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伯拉蘇必力茲

這兩營人物的差別可相當的大。母親的朋友平凡樸實，隨時進出我家，我們不必梳頭洗面恭候。不需洗面並不表示可以目無尊長，不敢，因為她們等同親姨，有權亦有責任修理我們，義不容辭。我們一律心存敬畏。父親的朋友則剛剛相反，不論文武都有點名氣，見面有一定的禮節一定的衣裝，但是我們私下都不敢恭維，主要因為我們自認比他們的兒子們高明得多。

十足國貨

說也奇怪，爸爸這批朋友的兒子、我們的世兄，大多痛恨讀書。他們的父親越是威風，他們就越是考不進學校，就是進去了的也不大升級。因為當時好幾間學校的校長恰巧都是父親的同學，順理成章，父親便經常忙著替這班人張羅，講人情入學、講人情補考等等。爸爸並不覺有何不妥，反視之為朋友之間應盡的情誼，義不容辭。因為同樣的，如果我們姐妹需要當兵，就算明明不夠斤兩，這些世伯也會想盡辦法將我們勉強納為部下的，彼此彼此，也是義不容辭。我們亦認為是理所當然。

如此這般，我們尚在家鄉的時候，爸爸似乎經常都在忙著替這人或那人寫信，爸稱之為“奔走”。後來我和妹妹來美求學時爸最是遺憾的，應是他不認得美國總統，甚至連任何一扇卑微後門的看更人都不認識，我們從此要過著沒有介紹信的生涯，那無異於風雨中沒傘可撐了，想到我們因此隨時會傷風感冒甚至一病不起，痛惜之至。母親比較冷靜。對父親的朋友，母親素來都有些保留，這次沒有了朋友，反而放心。

長話短說，朋友還是想起好幾個。不過不是撐傘型的，是母親營裡的－－母親啟蒙時代的老師，退休回國的傳教士，全都老得搖搖欲墜了。父親說，這是你們的師公師婆，理應拜見，義不容辭。於是我們便搭著火車東南西北繞道一番。後來我和妹妹打暑期工，第一次賺錢，父親又越洋叮囑，這位阿姨那位阿姨自小關愛你們（就是修理我們的那幾位），今年聖誕每人寄她們一些糖果金以示不忘義不容辭。

回想起來，父親的人生哲學總結一句似乎就是“義不容辭”。其實歸根結底，母親的何嘗不是，但是兩人的義不容辭可不大相同。

先談爸爸。舉一例，有一年打流行感冒預防針時，我先生排在本校教職員隊中等候注射。隊伍素來上至教授下至制服在身的打掃工人都是先到先排，同等輪候。那年校長湊巧排在我先生後面。萬多人的大學，不同科系的人自都各不相識。唯有校長，因是政要人物，大多數人起碼還是認得出的，可仍是沒有立正見禮、沒有寒喧的必要。

接受注射之前，姓名年齡健康狀況是要交待存檔的。輪到校長時，護士照例提筆詢問：

“姓名？”

“某某，”校長亦一如常人地回答。

“怎樣拼？”護士分明不識泰山。眾人暗笑傾耳而听。

“K─”

“年齡？”

“五十六。”

我們這一代留美已久的中國人，早已習慣了此域作風，事後談起不覺甚麼，間或還會幾分欣賞地笑道，美國即是美國。但這宗故事若是傳至當年我老爹的耳中，他一定會大不以為然。“野蠻之邦”，他會說，“不分上下高低”，然後會曉我們以大義。一校之尊，派個特別護士上門打針理所當然，義不容辭；校長既來排隊，教職員連位都不讓更不知規矩，如何為人師表？令他更加失望的是連他的女婿都入了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居然也忘了大國禮儀，都不讓校長排到他前面去。

所以爸的義不容辭可以說是十足的國貨。爸是《水滸傳》是《三國演義》的人物，因此他被逼上金山之後，不服水土，不時就會無名火起。

學不學由不得你

母親沒有甚麼國學底子，沒有爸爸那種君臣父子師生朋友忠義的架構。這並不是說她因此就沒有義不容辭的思想，事實上她的義不容辭比父親的更加天羅地網，有時幾乎達到了咄咄逼人的地步－─母親是一個無可救藥的義工，義不容辭。

小時候，國家在動亂當中，出入我家的人好似很少等閒之輩。個個似乎都有任務在身，不是救國救民就是救文盲救苦救難救靈魂。有幾位阿姨且是穿著軍裝的，白衫白裙，領上配著紅色醒目的“救世軍”三個字。母親最敬佩這樣的人。但我家有九口人的起居要靠她張羅，母親雖然嚮往，卻沒有可能隨夥加入任何正規軍隊；求其次，便鞭策自己變成了一個無可抵擋的便衣後勤。

戰後的中國，到處都有很多收容國難孤兒的育幼院。我家附近就有一間。我童年最鮮明的記憶之一就是大暑天，妹妹和我一人戴著一頂遮太陽的白底藍花寬邊布帽子，跟著媽媽到育幼院去同孤兒們上主日學。我們坐在頭排跟著院童們大聲地唱：“世上所有的小孩，無論紅黃黑白棕…”。給孤兒上主日學，給街童上主日學，替孩子們包禮物慶祝聖誕，當教會的主日學校長，這些是母親自己加給自己、比較正常的義工。此外她還有好些異常行徑。如今分析起來，該等行徑可能是熱心有餘而時不我與所生出的唐吉訶德作為。

有一個時期，因為一些特殊情況，我家充積了很多的西藥，尤其醫治虐疾的一種黃色丸子。於是那幾年一有窮人打擺子，母親和她的黃丸便會駕到。無照行醫，也是義不容辭。幸而那是中國不是美國，而且打擺子這碼事大概錯不了，算是沒有醫死過人。

受僱於我家的工人，母親不管人家有興趣沒興趣，同意不同意，一律跟她上課識字。記得她還強迫一個見譜色變的工人跟她學琴，因為這女子，母親教她識字時斷定，若有機會讀書的話會比我們任何人都聰明。母親堅信機會恩典都是託付，多得的就要多給，受而不施是白佔地土，無居留權。換言之，有機會受教育的人就有責任施教，學不學由不得你，義不容辭。

母親諸如此類的行為我們已經見怪不怪，今天我們姊妹有時回憶起來都禁不住搖頭好笑。但是笑也好，啼笑皆非也好，我們亦都已成了母親無可救藥如假包換的產品。我們的習慣，不論好壞，我們的神經質，我全記入母親的賬。

父親限於工作，和我們相處的時間遠不如母親的朝朝夕夕。而且父母二人對我們的期望性質迴異，對我們的影響也是不同。正如一切熱血人物，爸對我們的期望有時很高有時很低，兩不著邊際。高得離譜時我們大笑出聲，不當回事，也稱不上甚麼壓力。低的時候，例如考試前夕，心痛我們辛苦，爸便說，六十分就夠了，去睡覺罷。這也不能安慰我們，心領而已。

唯有母親，她從來沒有對我們表示過任何特別的期望。但她一生的唐吉訶德作風，她那種欠天欠人的心態無形中滴滴溶入了我們的血液中，有生一日，我們是無法逃脫的了。我們繼承了她整套的坐立不安。有時我跟自己苦笑，到我最後一息僅存的時候，若是臨急需要交待此軀如何打發，要放在草坪園裡還是瓜田中，我一定條件反射不加思索地答道，瓜田！不可白佔地土，還可以肥田，廢物利用，暴殄不得！

斯文晚餐

如此胡亂的奉獻自然有商榷的餘地，但那種心不在焉的機械動作倒教我想起一些美國經驗來。幾十年前，婦運史前時代，我在一間女校唸書，每逢星期三晚我們就得吃一頓“斯文晚餐”。斯文之夜，女孩子們必須穿戴整齊（我們幾個中國女生多穿旗袍）才可進食。為著促進師生感情，該晚任何學生想邀請任何教授闔府光臨都可，但得免費招待。如是者受愛戴的老師，拖男帶女輪流著吃，一學期下來，可以省去大筆伙食費。

每星期三晚，校園裡二十多間宿舍餐廳，間間燭光晶瑩，餐食特別講究，不是海鮮便是牛排。制服筆挺的服務生在每桌旁邊站好了崗位，小姐們才雲鬢花顏地徐徐入席。餐後大家復退到客廳，由舍監媽媽手中接過她為我們逐個斟出遞上的飯後茶。我們端著小巧茶杯微笑著細細地啜飲，輕輕地交談。這種“閨秀”訓練叫做Gracious Living （文雅生活）。

如此一星期折騰一次所需人力物力自然非常可觀。於是一個不費吹灰之力的善舉便應運而生。正如美國一般的機構和學校，一定的慈善活動例如捐血救貧救病救飢等等，素來是必然參與的活動，我們學校也不例外。慈善自然需要募捐，我們的學生會於是想出一個絕妙的辦法： Gracious Living的魚魚肉肉一年數次以意大利麵代之。吃“克難餐”之夜，名正言順全体解除武裝，短褲球鞋各隨尊便，如此皆大歡喜之餘同時省下一大筆膳費。一學期這樣幾次，便解決了好幾樣慈善工作之所需，真可說是一舉數得。

這是不傷肌膚不拔一毛而足以利天下的妙法，力有餘而心不在焉，和創校之初的心有餘力不足剛成對比。我校，正如美國許多古老的高等學府，當初都是建在基督教信仰基礎上。好些學校諸如哈佛和普林斯頓，根本就是為訓練教牧人材而開辦的，後來經長時間的沖洗才慢慢變成純學術機構。時至幾百年後的今日，大家不論有心無心，還保不保持信仰，當初的精神卻早己溶入了整個學校甚至整個社會的傳統。法國政論家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觀察美國，驚奇美國人樂人樂助的精神，他甚至將美國的成就歸功於其宗教情操。

記得我在學時，學校每年畢業時節都有校友回校團聚。校友大遊行的風景煞是好看：一隊一隊年齡不等的婦女，有的風華正盛，有的已經步履踉蹌，隊頭是各班別年次，諸如1898, 1928, 1948等等，然後隊中又各撐著無數字牌標榜班上值得眩耀的東西，例如出了多少個甚麼甚麼人材，嫁了多少個長春籐盟校的夫婿（婦解運動真不能說沒有道理），還有一項流行的誇口項目就是全班去年合共捐出了多少千小時的義工。

年前我們一個朋友需要開刀，手術前冰雪交加，交通癱瘓，無人能夠動彈。朋友心急如焚，電問醫院是否可以改期。答道不改，鐵定仍然是次晨六時必須報到。但如果有困難的話，醫院可以代請四輪車（可在雪上行駛）義工依時相接，將她送入醫院。次日天未破曉，冰天雪地寒風刺骨，義工果然摸黑準時出現門前，朋友非常地感動。這事之後我才注意到每逢大雪清晨，電視上都會代醫院呼籲，邀請四輪車車主自告奮勇接送病人和醫護人員來院。

不久以後，朋友半夜在菜市的停車場給美國歹徒搶劫，兇險程度夠上報紙。美國的兇吉都領教過後，朋友還是津津樂道美國人的見義勇為。她在被劫之時雖是深夜，買菜的人全是剛下夜班急著回家的倦人，卻不乏停腳慰問前來幫忙的，最後還是一個這樣的陌生人開車將她送回家去。

總而言之，心在焉也好心不在焉也好，反正這種慈善舉動已經成了美國社會的一種風氣。強者對弱者、健康對殘疾、富足對貧困、四輪車對二輪車，都有一定的義不容辭。

勞煩自己

英文最接近“義不容辭”的一個詞語，照我看，是Noblesse oblige。“奴伯拉蘇必力茲”借自法文，兩字分別的意義是“貴族”和“責在必行”，就是說身份尊貴的人，行事為人要與身份相稱。廣義即是有權利必有義務，與中國人的“義不容辭”相仿，但不盡相同；不只有所不同，有時甚至可能相互衝突。

“奴伯拉蘇必力茲”觀念中的“義不容辭”所強調的不一定是對別人的責任，也不一定是博愛，而是自尊；換言之，是一種對自己的責任。這思想近似聖經中保羅所說的“我們縱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為他不能背乎自己”。對方如何如何，是敵是友都不是關鍵，這“義不容辭”是對自己之所是的義不容辭。

有老同學因對朋友義不容辭而向你求情讓阿斗入學嗎？你身為校長卻又有你的“奴伯拉蘇必力茲”非拒絕不可了；因為身為校長，公平執行校政校規變成了你的義不容辭。另一方面，別人打你的右臉嗎？你因為你的所是而將左臉也轉給他。別國虐待你的戰俘嗎？你不因此就以其國之道還治其俘之身。

听說有些落籍美國的移民，生孩子的時候跑到加拿大去生，為的是要替孩子取得雙重國籍。孩子到了服役的年齡，如果美國打仗，就宣告是加拿大人，若加拿大打仗，就是美國人，萬無一失。這也是一種義不容辭罷，卻是與“奴伯拉蘇必力茲”剛剛相反的義不容辭。

話說回來，這種萬無一失的算盤是否也邏輯得太可愛了？如此純凈的利益，這樣利落的世界。

不過人生許多時是有意外的，意外得甚至近乎詩意。美國富豪范德標特家族的一個子弟，買了船票預備搭乘鐵達尼號郵船由英回美，後來因事取消了行程，逃過了沈船大禍。不久之後他又另買了船票。這次搭的是露西坦尼亞號，就是第一次大戰碰水雷而沉的露西坦尼亞。中國人會說這是命運注定，僥倖逃過了一次，老天爺還是不饒他。那也不盡然。這人倒不是非死不可，他之隨船覆滅是一個選擇，他將自己的救生衣讓給了別人。

人生許多時確是有意外的。誰知道，讓我們樂觀一點：母親義不容辭煞費苦心跑到加拿大去生的那個孩子，孟母三遷，果然德智体超群，長大後果然成了父母的光榮，反而自動地選擇了“奴伯拉蘇必力茲”，甚而步范德標特子弟的後塵。果真如此，母親當初的“義不容辭”不是全功盡廢了麼？

不過也不必過度地杞人憂天罷，“奴伯拉蘇必力茲”也很少嚴重到關乎生死。“奴伯拉蘇必力茲”甚至還有其幽默的一面。

東西方尚在冷戰的七十年代，一個名叫舒巴（J. Shub）的人寫了一本書，叫做《夢魘境中莫斯科》。他說他在蘇聯的時候，無論去哪裡都樂意通知他的僕人，因為他們有他們的苦衷，他們必須向秘密警察KGB交差匯報他的行蹤，那麼為甚麼不乾脆告訴他們，讓他們活得輕鬆一些呢？奴伯拉蘇必力茲嘛！□

作者是廣東人，在美獲文學博士，現住美國北卡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