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嚴行 |
| 我們文化教我們對任何東西的價值都追問：“有什麼用？” |
前言 基督教在中國得到系統傳播，是近一百多年的事。研究中國教會歷史素有專精的林治平教授說：“時至今日，我們很遺憾地說，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仍滯留在排拒的階段中。基督教仍然是歐美的基督教，我們幾乎找不到什麼能在文化上解決歧見的方法，使基督教思想在中國生根，且成為中國人的基督教。” 基督教在中國遇到的阻力，本質上來自于文化。因而，這種阻力比政治壓力更潛在，更有韌性。這是文化的衝突。為什麼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就這麼難呢？這就涉及到中國文化與基督精神的差異。 一、中國文化一直缺乏宗教精神 中國文化特色中最突出的一點是：從歷史上看，中國文化一直缺乏信仰、缺乏宗教精神。 信仰是文化的核心肯定。信仰的指向是“意義”，“意義”的背後是“價值”。信仰是一個文化的價值系統。信仰是文化中那個“萬變不離其宗”的宗，是綱，是根本。 人的存在是需要意義的。“因為我活著，所以我活著”，這只能是貓狗的存在狀態。人活著，一定要找出活著的意義。若沒有意義，人是活不下去的。信仰給人的生命以意義。正因為信仰這樣重要，所以耶穌提出的最大誡命才會是：“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神。這是誡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馬太福音》22：37-38）就是說，耶穌明確告訴世人，最重要的信仰，就是對上帝的愛。 在中國文化中，思想的高度卻從來沒有達到對上帝的追求，也從來沒有屬于自己的真正的宗教。我們不但沒有對上帝的信仰，甚至，我們什麼信仰都沒有，連信仰的能力都不具備。 中國不是有佛教、道教嗎？那麼，我們來看看佛教與道教的情況。 先說道教。道教算是自己的土產，上面打著“Made in China”（中國製造）的標記。 但道教不是自然而然生長起來的，它是佛教傳入中國之後，在這個外來宗教的刺激和啟發下，仿造出來的。它是中國文化與異族文化相抗衡的結果。 公元初年，佛教傳進中國。一百四十年多後，東漢張道陵創立了道教。這個人造的道教，沒有自己的教義。它開頭是向孔子的儒家找根據，找立足點，但被儒家抵制──《論語》說：“子不語怪力神亂”。不得已，又轉過來向老子莊子的道家，找理論支撐（參看范文瀾《中國通史》）。 道家是在野的學說，自然形不成儒家那樣的抵制。于是，道教就封了老子為“太上真人”，封了莊子為“南華真人”。又把民間傳說的玉皇大帝、王母娘娘拉來作神仙。道教因而十分混雜，道教的八仙，整個是一個大雜燴，把不同朝代的歷史人物與傳說人物湊在一起，差不多相當于關公戰秦瓊。 而且，與世界其它成熟的宗教相比，它完全沒有其它宗教所具有的對彼岸的追求精神，它有的只是無信仰的實用文化中，對現實人生的渴望和追求：鶴髮童顏、長生不老；它的追求方式，也不是對自己內心的謹守，而是煉丹、服藥，甚至御女等手段。 所以，道教作為中國的本土宗教，從來都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宗教，這個仿造品，造得並不逼真。 佛教在中國這個沒有宗教信仰的土地上，也經過了漫長的從抗拒到適應的過程，是從東漢初年一直延續到宋代，大約一千年。可見文化的抵制非常強大。就像器官移植，排異反應非常強烈。 由于佛教的力量也很強大，所以，佛教與中國文化的衝突就特別激烈，反反復復地建廟，毀廟。 到唐朝中期，鬥爭還很激烈。到了宋朝，佛教在近千年的與中國文化的衝突與融合中，與中國道家老莊哲學結合，形成了以辯證思維為特徵的禪宗，從此才開始與中國文化和平共處。 《紅樓夢》裡，我們看到，一僧一道，茫茫大士、渺渺真人，並肩出行，成夥伴了。到了這個地步，佛教也中國化了，失去了它自己的本來面目。禪宗，說白了，是中國特色的佛教。佛教禪宗對中國人的口味來說，已經變得十分可口可樂了。 中國人真的信玉皇大帝嗎？中國人真的信觀音菩薩嗎？表面看，中國一些老百姓信佛信得也很虔誠。許多地方，廟裡的香火鼎盛，商店裡都供著佛像。但這種信，是一種中國式的信，是求平安，求健康，求生兒子（送子觀音的香火特旺），求發財，求升官，求子孫鴻運高照……哪個廟最靈驗，那個廟人氣就最盛。 許願、還願，這是最典型的功利心態，是一種“投資行為”，一種交易心態。不是去信奉，而是去跟神討價還價，去討好處，而且還得先得了好處，後還帳——包賺不賠。 這裡展現的是功利的態度，實用的精神。每一聲祈禱，都包藏著個人的私欲；每一把香，都燃燒著人間的願望。佛成了受賄賂的對象和排憂解難的幫手。唐崇榮牧師說，中國現在就剩了一個信仰了——“錢”。信錢，為什麼？錢實用啊，錢是最有用的，“有錢能使鬼推磨”呀。 我們看耶穌基督在客西馬尼園祈禱時說的是什麼：“天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願你的旨意成全”。這是完全沒有私利的祈禱。耶穌禱告的，是成全“上帝的美意”、“上帝的安排”。是為上帝，不是為人，更不為自我。主禱文更是這樣說：“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二、中國人對自己文化的反思 由于沒有信仰，我們對自己文化的反思，也很難上升到應有的高度。 中國人對中國文化的反思，是鴉片戰爭時開始的。這是中國第一次在文化上遇見了對手，中國文化脆弱性的一面徹底暴露了。自我感覺良好的中國，居然是一觸即潰，不堪一擊；一向非常OK的中國，不OK了。這讓中國人驚醒了，中國人開始想，我們哪裡出了問題？ 作為一個世俗性文化的民族，這個反思，自然最先從實用的角度看問題，從物質形態上看到差距：我們沒有堅船利艦，我們沒有洋槍大炮。于是，搞“洋務運動”。但甲午戰爭中，有著極大艦隊優勢的北洋海軍全軍覆沒，單純引進西方技術破產了。 于是反思進入到第二個階段，就是制度反思。我們有了堅船利炮還是打不過人家，原來是我們的制度不行。于是，有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 但雖然制度變了，我們還是失敗了。于是接下來就反思到文化層面，就有了五四運動。反思的內容是科學與民主！原來，我們除了要有工業、共和制度之外，還要有科學與民主這兩樣文化精神。 五四的反思，並沒能進行到底，就被抗日戰爭打斷了。後來中國八十年代的文化熱，實質上是接著五四運動對科學與民主的反思繼續往下走的。直到九十年代後，中國文化界的反思，才進入到了更高的層次：價值層面。 這時發現，西方科學精神與民主精神的背後，其實是基督教文化。也就是說，科學民主的背後，是全能的上帝。沒有上帝的光照，科學與民主並不能真正降臨。 科學與民主之所以發生在西方文化圈中，而中國自己之所以長不出來這兩樣東西，正是因為中國根本就沒有科學與民主的土壤，沒有上帝的光照，沒有基督教存在。這就是今天中國的文化精英學者們，從1860年鴉片戰爭苦思冥索了一百三十多年後才發現的真理。 這個真理就是——最高的真理，其實是上帝。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約翰福音》14：6）。這短短的三句話，中國學者們找了一百多年，才找到。詩人舒婷有一句詩道：“那條很短很短的來路，我們走了很長很長的歲月。”的確，在缺乏信仰的中國，追尋上帝的路何等艱難！ 學者們終于痛苦地認識到，單純的科學與民主，也不能徹底拯救中國。因為無論是科學也罷，民主也罷，都是人的文化形態，都是有限的。 在科學與民主之上，是上帝。如果你找不到上帝，只找到了科學和民主，是不行的。科學，是人與物的關係，民主是人與人的關係，都是此岸的存在。而基督教讓我們找到了人與上帝的關係，讓我們與彼岸、與永恒建立起了聯繫，也讓人類的精神上升到了至高點。遺憾的是，這，恰是我們文化中關鍵的盲區。 三、“自然主義”和實用主義 “自然主義”是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特色。中國的傳統經濟，是以小農經濟為主的“自然經濟”，自給自足的生產方式。這就使人在生存上的聯繫不夠緊密。所以，中國人之間呈現一盤散沙的特點。 老子的理想就是：“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不相往來，沒有公共的活動領域，因此，中國人的公共意識無法培養出來。公德不夠，亂吐痰、損壞公共設施、假冒偽劣、哄搶公物，這些事就比較多。 在中國人與人的關係中，也同樣呈現這樣一種自然關係。人們之間最基本的自然關係是血緣關係，這就是中國文化的人際關係的基礎。于是，政治關係也比照來推。 在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五種關係中，父子、夫妻、兄弟不說了，它本來就在血緣關係之內。但君臣、朋友關係裡，沒有血緣的自然因素吧？我們也把它轉換成自然關係。 君臣關係是以父子關係來設計的，對君的忠相當于對父的孝；朋友關係是按兄弟關係來設計的。你看看古代的哥們，不都是稱兄道弟嗎？劉備是大哥，張飛是三弟。在古代中國，地方官被稱為父母官，言外之意，老百姓都是他兒子。老百姓管當官的稱什麼？“老爺”！用的是個親屬稱呼。 與“自然主義”相聯繫，中國文化的實用主義很突出。我們對價值的判斷典型的方式就是：“這有什麼用”？當年有人呼籲民主，不是就有高官怒問：“民主能當飯吃嗎？！”問得多麼具体！得有用到了能當飯吃的地步，擺著當畫看都不行。我們文化教我們對任何東西的價值都追問:“有什麼用”。學習有什麼用？“學而優則仕”。讀書有什麼用？“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 耶穌卻教導我們：“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要處處講實用。聖經中記載耶穌行了三十五次神蹟，沒有一次是為自己行的。耶穌受試探的時候，面對的誘惑是“萬國和萬國的榮華”，他毫不動心。 受實用主義思維方式的影響，我們與西方文化的接觸中，有用的部分就最容易接受。五四時拿來的“科學”、“民主”這兩項，就是科學好接受，民主就不好接受。 就連我們對科學的接受，也是在技術方面接受得容易。在科學觀念、科學思想上，接受的還是不夠的。在中國人的理解中，一說到科學，就看到科學是先進的、科學是進步的，因為“科學養豬”，豬就肥；科學種糧，就高產。 這是對科學庸俗化的解釋。只看到好處，只看到利益，沒看到科學的文化精神。科學精神中的實證主義，容易被中國人接受；但科學思想中“形而上”的一面，在中國沒能全面接受。 在今天的中國，不是把科學純粹當成是知識與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嗎？但科學更深刻之處在于，它是一種世界觀、人文素養、心靈的境界。 科學精神是以分析精神，用推理方法，去尋找事物的原因。上帝是世界的原因，上帝構成宇宙因果鏈條的頂點。所以，科學的本質，尤其是理論科學、基礎科學，是為了解讀上帝的奧秘。 從這個意義上講，對科學的真正了解，實際上與對上帝的信仰是一致的。科學作為人在此岸世界的一種探尋努力，是人接近上帝的一種方式。科學永遠不可能完全地解讀上帝的奧秘，“科學無止境”，這一觀念的背後，是人的有限性與上帝的無限。 中國的實用文化，還体現在這樣一句口號裡：“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實踐是什麼？實踐是人的社會活動。人作為有限的存在，人的實踐怎麼能檢驗真理呢？ 牛頓說時空是絕對的，萬有引力是客觀存在的力；愛因斯坦發現，時空是物質的存在形式，萬有引力是表象，是物質引起了空間的彎曲；玻爾又以測不准原理，反駁了愛因斯坦……今後，還會有發展。哪個實踐能檢驗出真理呢？實踐只是可以讓我們接近真理罷了。 無論如何，科學總能帶來直接的好處，跟實用文化能接壤，中國接受得容易。實用的東西，中國引進得很方便。到中國大城市看看，外國有的，我們都有了，甚至比他們還多呢！北京比多倫多看上去還豪華呢！ 求好處，求發達，求富貴，這是我們急功近利之心所對準的目標。尤其在現在中國的經濟大潮下，追求財富之心，特別強。豪宅、汽車、發大財，幾乎人人都渴望暴富，每個人都有一顆滾燙的發財心。 這種求物求利之心，使人們基本上仍然是用實用文化的眼光來理解現代化：現代化，富裕、強盛而已。這真的是一種很短視的眼光。 對于我們這個實用文化，接受西方文化時，非實用的、不能直接看到好處的，接受起來就難了。民主就很難進口。因為，民主跟這個實用的文化不容易接壤。在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民主這玩意，我們不玩這個。 老百姓見了當官的叫老爺，哪敢想到跟官民主一回？阿Q腦袋一熱，說了一句“我和趙太爺是本家”，就挨了兩個耳光。 中國歷代農民到了實在過不下日子時，就造反。他們喊的是什麼？不是民主，不是平等，他們喊的是“均田地”，是《好漢歌》裡唱的：“你有我有全都有。”我們歷史上所有的革命與運動，從來不把民主作為口號提出來（至少1989年以前是如此）。傳統的農民起義所提出的最有號召力的口號是“平均”。平均是我們的強烈願望。均田免糧是一種，打土豪、分田地是一種，吃大鍋飯是一種，論資排輩也是一種，我們的平均之心很強。在中國文化中，大家就把這個平均，看作是“公平”。再細看下去，這個平均，也是以自己不吃虧為平均。要是自己的好處比別人多，就不吭聲了，也就不去大叫不公平了。 聖經的原則是什麼？不是平均，而是“公正，公義”。公正、公義的原則，不是“大家都一樣”。《馬太福音》第二十章記載了耶穌所講的“葡萄園工人”的比喻：家主清早出去，僱人進他的葡萄園做工，一天一錢銀子，10點出去，又僱了一批；12點出去、4點出去、甚至6點再出去，又僱了不同的幾批。算賬的時候，都是給一錢銀子。 那清早就被僱的就報怨。家主說：“朋友，我不虧負你，你與我講定的，不是一錢銀子嗎？我給那後來的和給你一樣，這是我願意的。我的東西難道不可隨我的意思用嗎？因為我作好人，你就紅了眼嗎？”上帝的公義，並不是人所謂的人人平均、人人一樣。 上帝真的很奇妙，當你不追求實用的時候，實用的效果會降給你；當你一心追求實用的時候，你可能什麼實用也追求不來。愛因斯坦搞相對論，他沒想到這東西能用上，他只是想通過這個研究，來了解宇宙的本質和奧秘。結果，相對論改變了世界，現在的核技術，就來自于他著名的質能轉化公式E＝MC 。 萊特兄弟搞飛機試驗的時候，沒想到飛機能運人運貨，成為世界一種重要的運輸工具。也沒想過要把這個專利弄到手，發大財。他們渴望的是人能像鳥一樣自由飛翔，他們簡直是為了玩。 我們追求了半天實用，追到了什麼？數數看，從電燈、電話、計算機、電視機，可以一直數到抽水馬桶，全都實用，沒一樣是中國人發明的。 沒有高遠的境界，最終會一事無成。正像耶穌說的：“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你越追求實用，越是什麼也追不著；你不求實用，一心追求上帝的真道，什麼都會加給你。千真萬確！（未完待續）□ □ 作者來自中國，長期從事文學理論與文化研究工作，現居多倫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