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佛洛伊德和魯益師的不同觀點談苦難與死亡 |
| 文/熊璩 文 圖/關波 |
造化弄人 中華民族是一個飽經苦難的民族，人們總是默默地承受著命運的擺佈，用宿命觀來安慰自己。若是命途多舛，或是受人欺負，那是命不好。既然造化弄人，天意如此，也就只好忍受了。 古希臘人卻不是這樣。希臘神話中有許多悲劇英雄，他們受盡迫害與屈辱，卻還保持著不屈不撓的英雄氣慨。對古希臘人而言，苦難是人生必經之途，無損于人的尊嚴，因而很少去怨天尤人。例如蘇格拉底和季諾（Zeno，斯多亞派創始人），都能夠忠于自己的理念去生活，並且能勇敢地面對死亡。 可見，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面對苦難和死亡的態度，會大不相同。信仰不同、世界觀不同，那麼對苦難和死亡的看法就更大相徑庭了。
佛洛伊德的見解 佛洛伊德(1856~1939，奧地利心理分析學家)雖然名滿天下，但他的人生卻是坎坷的。三歲時，他最親的保姆被解雇了，幼小的心靈受到了很大創傷。從上小學，到大學，到教職，終其一生，他本人和他的家庭，都深受歐洲排猶氣焰的傷害，處處受到同儕的排斥。不只是在納粹影響下的維也納，甚至老年逃到英國，還是受到岐視。岐視帶來極大的痛苦，但也堅定了他獨立判斷的傾向。 不僅如此，在最後十六年中，他受盡了上顎癌的折磨。他最疼愛的女兒和孫子的早逝，更使他痛不欲生。在《戰爭與死亡的思索》（1914）中他寫道：“如果你想忍受生活，那就請你為死亡作預備。”他了解精神病學上的常識：一個人如果要過一個充實的人生，一定要解決生死的問題。否則，人會花費許多的精力去否認死亡，要不然就為死亡的問題所困。 佛氏就是一個深深為死亡問題所困擾的人，他一生都活在憂鬱症的陰影下。他對死亡有著超乎尋常的莫名恐懼，常常夢見死亡，而且對之充滿各種迷信。 人類所遭遇的痛苦，有些是自然力帶來的，像地震，洪水，火災。他認為上帝（如果存在的話），並沒有像一個慈愛的父親，去照顧那些善良、無辜的人；有些痛苦，則是他人加給的，例如好人往往吃虧，壞人往往得勢，這才是最大的痛苦。因而，他的結論是：人生難熬，我們經常活在焦慮的期待中。 在1928年《一個宗教經驗》一文中，他控訴上帝容許恐怖事件發生，他要上帝對此負責。在另外一封信中，他表現出自己的憤怒和反叛：“我對上帝毫無懼怕，如果我與他面對面，我對他的控訴將遠比他對我的控訴要多。” 他坎坷的遭遇確實值得同情，但是，恰是他的無神論的立場，使得他無處投訴。他在《幻想的將來》（1927）中，對那些持無神論觀點的人說：“他們必須向自己承認，自己是完全無助的......他們沒有求告的對象......在命運的面前，只有無言的無奈。”他不知道怎樣安慰受苦中的人們，只能鼓勵他們無奈地認命。 佛氏是個執著的叛逆者。他一生對撒但似乎有著特別的興趣。他最常引用的書，就是歌德的《浮士德》。他在自己選擇安樂死的那天，讀的是巴爾札克的《致命的皮膚》。這兩個故事的主角都是科學家，因為沒有受到重視，缺乏成功，而考慮自殺。兩個人都分別走上與撒但立約，出賣靈魂，換取成功的道路。 佛氏在大學時代已經被他基督徒的教授所折服，但是為了獲得同儕的接納，他卻堅持了無神論的世界觀。他是否也抱著與撒但立約的心情，後人無從得知。但是據哈佛大學的Nicholi教授猜測，佛氏對撒但這樣熱衷，或許因為撒但代表典型的叛徒，永遠不願向權威低頭。如果按著佛氏的理論，上帝是父親形像正面的投射，那麼，撒但就是父親形像負面的投射了（註一）。
魯益師的見解 魯益師(1898~1963，生于愛爾蘭，牛津及劍橋大學教授)，也是一個飽經憂患的人。他九歲喪母，給他打擊至大。將近五十年以後，在寫自傳時，他傷痛猶新：隨著母親的去世，“一切的快樂都從我生命中消失了”。 他還回憶道，孩童與成人，對悲傷的反應非常不同，孩童會變得孤獨，無助，與周圍的人疏遠。的確，他與父親的關係逐漸疏遠，兄弟兩人相依為命。 母親去世後，父親把他送到寄讀學校。他碰到一位苛刻無情的老師，他感到無助，受到拒絕，幼小的心靈受盡了折磨。後來，他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親身經歷了戰場的無情。他眼睜睜看見被炸爛的軀体，好像被踩扁的甲蟲，還在地上蠕動。他目睹親密戰友的死亡，自己也負了傷。在醫院養傷時，他非常孤單、沮喪，常常作噩夢，無法安眠。 在牛津執教的日子當然有苦有樂。或許是因為他的基督教信仰，或許是同儕妒忌他的成就，他居然一直沒有獲得講座的席位。直到將近五十五歲，才獲得劍橋的中世紀與文藝復興的講座教授席位(Chair Professor)。 魯氏一生最大的痛苦，就是在六十二歲時失去愛妻喬伊（Joy Davidman）。經過了一年半快樂的婚姻時光，這個打擊叫他無法接受。他心中絞痛，失魂落魄，無法與人交談，所有自我解嘲的能力都喪失了。 他不但每天活在悲痛中，更是每天都意識到自己活在悲痛中。他被巨大的空虛感所震懾、所癱瘓。他形容說：“好像那條腿一再地被砍斷，那第一刀不斷地刺進胸膛......那隻啄食（火神）普羅米修士肝臟的老鷹，每次都下嘴在一塊顫抖的新肉上”（註二）。 他不斷地呼喊著：“上帝，你在哪裡？”他覺得當他最需要上帝的時候，當絕望的時候，那扇門卻當著他的面關閉了，而且是從裡面上了鎖。所留下的只是可怕的寂靜。而且，徘徊越久，寂靜就越排山倒海。 為什麼在順境時上帝這樣可及，但在逆境中他反而不見蹤影了呢？有一位好心的朋友提醒他，當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受難時，也是這樣呼喊：“我的神，我的神，為什麼離棄我？”魯氏卻很直爽地問：“難道這就會使人更容易明白麼？” 他体會出，此時最大的危險，倒不是對上帝的存在失去信心，而是對他的屬性產生懷疑。無法想像，一個全能又全愛的上帝，竟能容許無意義的苦難臨到世人。他雖沒有失去對上帝的信心，但痛苦中，他充滿了強烈的情緒。他後來承認，這瘋子般的情緒，妨礙了他接納任何安慰。 逐漸地，陽光回到了他的心靈。雖然上帝並沒有解答他一切問題，但是他感受到，一種親切在安靜地注視他，好像在告訴他：“平安吧，孩子，你還不能了解。”他開始意識到自己的困難，是沒有把焦點放在上帝身上，而是自己身上。上帝並沒有利用苦難試驗他的信心，因為上帝了解他，不了解他的是他自己。 因為妻子喬伊的死亡，魯氏歷盡了憤恨、孤單、懼怕和惶惶不可終日的悲痛過程。但最後他說：“為死亡悲痛的過程，是經歷愛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對于死亡，魯氏認為這不是創造的原意，乃是人類墮落的後果。他進一步說，死亡雖然是我們的敵人，它也是上帝用來拯救人類的手段。它是撒但的武器，也是上帝的武器。它是我們最大的恥辱，也是我們唯一的希望。 他說，耶穌基督為人類的苦難和死亡，而哀嘆、流淚，表明了他對這種災難的厭惡不亞于我們。他的受死，是表明人類歷史以外的力量，進入了歷史，干預了死亡和邪惡的勢力。耶穌經過了死亡，也戰勝了死亡的轄制，為人類提供了再生的盼望，提供了能與上帝相交的可能。 因此，魯氏能夠平靜地面對自己的死亡，不但毫無遺憾，而且充滿著歡愉和期待。他非常同意摩西對有限人生的体會：“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詩篇》90：12)他曾在一封信裡寫到：“如果我們真正相信我們所說的，如果我們真以為家鄉是在人生的彼岸，而生命又是一個尋根的過程，那麼我們怎能不盼望它的來到呢？”
苦難與邪惡的來源 好人不一定就有好報，這件事雖然聖經上講得很清楚，佛氏總以為這是上帝的錯。他並且以為基督教發明魔鬼撒但的觀念來替上帝開脫，把一切的邪惡都推到撒但的身上。因為撒但也是上帝造的，所以邪惡是上帝引進來的，他應當負責。 魯氏卻不曾這樣想。他認為，第一，這個世界是暫時受到那惡者（撒但）的控制。第二，人類的苦難有五分之四以上是人類自取的，或是彼此相加的，人類不能推卸責任。第三，撒但是墮落後的天使，雖然原本是上帝所造的，但我們不能就如此認為，上帝是邪惡的來源。 魯氏認為關鍵在自由意志，只有較高等的存在才有自由意志。但是在尊重這個存在的同時，上帝也冒了一定的風險，因為有自由意志就有可能選擇墮落。 有人會問，難道上帝不能預先知道後果嗎？他當然知道，但他還是認為這個險是值得冒的。沒有自由意志，選擇善惡就沒有意義；沒有自由意志，愛與犧牲就沒有什麼價值，真實對等的關係就不存在。
怎可輕易詰蒼天？ 這使筆者想到，九一一發生以後，在追思禮拜上，葛培理牧師說，邪惡不是從上帝來的，在基督教的觀念中，邪惡的來源是一個奧秘。人類如果傲慢到，以為人類可以用理性解釋一切奧秘，這種想法未免太過天真。再追問下去，我們“公正”的觀念是從哪裡來的？我們“公正”的尺度，又是絕對公正可靠嗎？我們判斷的時候，往往並沒有掌握全面的資訊。我們的智慧又有限，我們怎能輕易地責問蒼天呢？ 這就是《約伯記》（38-42章）中，上帝與約伯的對話。從這段對話裡，人們不但可以認識了人類的渺小，更看見了上帝對人類主權與抉擇的尊重。但是，人總以為自己可以比上帝做得更好，就像一個屬下，還沒有對公司業務全盤了解，就認為上司做得不對。其實為了商業倫理，上司有許多資訊是不能公開的。這種自以為是的心態，其實就是人類最大的困難。我們是應該感謝上帝的大度，還是嘲笑人類的愚蠢呢？ 《約伯記》可能沒有完全解決“公正”的問題。《詩篇》73篇描述作者，因世道不公（壞人享平安，好人遭患難）而憤慨：“我見惡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懷不平。”但他終于体會：“等我進了神的聖所，思想他們的結局，你實在把他們安在滑地，使他們掉在沉淪之中。他們轉眼之間，成了何等的荒涼，他們被驚恐滅盡了。人睡醒了怎樣看夢，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樣輕看他們的影像。” 詩人這是說，第一，作惡的人外面風光，內心可能充滿驚恐、不安，並不好受。第二，不是不報，是時候未到。第三，人生不僅有此岸，還有彼岸，不可僅看此岸。第四，如果好人一律得好報，壞人一律得壞報，那做好事就沒有什麼可貴，因為不過是有利可圖罷了。 詩人的總結是：“神實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詩篇》中常勸人，不要因他人作惡心懷不平，因為只有清心的人才能夠認識造他的主，也唯有清心的人才能夠看見，自己也是殘缺的。他可以“俯首甘為孺子牛”，也能坦然地“冷對千夫指”，能夠謙和，不會“橫眉”地自以為是（以上皆取自魯迅詩句）。
苦難可是必要的？ 苦難本身並不是問題，問題是有沒有意義。受苦中的人可能很難同意，苦難是有意義的。但是連小學生都承認，良藥苦口，甚至做功課不看電視有時都是合理的。古聖人說：“天之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体膚，空乏其身......"這就是勉勵受苦的人說，不久就有大任了，這個苦是值得的。 苦難能幫助我們成長，使我們能更珍惜所擁有的，能更体會他人的痛苦。苦難甚至能更刺激人的潛能，發出明亮的光輝（如，海倫•凱勒、杏林子）。 聖經上也不乏這樣的例子。受苦，特別是為主受苦，似乎是基督徒的徽章，自古皆然：“一面被毀謗，遭患難，成了戲景，叫眾人觀看，一面陪伴那些受這樣苦難的人。”（《希伯來書》10：33） 更不可思議的是，聖經上竟然形容那些受到逼迫的門徒，“心裡歡喜，因被算是配為這名受辱”（《使徒行傳》5：41）。並且說：“逼迫你們的，要給他們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詛。”（《羅馬書》12：14）可見，在上帝的心目中，受苦是有意義的。 不但如此，在上帝永恒的計劃中，連他的兒子，耶穌基督，在世上的時候，“還是因所受的苦難學了順從”。上帝對人類的拯救，也是透過他自己的受苦與犧牲完成的。他也利用人以為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清心相信的人。可見，苦難在上帝的心意中更是有著極崇高的地位。 對受苦的人，上帝的無言並不表示他不了解，也不表示他不關心，他或許有一個更大的目的。就如當年約瑟被哥哥們賣到埃及為奴一樣，他後來說：“從前你們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許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創世記》50：20）。只有清心的人才能聆聽到上帝微小的聲音，在苦難中体會到“神所賜超過人能了解的平安”（《腓立比書》4：7修正譯法），成為塑造品格的力量。 但是，並不是所有的苦難都能找到正面的意義的。就算它對別人有意義，但是對當事人而言合理嗎？公平嗎？筆者大學時代讀到陀斯妥也夫斯基的小說，講到土耳其士兵把嬰孩用力摔在石頭上，以致那嬰兒慘死，這幕景色至今猶新。請問，這合理嗎？必要嗎？嬰兒的父母能夠找到任何的意義嗎？ 在人類的悲喜劇中，充滿了荒謬的現象。我們可以像魯迅或其筆下的小人物，把一切不幸都歸諸吃人的禮教，或是無情的命運。我們也可以像希臘神話中的西西弗斯，不屈服地，不斷地，也毫無意義地，把不斷滾落的石頭再推向山頂。 我們更可以像那些信心的勇士，知道荒謬不是故事的結尾，後面還有一位有情的上帝。他們知道人生有涯，他們不咒詛黑暗，更能夠超越傷痕，超越烙印。人生的可貴，不就在于用生命戰勝死亡，用愛心勝過仇恨，在黑暗中唱出夜鶯之歌嗎？ 最近讀到臺灣美麗島事件中人物林義雄之女林奐均的故事（註三），她經過長期仇恨的煎熬，後來皈依基督。靠著上帝的力量，她終于能夠從心底饒恕那殺了她家人和要殺她的兇手。這是生命吞滅死亡，愛心戰勝仇恨的活生生見證。實願在這個戾氣充塞的社會裡，能見到更多的愛心，和更多的寬容忍耐。 佛氏認為一切科學之外的知識都是幻想，魯氏認為人生中最重要的真理都在上帝裡面。你認為，當面臨人生苦難的問題時，誰的世界觀更能鼓勵你有勇氣生存？誰的信仰更能帶來人類的和平相處呢？□ 註： 一 Nicholi, Armand M., Jr., "The Question of God, C. S. Lewis and Sigmund Freud Debate God, Sex, and the Meaning of Life", The Free Press, 2002. 二 魯益師：“A Grief Observed", London & Boston: Faber and Faber, 1961. 三 鄭一青：〈在人生轉彎處微笑〉，《天下雜誌》287期，2003年11月號。□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