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登興 |
| 嗟乎，二十世紀之中國歐陸理性崇拜、整体主義思想主導之實驗場也。 |
啟蒙思潮說：人是第一可寶貴的。今天有必要進一步說：個体生命是第一可寶貴的。 個体生命的獨立、尊嚴和自由，超越于任何家庭、集團、民族、國家、區域乃至抽象的文化之上。自我的主權只屬于個人。
一. 真理被個体認知 說個体生命是第一可寶貴的，“我屬于我自己”(意即有自足的歸屬性與主權，編註)，首先是因為，對真理的認知上，不能離開個体的感知：第一，對真理或曰正確的規律的認知，是由個体完成的。第二，個体憑理性對世界的認識是有限的，相對的。 如果把理性定義為人們在充分客觀依據基礎上，經多元的審視，開放的存疑，邏輯的推斷，達到良善的認知的能力。那麼，由于我們所面對的宇宙是無限的，我們對客觀依據的把握是有限的，即我們不可能把握世界所有的資訊。而我們的審視、存疑、推斷能力也是有限的，那麼我們的理性就是有限的。 因此，推介任何賢人聖者認識的真理給別人時，也只能由奴人在充分自由的情況下，經過自主的判斷，做出發自內心的肯定或否定，而不能強加。蕌 啟蒙主義的一個悲劇是，出于對中世紀的封建專制與神權專制(其實是教會專制，即中世紀羅馬教會壟斷聖經解釋權，神父獨佔個人與上帝溝通的權力。)的否定，提出了人是第一可寶貴的。之後，認為憑著人類的理性，已經認識了世界的最終真理，並以理性智慧設計人生社會的發展。 然而他們沒有看到個体的有限和理性的有限，即以自己所認識的有限的規律為無限的真理。這是知識份子的理性偶像崇拜。歐洲大陸國家之所以動蕩，就是出于此。從法國大革命到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情況各異，根源歸一。 更有甚者，有知識份子基于對自己理性的自信，認為面對于在愚昧中的民眾，有權力強迫他們離愚昧而入自由。就是所謂的救世主情結，其根源是驕傲。正你謂：“君子當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此小人者，吾同胞也......” 強迫別人自由，強迫別人入真理，最後不是自己成了獨裁者，就是被獨裁者所利用而有了法西斯，有了蘇俄。 沒有對個体、對他者尊嚴的充分尊重，少數知識先知或哲學王自我宣稱掌握了終極真理，並把它強迫推行給大眾，而大眾也交出自我的認知，交出自己的頭腦，匍匐在哲學王的腳下，結果必是一盲引眾盲，相與入火坑。
二. 無個体之上利益 其次，說個体是第一可寶貴的，是因為沒有超越于個体之上的利益。人們常說造福于民眾，其落實處應是造福于一個個的具体的個人。 任何社會及團体的成員，為了其中個体成員利益的增進，防止團体中少數人獨佔、侵吞別人的利益，才需要用授權、表決的形式，用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做出制約集團的決策。 在這種表決中，不同意見的少數人也必須受到充分的尊重。不能為了今日多數人的利益，侵害不同意見的少數人作為人的權利底限。 在這樣的社會中，個人如果不同意一個團体的決策，他即可收回對這個團体的授權，離開這個團体，同時其他人都可以加入進來。開放社會乃告形成。蕌 而一旦形成集團利益超越個人之上的局面，就會有一凌駕于廣大民眾之上的利益集團形成。這種集團為了維護其對社會民眾利益的剝削，就會對外實行獨裁，對內實行分贓。分贓的結果，很可能是金字塔型的權力体系的形成。
三、自決面臨的艱難 我們在進行選擇的時候，會有幾種情形，一種是我們從小被告知，家庭與某些集團超越于個人之上，這些自稱或偉大或悠久或燦爛的東西教導我們說，我們個人的一切都是屬于它們的，我們的一切價值都只有通過它們來實現，離開了它們我們便一文不值。因此，結論是，自我的一切選擇都服從于外在于自己的集團，惟集團馬首是瞻。 尤為可悲的是，當一個人從小便被告知，離開集團自我一文不值時，他會把集團對他的這種要求，內化為他自我本身的要求。他會把個人的一切利益，主動並真誠地出讓給集團，為之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法西斯、專制主義最期望、也最擅于使用手段，達到這樣的效果，所以才會有視死如歸的黨衛軍，才會有駕駛著炸彈撞向美國軍艦的日本神風敢死隊。 曾幾何時，我們中國人個体對群体與集團的“忠”與狂熱，在歷史上達到登峰造極，那一場狂熱，以千萬計的生命，以無數個人的悲劇血淚為代價。然而我們被告知的結論是，那是“一場浩劫”，是一次錯誤。一床錦被拉起，作為新時代的鮮豔奪目的背景，錦被的背後是火光、鮮血、囚禁和流放。 只有少數的倒楣鬼被釘上恥辱柱，我們被告知，是他們對我們進行了浩劫。更多的罪犯從錦被之下溜上了新時代的舞臺，披著五光十色的新衣舞蹈。一個民族兩千年的專制主義大潰破的災難，居然由一床錦遮過去了。蕌 這床錦被的威力來自于整体主義，即與集團專制如影隨形的整体主義。 我們選擇的時候的第二種情形則是：我們已經意識到了個体的第一可寶貴，意識到自我的主權只屬于自己。而外在的家庭或集團仍堅持自我服從于它們，堅持集團利益第一並對個人進行剝奪。那麼自我在選擇時便面臨外在環境的制約。這種制約與反制約的結果，是衝突的發生。 我們選擇時的第三種情形是：個人已經意識到了自我的第一可寶貴，而外在的環境也充分尊重個人的主權。那麼我們的選擇便是自由的，因為外在于自我的集團，是尊重個人主權的。 這些集團往往通過個人的授權組成，由意識到個人主權的人組成。這種集團較少凌駕于民眾之上的利益，較少排他性的權力壟斷。選擇的結果會促進個人的幸福，也會增進社會整体的福祉。
四. 基督教的生命觀 基督教相信，個体生命具有無上的價值。因為人類是按上帝的形象樣式造的。“上帝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像，按著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創世記》1：26）。 這“形像”與“樣式”，在新約裡更具体指明，是“真理、仁義和聖潔”，也就是說人類受造而有“真理”即理性的能力──可以認識世界；有“仁義”即法性的潛能──追求公平與正義；有“聖潔”即德性的潛能──追求聖潔良善的生活。 人內在的靈魂是寶貴的，這靈魂不僅由于其潛能的偉大而珍貴，更是由于其來源而珍貴，因為這靈魂是來自上帝的。“耶和華上帝用地上的塵土造人，將生氣吹在他鼻孔裡，他就成了有靈的活人，名叫亞當。”（《創世記》2：6）。 人裡頭有上帝所賜的靈魂，這靈魂是使人與所有受造物區別開來的最重要的因素。 說到這靈魂的尊貴，聖經說：“我觀看你指頭所造的天，並你所陳設的月亮、星宿，便說：人算什麼，你竟顧念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點，又賜他尊貴榮耀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詩篇》8：3-6） 因此，聖經宣告：“上帝將永恒放在人的心裡。”也就是說，人類是有承受永生可能性的受造物。 所以真基督徒，基于信仰反對墮胎，認為人雖然沒有出生，但是腹中的胎兒也有寶貴的生命。這是美國為什麼墮胎問題吵得翻天覆地，而中國幾乎無人提起的原因。因為中國人的觀念中缺少能夠定義人類生命內在價值的東西。這是中國文化當代一項致命的先天不足。而定義人類生命內在價值，其實是信仰的領域。 是的，聖經宣佈人人都是罪人，但是縱使人人都是罪人，人裡面仍有上帝所賜的靈魂，這是生命的獨立、自由和尊嚴不可侵犯的信仰依據。又因為人人都是罪人，所以沒有一個人不是有限的，也沒有一個人可以以自己的見解、學說為絕對的真理。 因而，聖經也反對因為地位、財產、種族、見解、學識的不同而對生命有任何的歧視。 這是反對任何生命之外的真理或集團對個体心靈進行異化的信仰依據。
五. 自由來自于勇氣 感謝啟蒙，它讓我們看到整体主義和專制主義對生命的異化。看到個人主義信念的重要。感謝上帝，他讓我看們見自己和他人生命的尊嚴。使人自愛而愛人，自立而立人。 因為啟蒙，我們看重個人的獨立，願意爭取個人的權利；因為信仰，我們看到個人的有限，並且學習忍耐和饒恕，批判那些侵犯生命尊嚴，侵犯公義的罪惡，但學習忍耐和愛那些傷害自己的個人。 回到自己的內心，在內心的天空下有一片無限的藍天，那裡有我們慈愛的上帝，他的笑臉不因為“妨功害能之臣競為萬戶侯，親戚貪妄之類悉為廟郎宰”而稍有更改。 他給我們忍耐和勇氣，在沒有愛的地方付出愛，在沒有公義的地方爭取公義。他借著使徒吩咐我們：“你們不可丟棄勇敢的心，存這樣心的必得大獎賞。” 這樣基于信仰的個人主義信仰，“惟願公平如大水滾滾，使公義如江河滔滔。”（《阿摩司書》5：24），但也企盼和平與安康，卻不因此而出賣原則。 這使我們回到自己的內心，回歸純粹個人，獲得完整自我，目的是為了追求個体生活的幸福。生活的幸福應包含了健康、創造力、成就、自豪、愛情等目標。而這些目標的實現，來自于個人潛力的充分挖掘，個人能力的充分施展。潛力的挖掘和能力的施展進而又要求社會提供公平、公正的環境。 這種公平、公正的環境，包含了這樣的一些要求：我有權知道我所喝的自來水，大腸桿菌是否超標；這座城市的公交車票提價，應經過我的同意；我所納的稅收，不應被用于公款吃喝；我的孩子要受到良好的教育等等。 這些的實現，離不開民眾對執行者的授權、表決、批評、否定等等現代憲政的理念。 先哲有言，“幸福來自于自由，自由來自于勇氣”。我們要追求生活的幸福，讓我們從勇敢地收復心靈的失地、回歸個人開始。蕌 大江健三郎先生(1994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編註)2000年9月28日在北京演講時說：“中國的近現代文學通過各種方式，不斷努力提示出新的國家形象和國民形象的典型……” 在一個嘈雜的時代裡，在一塊貧瘠的土地上，面對一群疲憊的民眾，面臨權力與大眾傳媒雙向的煎熬，中國的文字工作者要有志于“做新民”，提示人們一個激動人心的遠景：一片蔚藍色的天空，一顆明亮的晨星，一種內在心靈自由的欣喜。 也需要提示人們盼望一個漸漸走向公平和正義和社會，追求一個寬恕和平的生活。□ □ 作者為福建人，曾任記者、草原部落創作室編輯部主任。現住北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