“拉動內需”促進消費及“分流潛在失業人口”的考慮）。全日制學校和“成人高等教育”招生數每年遞增10個百分點。但由於教育資源有限，尤其是師資質量和數量的下滑，擴大招生的結果只能是粗製濫造。北京大學前校長曾自稱“一流的學校，三流的師資”。其直接後果之一是中國科技排名在世紀之末已急劇下降。 4．“知識份子”不僅不比“老百姓”和腐敗官吏更多正義感，而且缺乏甚至喪失了責任感。許多人墮落為蠅營狗苟的功名利祿之徒，“跑官”、“買官”中多有知識份子；欺世盜名，不動一筆而自冠“主編”之名的校長或行政官員幾乎全是“知識份子”出身。創造“年產”科學論文上百篇“文化奇蹟”的當然也是“知識份子”。 5．值得注意的是，今後十年進入最高領導層的，都將是有相當學歷的“知識份子”。就一般狀況而言，他們的基本素質不一定比現任領導層強；“意識形態性”更為減弱；更注重實際的力量與利益。但是為了加強自身力量和取得更大利益，而會繼續使用“意識形態”這個武器。意識形態的意義，也僅僅是工具性的了。對宗教的態度，也會從力量與利益兩方面來考量。 三．宗教狀況與展望1．宗教與政治 （1）歷史經驗：唐朝“景教”、元朝“也里可溫教”皆因依靠政治勢力（尤其是皇室）而得以立足並傳播；但也因僅僅依靠政治勢力而衰微乃至絕滅。明未清初利瑪竇、湯若望等也是依靠於皇帝的個人關係而使福音傳道取得進展。南懷仁因為康熙關係而使“曆獄”得以平反；同時也因南懷仁的去世而使康熙最終解決“中國禮儀之爭”，福音傳道再次受到沉重打擊，直到1842年南京條約之後。 （2）統治者對宗教的態度：限制、利用、鎮壓。如李唐王朝揚“道”抑“佛”，直至幾次“滅佛”。對民間宗教則一直採取鎮壓措施。 （3）宗教對政治的傳統態度：滲透、依附、控制。從陳勝利用民間巫術到張角（東漢）、方臘（北京）利用天師道，到洪秀全利用被他歪曲了的基督福音，宗教都曾被當作政治工具。至於歷代道、佛二教滲透並控制政治的企圖，也都是十分明顯的。 （4）這就從主客觀兩方面表現了政治與宗教的密切關係。對此，丁光訓說：宗教也是政治，而且是精細的政治（《丁光訓文集》）。因此，傳統上，宗教都主動到被動地帶上強烈的政治色彩。 （5）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宗教是一種社會意識形態，而意識形態既是“社會存在”的反映，也為一定的“社會存在”服務。在中國，基督教一直被說成是西方列強侵略、干涉中國的工具（這種評價，當然與中國文化傳統的工具主義價值觀有密切關係）。《瞭望》週刊2000年二月發表署名文章預測未來十年中國周邊地區安全形勢。推斷美國將利用人權和宗教自由等問題作為干涉他國內政，甚至作為軍事干預藉口。並藉此提出“穩內”（穩定內部）、“反霸”（反對霸權，即美國）、“打邪”（打擊“邪教”）作為應對原則。可見對宗教問題極為重視。 （6）宗教與現實政治。宗教組織是“統戰”對象。宗教組織和活動不能脫離黨的領導和政府控制。“法輪功”事件後，因“吸取法輪功的嚴重教訓”，對各種宗教的控制和管理更為嚴格，對定性為“邪教”的宗教或教派打擊更為嚴厲。一篇由鑄開發表的文章談當前宗教活動及對策，特別指出“自封傳道人”、“宗教派性活動”及“境外背景”增多。對策包括加強基層組織建設、加強信息情報工作以及加強管理與打擊。因此，對“有海外背景”者尤為關注；對去海外進修神學者更是橫加攔阻，或者“斷其後（退）路”。但出於一時的政治目的，也會根據需要“抬舉”某種宗教或某種民間信仰。以澳門回歸時對“媽祖”的宣揚，及對澳門“宗教多元化”的讚許。 2．宗教與文化 上述許多問題即已涉及文化問題。利瑪竇生前的“成功”，既是因投靠政治勢力，也是因投合中國文化。徐光啟們所信的，也是中國化了的基督福音。洪秀全則更使基督教染上了中國原始宗教的色彩。今天，我們尤其要認真對待和把握的是“中國福音化，福音中國化”（有的稱作“中國文化神學化，神學中國文化化”。然而福音與神學不能等同）的問題－－是為了讓中國人接受“福音”而使福音適應甚至投合中國文化（或者適合中國人的胃口），還是讓中國文化在基督的寶座前接受洗禮，更新重生？有人說（如丁光訓），福音若不“中國化”，若不與中國文化結合起來，就很難使知識份子接受。但願這不是指要讓福音適應並投合中國文化。在“基督教與中國文化”這個領域，理論上易產生異端，實踐中易產生帶有中國民間宗教色彩的教派。例如，有的研究者就把太平天國視為“本土化”運動的先驅之一。今後十年，中國有些教會將有意識的熱衷於“福音中國化”的嘗試與實踐。 四．幾點思考1．經濟的發展和物質生活的提高伴隨著日益深化、泛化的社會腐敗，完完全全表明了拜瑪門的惡果；事實嚴厲駁斥了中國“先賢”的“衣食足則知榮辱”之說。拜瑪門（的反神論）必然導致“物質極大的豐富”而“社會、人心極大的敗壞”，對此，中國當代社會是極好的、活生生的見証。 2．在中國，作為“社會良心”和“社會批判力量”的知識份子已不復存在。這種狀況在最近的將來無望出現轉机。雖然這提起來是當代中國人的一大悲劇，但卻或許為基督徒在這個世界為主作見証掃清了道路。（不求智慧，但傳十字架上的基督。主揀選了世上軟弱的，教那強壯的羞愧。） 3．福音傳道與文化背景關係密切，但決不能以損害真道為代價來適應文化，甚至向文化妥協（如利瑪竇），來達成“福音事工繁榮”、“教會興旺發達”的假象。“儀文”或許可以中國化，但福音真道決不能中國化。“中國化”僅指“人的文化”而言，如語言、生活方式等。我們當然要把聖經譯成中文，可以用方言或民族語言佈道，唱中國曲調的讚美詩，但決不能互相附會福音真道與中國文化。 4．現在乃至最近的將來（如今後十年）只是傳統的延續，儘管是有變化的延續。我們盼望，祈求主為中國的福音事工開路，但若是按照我們自己的認識，最近十年，中國，主要是中國的高層領導對福音傳道的態度不會有根本改變－－儘管總的趨向是會越來越開放。與前述中國傳統一樣，對基督教的態度，與最高領袖的個人好惡及思想背景有關；同時也與當時政治鬥爭中的利益爭奪和力量對比相關，甚至會使對基督教的態度成為政治鬥爭中的籌碼；再者，還與整個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形勢相關－－這些因素，導致今後中國福音事工前景的不確定性。（還必須考慮十年之內領導班子必然換班所可能引起的動盪） 5．未來的中國福音事工，應當打破中國宗教與政治密切掛鉤的傳統，儘量避免與政治的對抗或依附。 6．每一個基督徒都應當是工人，中華禾場的收割工作應當由中國人負擔。領受了神特別恩典的海外學人基督徒責任更為重大。不僅學習神學者，而且從事其它專業和業務的基督徒，都應當承擔中國福音事工。尤其是後者，回國為國效力的同時傳福音，更易於開展工作也更易為當局接受，而較少引起對抗的危險。□ 作者來自南京，現於美國俄亥俄州Ashland Theological Seminary學習神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