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 嬰 |
手機還是手雷 馮小剛執導的電影《手機》，不但引爆了所謂的“手機新思維”，即一定要確保：機不離人，人不離機，機在人在；凡是容易引起家庭糾紛的號碼及短訊，就更要一律立刻刪除。還帶來一種“嚴守一式的危機”，手機好像手雷，弄不好就會“自絕于人民”。有一位網友形容說：“手機忘帶，惴惴不安，怕洩露秘密，更怕別人找不到自己”。 手機讓人近得透不過氣，讓人們在私底下的所作所為，像埋下的一顆顆定時炸彈，隨時都會爆發。 《手機》使信任產生危機，開始懷疑自己最親近的人。據稱，看完《手機》後，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妻子或未婚妻，開始查看丈夫或未婚夫的手機。以前是“你怎麼說就怎麼信”，現在可不能那麼不開竅了，要向李燕學習，先查通話記錄再說。 《手機》也讓人不得不反思友誼。嚴守一和費墨可謂一對好友，他們一起做“有一說一”的節目。費墨貢獻思想，嚴守一貢獻口才；費墨出書，嚴守一出力；費墨視而不見嚴守一情種四撒，騙了于文娟又哄沈雪；嚴守一泰然目睹費墨出軌，幫著他糊弄老婆李燕。費墨說：“這世界上最怕的事兒就是結盟”，但結盟正是他們倆兒“手機友誼”的寫照。
繁華熱情背後 培根說：“朋友可以從兩個方面提出忠告，一是關于品行的，一是關于事業的。”（培根《論友誼》）朋友在品行方面的苦口婆心及良言相勸，會幫助在迷霧中的人得安慰、得疏導。嚴守一在黑暗中享受著罪中之樂，他放縱的靈魂苦苦煎熬而無力自拔，作為朋友的費墨竟以“做人要厚道”輕描淡寫。同樣，在費墨對結髮二十年的妻子“審美疲倦”時，嚴守一也沒有絲毫的規勸。 “朋友是第二個‘我’。”在中國文化中，朋友雖居五倫之末，但也要具有彼此“了解、欣賞、信任、容忍、犧牲等美德”（梁實秋）。聖經也說：“當面的責備，強如背後的愛情。”（《箴言》27：5）。很可惜，在名利場上打滾的嚴守一和費墨，自己都看不清自己，更沒有時間和精力彼此規勸，能做的只是狼狽為奸。 “在沒有友誼和仁愛的人群中生活，那種苦悶正如一句古代拉丁諺語所說的：‘一座城市如同一片曠野。’”（培根《論友誼》）嚴守一和費墨是朋友，但他們的心是流浪的，彼此是陌生的，只能孤獨地在曠野悲泣號叫。 他們沒有心與心的交流，有的只是交易。嚴守一只關心費墨能不能寫出稿子，關心的只是“有一說一”的節目；費墨關心的則是嚴守一這個‘名嘴’能帶給他多少名利。嚴守一和費墨這種利益上的“志同道合”，不過是營造出來的表面的繁華和熱情，但實質卻是蕭條和抑鬱。
農業社會更好？ 有人說：“手機使人和人之間的關係發生了變化”。費墨也表達了同樣的意思：還是農業社會好，現在人和人太近了。但嚴守一和費墨“近”得像是隔岸相望，看到的只是彼此虛幻的影子。 嚴守一在說謊不用打底稿的捆綁裡無法自拔。在他的字典裡，沒有真正的友誼，只有逢場作戲和應付。他沒有時間，也沒有閒情逸致和費墨傾訴。 費墨則活在“偽學者”的虛幻裡，無法面對內心的掙扎和挑戰。在他心裡，只有恐懼，沒有希望，他的面子使他成為一流的悲劇人物。 最終，嚴守一和費墨就是在這樣的孤獨中心力交瘁。費墨不辭而別，遠走他鄉；嚴守一淡泊名利，不問世事。只有友誼的挽歌回響著遺憾和淒涼。 梁實秋說過：“嚴格地講，凡是充分具備一個好朋友條件的人，他一定也是一個好父親、好兒子、好丈夫、好妻子、好哥哥、好弟弟。反過來亦然。”友誼是一種相互的委身與承諾。父母處處為兒女著想，兒女不忘父母養育之恩；好丈夫為妻子捨命，好妻子為丈夫無私奉獻；好弟兄彼此分擔痛苦，互相勸慰。 嚴守一和費墨，在他們各自的家庭舞臺上、在卸下面具的真實裡，卻只有對“我的欲望”無止境的追求和投入。一個無法放棄自我的人，怎會有“刎頸之交”呢？ 我們生活在一個空前的“個人自掃門前雪”、以我為中心的時代。人們相信：只要我願意，沒有什麼是不能做的；只要對我有利，沒有什麼是不能利用的；只要能來錢，沒有什麼是不能騙的。誠信已不再是做人的標準，朋友已廉價到了相互利用。友誼成為流浪兒，在現實和利益的曠野哭泣。 每一次看完《手機》，我都企盼，企盼費墨在遠走異鄉的旅途中，遇到一位接納他的益友，使費墨有勇氣面對過去，使他負荷超重的心得到釋放。聖經說：“朋友加的傷痕，出于忠誠；仇敵連連親嘴，卻是多餘。”（《箴言》27：6），我願意送這句話給費墨，願他找到真正的好朋友。 我也盼望嚴守一有一天能明白：“朋友乃時常親愛，弟兄為患難而生。”（《箴言》17：17）利益是友誼的仇敵，謊言是友誼的毒劑。願他有一天也能品嘗真正友誼的滋味。□ □ 作者來自西安，現住加拿大多倫多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