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弗洛伊德和魯益師看良心與道德 |
| 文/熊璩 文 |
| "倫理不過是讓人類暢通往來的交通規則。"（弗洛伊德） "在攻擊無神論之前，我們先要戰勝相對道德這個敵人。"（魯益師） |
普遍性的道德律 康德把這個世界分成兩個彼此不相干的部分，一個是“本体”的世界，一個是“現象”的世界。前者是看不見的，是關乎意義與價值的領域，後者從理性出發，是關乎外在、可量度的世界，是科學的領域。 他在現象（理性認知）的世界中找不到上帝。于是，康德希望在本体的世界中尋回上帝。在他《實踐理性的批判》的書中，他認為夜空的繁星和心中的道德律就是偉大上帝的明證。 康德用心良苦，他希望兼顧信仰與理性，把上帝從理性主義的放逐下拯救回來，試圖把個体性和普遍性整合起來。他大約是作這種努力的最後一位哲學家了，但是就像其它以人為本的思想一樣，這並沒有帶來理性與信仰的統一，人還是被分割的。 縱然如此，康德還是肯定了普遍性（超文化）的道德律的存在。在後現代的氣氛裡討論這個主題，可能更加深了我們的歷史感和時代感。
賽先生（科學）帶來的困惑 弗洛伊德對康德的論點感到相當地困惑。他認為，繁星點點的夜空與一個人應當怎樣生活，沒有任何干係。但是，作為一個理性主義者，弗氏還是“想通”了。他以為，康德的觀點不過是人類“想當然爾”心理的投射作用罷了（註一）。 從認識論的觀點來看，弗氏認為（其實是邏輯實徵論的立場）知識是從經驗得來，凡不是由科學方法研究得來的知識就不是真知識，只不過是某些人的意見而已。知識不能是先驗的（上帝放在人心的）、也不能是由啟示得到的。從這個立場出發，普遍性道德律的觀念當然是“與理性衝突”的了。 魯益師則完全不同意弗氏的觀點。他無法接受“科學的方法可以解決一切問題”的立場，也不同意“只有科學的知識才是真知識”的觀點。（讓我們仔細想想，這兩句話本身是不是以科學方法得到的結論？當然不是。那麼既然不是，如果引用弗氏自己的原則，這結論豈不也是不可信的嗎？那麼，弗氏豈不是自相矛盾嗎？） 魯氏寫道：“我們所認識的現象界到底是如何產生的？科學觀察的背後是否還有其他的存在体？有沒有一個智慧的設計者？這些都不是科學可以回答的問題。同樣的道理，我們也不能期望科學來回答，‘普遍性的道德律是否存在'的問題。”（註二） 可不是嗎？人類文明一些偉大的成果，和重要的認知，都不屬于科學的領域。人類智慧、精神、與創造力最高的表現，例如：藝術、音樂、文學、企業、犧牲的情操、生命的意義、人生的目標、價值的判斷、對永恒的渴望和自我的超越，等等，都是科學無法解答的，但卻包含極為可貴的知識與信息。 有一則描寫青少年心理的笑話說：“孩子們，你們是不是厭煩了自己愚蠢的父母親？趕快行動罷！乘你還‘無所不知’的時候，立刻搬出去，找份活兒幹！” 與此相對地，大科學家牛頓談到自己的成就的時候說：“在知識的大海洋裡，我不過像是沙灘上一個撿貝殼的孩子。” 當我們過分主觀，或是過份自信的時候，我們往往看不見人類的無知和有限。相對于牛頓（虔誠的基督徒）的謙卑，這個對比豈不是很恰當地描述了兩種截然不同的人生態度了嗎？
道德律的來源 弗氏認為，所謂道德律，不過是社會中的人，為了生存的利益，從社會經驗和理性思辨中發明的規則。經過了代代的相傳，就形成了該社會的道德規範。基本上，他拷貝了達爾文的立場，並且更進一步地肯定了相對道德的合理性。 當愛因斯坦憂心忡忡地寫信問他，人類當怎樣才能避免戰爭的時候，他回答說，“最理想的情況是，將整個社會歸服于‘理性的專制’之下。”對他而言，訴諸戰爭是人類非理性的表現，理性則是解決人類道德問題的唯一法寶。 話雖如此，但是當他發現，心理分析，並不能使得那些“非常有理性的”分析師，更為有道德時，他也感到非常地失望。 魯氏的想法就沒有那麼武斷。他比較所有的古文明，從埃及、巴比倫、印度、中國、希臘和羅馬的歷史和宗教中，他發現這些古文明的道德觀與我們的極其相似，只是著重點和敏感度略有不同罷了。他雖然沒有充分證明道德律的先驗性，但卻是對它的普遍性提出了有力的證據，魯氏把它叫作“道”（Tao）。在歷史上，道德律曾被賦予各種不同的名稱，例如：“自然律”，“實踐理性的第一原理”，和“傳統道德”等等。在古文明中，道德律的絕對性一向被視為是天經地義的。（註三） 魯氏並提出一個強有力的論點：當我們說，一個文化的道德觀比另一個文化要“高明"的時候，我們是在把兩者與一個客觀的標準來作比較，也就是說，我們承認有一個絕對道德律的存在，並且用它作為標準來判斷其他系統（註二）。 道德律若是人類社會進化過程的產物，它就沒有方向感，沒有一個主導的目的。但它若是普遍的、先驗的，它必定有一個目的，有一個方向，它可以指導我們的行動、賦予我們選擇的意義。
良心的退卻 道德律就好像一個指南針，指示我們正南的方向。良心則有如人心的調溫器，它藉著同情心、正義感和罪惡感催逼著我們。這大約就是孟夫子所謂的“四端”（《公孫丑章句上》）罷？孟子認為它是人類與禽獸間最大的差異，是人類最尊貴的特性（《離婁章句下》）。 弗洛伊德對良心的形成，提出了一個新鮮的理論。他宣稱，孩子在大約五歲的時候，開始把父母親的教導（甚麼是該做的，甚麼是不該做的）內化，逐漸地和“自我”結合起來。他把這種內化的父母親叫作“超我”，也就是良心。他認為，人類之所以成為有道德的社會動物，就是這種良心內化過程的表現。 魯益師則觀察到：第一，全人類都有一個揮之不去的奇怪想法，就是他該當怎樣為人（至少，別人該當怎樣為人）。第二，但他自己又常常達不到這種要求。這種內在的訴求不是科學，或者進化論可以解釋的。但是這個觀點非常符合聖經的立場。在聖經中，保羅把良心稱作“心中的律”（《羅馬書》7：23），它是我們內在道德律的頒佈者，是催促我們行動的內心警察，也是與“肉体中的律”（罪性）交戰的。 其實良心並不是一個永久可靠的調溫器，它會受到環境的影響而遲鈍、麻木，甚至變質，但是，它不會消失。保羅說：“我雖不覺得自己有錯、卻也不能因此得以稱義。但判斷我的乃是主。”（《哥林多前書》4：4）他的意思是說，良心並不完全可靠，它會受到罪性與偏見的污染，我們應當以上帝的話語來作判斷的標準。 魯氏認為，歷史中無論哪種文化，一向都對道德律非常敏感。但是這種敏感度從廿世紀起顯著下降，其中一個因素，就是心理分析學對社會的影響。 他認為，弗氏對“壓抑”與“禁制”的理論，暗示著羞恥感是危險、有害的。這種學說鼓勵人採取開放的道德觀，告訴人們，那些不合約束的行為與思想（例如：性開放）都是自然的本性，不必大驚小怪，犯不著有甚麼羞恥感。以致今天的文化對懦弱、欺騙、妒嫉和不貞節的寬容度，遠超過以往所有的文化（註四）。歷史證明，這樣的社會將逐漸失去其共同的價值基礎，造成價值觀的混亂。 魯氏認為，在這樣一種心態之下，聖經中贖罪和拯救的觀念就沒有甚麼意義了。 筆者對此深以為然。不但如此，我想今天流行的“這是我應當得的”（Entitlement）的心理，很可能與弗氏的學說有關。當罪惡感是有害的，當我的欲望（Want）都是合理的時候，所謂忍耐、犧牲、節制和利他，就不再是美德了，甚至犯罪也不過是一種疾病。難怪廿世紀以來的人類，如此酖沉于立即滿足的習慣中，這是自我中心的社會自然的表現。 弗氏是一個相當複雜的人。有許多證據顯示，終其一生，他經常在“臨床性沮喪”的症狀中掙扎，甚至有好幾年需要用古柯鹼來幫助他放鬆。表明他極可能懷疑自我的價值。 但是，另一方面，他好像又是一個自我感覺良好的人。他在給朋友的信上，曾自謂是一個道德高尚的人，說自己膺服“凡道德之事都是淺顯自明”的觀點。 他認為：自己的正義感，對人的關懷，不佔人便宜，和不願讓他人受苦的操守，可以與他所知道世上最好的人相比。他並且指出，雖然他贊成一個性開放的社會，但是他個人的性道德卻是保守的、傳統的。 明顯地，他對道德律“淺顯自明”的觀點，與他反對普遍性的道德律的立場，兩者是有矛盾的。弗氏也反對聖經上“愛人如己”的教訓，認為那是迂腐。這或許也是一個關鍵點，他的道德觀是建立在“人比人”的基礎上，而不是建立于客觀的標準上。當自己比別人做得好的時候，帶來的多半是驕傲、自得；當與己不利的時候，它就自然變得“迂腐”了。 有趣的是，越是道德高尚的人，越有敏銳的良心，越是認識自己的不足，良心的自責也特別多。相反地，越是沒有道德的人，越是良心遲鈍，往往越認為自己比別人強。可不是嗎？我們若是做一個調查，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會認為，自己比“一般人”更有道德。 我們相信，弗氏與魯氏都努力地遵守道德，弗氏拿自己與別人相比，魯氏卻關注客觀道德律的要求，結果他為自己品格中的缺陷所“震驚”，使得他開始尋求外來的幫助，最後終于離開無神論，接納了一個靈性的世界觀。這兩種選擇真是失之毫釐，謬以千里了。
人的拆除與重建 在《人的拆除》一書中，魯益師為當年教科書中傳揚的相對價值而擔憂。魯氏認為，客觀價值的存在，是我們人生的基本信念，也就是他的“道”（Tao）。魯氏用比喻式的手法，把人分成頭腦、肚腹和胸膛三個部份。頭腦代表理性、才智，屬于靈性的範圍。肚腹代表情感、胃口，屬于物質面需求的範圍。頭腦想要控制肚腹的需求，是不能直接達到的，一定要經過胸膛，也就是品格和意志。魯氏認為，胸膛是決定人之所以為人最重要的因素。然而，當代的教育所培養的，多是些頭腦聰明，但卻沒有胸膛（品格）的學生。 讓我們仔細想想，品格的確受到道德觀的指導，但它的薰陶與塑造卻需要一種理性以外的動力，而不僅僅是知識（這點是蘇格拉底沒有弄明白的）。不要以為，只要上些“怎樣控制憤怒的情緒”的課，就可以叫人性情溫和了。 如果我們拆毀了絕對的、客觀的“道”，而想要另外建立一套新的規則，那就好像要求人去另外發明一組自然律一樣，極可能是徒勞無功的。因為歷史證明，任何人為創造的價值系統，都是主觀的，暫時的，任意的，它不能普遍化，而且經不起時間的考驗。 一個社會如果廢除了客觀的“道”，那麼掌權者就可以規定，甚麼是道德律。這樣，人類最後的勝利，竟然是消滅了人性的尊嚴。那時，人們將不再是照著神的形像而造，乃是照著他們的主子的形像而造。這個主子可以是政府的當權者，可以是時尚的領導者，也可以是某種主流的思想。 價值的主觀化和道德的相對化，是今天社會最大的隱憂。它不但對社會有害，更會影響個人的成長和幸福。我們如何度過一生，取決于我們的觀念，和我們對人生的基本信念上。這個信念可以建築在（客觀的）真理與真實上，也可以建築在人們主觀的價值系統上。 然而，有一點是可確定的，我們不能抵擋真理，只能輔助真理。主觀的心態與意志無法改變客觀的真實，更不可能推翻真理。如果道德律果真是上帝放在人心中的（先驗的），那麼，它必然是有愛的上帝為了保護人類而設立的。就好像父母親保護孩子不可以玩火一樣。雖然這會違反孩子好奇的天性，但卻是對他們有益的約束。如果真是如此，對這種規則的忽視，一定會給我們帶來災難，而我們卻很可能不自覺呢。 回歸到“道”不過是第一步，我們更需要有遵行“道”的動力，這就是基督教所說生命的力量：“生命在他裡頭，這生命就是人的光”（《約翰福音》1：4）。這生命不但照出人心中的黑暗，它也給予我們行動的力量。如果耶穌基督真是道成了肉身，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那麼，我們來發掘、認識，並接納這“生命”，豈不是很合乎“理性”的表現嗎？ 不論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弗洛伊德和魯益師的思想，給予了我們很大的啟示。你我應當師法誰呢？讓我們面對這個抉擇，否則，我們很可能還是在過著一個逃避真理的人生，與自己內心真實的需要搭不上線呢。□ 註： 1. 關于弗洛伊德和魯益師的言論，本文多處參考：Nicholi, Armand M., Jr., "The Question of God, C. S. Lewis and Sigmund Freud Debate God, Sex, and the Meaning of Life", The Free Press, 2002. Nicholi教授在哈佛大學教授此課凡卅餘年，備受學生歡迎。 2. 魯益師：《返璞歸真》（Mere Christianity），余也魯譯，香港，海天書樓，1995。 3. 魯益師：《人的拆除》（The abolition of ma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43. 魯益師：《痛苦的奧秘》（The Problem of Pain），魯繼曾譯，香港，基督教輔僑，194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