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倩
離婚的日子1998年6月19日，北京市海淀區法庭正式判決了我與先生的離婚案。這一天，我們整整結婚了十五年，這一天，我們的孩子只有兩歲九個月。 握著那一張離婚証書，很久很久我都找不到生活的意義。過去的二十年我是為他活的，今後我該怎麼辦？ 先生是國內有名的國情研究專家，他工作勤奮，刻苦，有見地，能說能寫。國內外雜誌、電視台經常採訪，大報記者時常登門。先生開始變了，在孩子只有八個月大時，開始提出離婚。我痛苦萬分，幾次想到死。我希望他不要做傷害家庭與傷害自己的事，我希望他能為孩子的未來考慮，做一名肯承擔責任的父親。 我堅持了兩年多，不同意離婚。在這期間，工作與孩子使我極度勞累。精神上的折磨，使我整夜失眠。不久，心臟開始出現不規則跳動，有時竟達每分鐘七八次。我真擔心自己會突然死掉，留下一個還不會走路的孩子。接下來又是血壓增高，仍然是整夜整夜不能入睡。我知道自己要垮了，可先生根本無任何悔改之意。為了把可憐的孩子撫養成人，我必須活下去，我同意了離婚。 做為一個女人，我從小夢幻著“梁山伯祝英台”一般的至死不渝的愛情，終日相信與盼望的是夫妻白頭到老，根本不敢相信“離婚”這兩個字會落到自己的頭上。 但是為什麼，離婚卻真實地落在了我的頭上呢？我思索許久。漸漸地意識到，人的生存形態，是不可能擺脫社會大環境的影響的，真真是“剪不斷，理還亂”。是啊，我們這一代人又怎能與中國近五十年的政治運動、社會發展及文化傳統相隔離呢？ 追回失去的年華我和先生均生長在中國大陸。在小學的年代裡，我們所受的灌輸是：“樹立遠大的革命理想！”、“不顧小家顧大家！”、“全心全意扑在革命事業上！”、“把一切獻給黨！為革命事業而死比泰山還重！” 我們正是在那種教育下長大，又被十年文化大革命剝奪了學習机會的一代。當文革結束，可以讀書時，我們就竭盡全力，考上大學。我與先生均是七七級，即恢復高考後的第一屆大學生。 大學畢業那年，先生考取了北京鋼鐵學院的研究生。我自己由於多年極其艱苦的生活，在大學第三年末即雙膝癱瘓了三個月。直到大學畢業時，体力也未能恢復。工作兩年多後，在1984年考取了國家教委的出國研究。當時，我們已結婚，雖然經濟不寬裕，但我們相知相愛，同甘共苦。那時的我，還不認識耶穌，不懂得：“那人獨居不好，我要為他造一個配偶幫助他。”（《創世記》2：18）。我不懂得夫妻應當相守同行，卻一心只想出國留學，當博士，去圓兒時父親在我心中種下的夢。 在意大利的近七年中，雖然後來幾年我們每年都有兩三個月的時間在一起，但對我來說，仍是柔腸寸斷的日子。當博士証書送到我手中的那一刻，我的心震動了。我問自己：“我與先生分別了近七年，就是為了這樣一張紙嗎？” 如果我能重新選擇，我永遠也不會再這樣做！先生要遠比這張証書重要的多。 其實，整整我們一代人都在做著違背正常人情與親情的事情。我們在努力追回那本來應該有的、卻曾經失去的東西。正是那扭曲的社會，才導致了扭曲的人生。 事業，還是家庭？在我們的傳統文化中有“大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的典故，贊揚的是為公而不顧親情的精神。在過去的十年中，中國的教育及媒体長期宣傳的是那些置臨產妻子於不顧，對臨終親人不探望，甚至在地震發生後，不去救仍然活著埋在倒塌房屋中的親人，而堅守生產崗位的先進人物與事蹟。 正是這種經過幾代人的教育與滲透，使我們當中的許多人擺不平事業與家庭的關係。在他們心目中，始終是“事業第一”，我也如此。他們只知家庭對他們有義不容辭的全力支持的責任，但他們卻不知自己對家庭也有一份責任。我的丈夫便不明白家庭責任，不僅是妻子對丈夫的体貼、幫助與尊重，也有丈夫對妻子的愛護、珍惜與保護。正像基督徒婚約誓言所說的：“無論是病弱還是健康，無論是貧窮還是富有，無論是在愁苦暗淡的日子裡，還是在快樂光明的順境中，你都愛她（他），照顧她（他），支持她（他）……” 中國社會終日宣傳的，是妻子要理解幹事業、終日不回家的丈夫，卻從未提到過丈夫也當体諒對又要工作、又要承擔所有家務及照顧孩子的妻子。這無形中在告訴人們，只有丈夫的事業重要、要尊重，家庭和家務事則不重要不值得尊重。這樣長期的畸形宣傳中，所隱含的對家庭的價值的藐視，能不使普遍性的夫妻關係受到全社會的影響嗎？ 我做母親時已四十二歲。孩子出世的前一個夜晚，由於身体極度不適，我很渴望平日只埋頭做自己事情的先生能與我說說話，帶給我一絲精神上的安慰。正在看電視、手中又拿了一份報紙的先生扭頭看了我一眼，用非常輕蔑的口氣說：“像我這麼重要的人物能不看新聞嗎？”當時的我，連翻身都很困難，聽了這話，淚水潸然而下。平時我那樣精心地伺候先生，今天，當我行動不方便時，丈夫竟會如此待我。那一夜，我只身靠在沙發上默默飲泣，丈夫連理都不理。第二天早上，他沒有說一句話就離開了家。先生的辦公室與我們的住所在同一個院子內，明知我會在任何時候出現臨產症狀，需要送往醫院，他卻從未來詢問一聲。 下午近三點鐘左右，移步艱難的我發現自己的尿液含糖量在四個加號以上，加上已經出現了兩個多星期的高血壓症狀，我知道妊娠狀況惡化，必須馬上去醫院。周圍的人為我著急，幫我找先生，但根本找不到他。由於住地偏僻，很難等到出租車，我只好自己開車，從林業大學後面去協和醫院。那天是星期五，又是接近傍晚下班的時間，交通阻塞。過了朝陽門，抬眼向前望去，車龍一動也不動。我只好鑽小胡同，用了將近兩個小時才到醫院。 晚上九點半，我命令自己停止哭泣，半個小時後，醫生決定將我送往手術室。 我想，我的先生根本意識不到，他有一份對妻子的責任。 名利的追逐很多人一生都在追求成功，因為成功決定了人在社會中的價值與地位。然而，成功之後，怎樣對待名譽及地位，卻成了對許多人的考驗。 從認識先生以來，我們的共同理想就是為改變中國做些事，為貧苦窮困的中國人民做些事。我一直相信先生有能力實現我們的理想。我鼓勵他，支持他。在外面我奮力工作，保証家庭有充足的經濟來源，使先生無須對柴米油鹽牽掛。同時，我又承擔了所有家務，從而使先生有個完全可以靜心學習研究的環境。我十分清楚，每個男人都想被這個世界認可，出人頭地。做為妻子，我要盡我最大的力量幫助他。 1993年10月，我離開美國肯塔基州，回到中國。先去所屬公司在上海的合資廠進行技術轉讓工作。任務告一段落後，1994年11月我終於回到了北京，回到了日夜思念的家。在這以後的一年中，《Time》、《Newsweek》、Voice of America、CNN等媒体，及各國駐中國使館都來訪問過先生。正像先生所說：“王倩，你回來的這一年，是我最成功的一年。” 不幸的是，與此同時，先生發現患了糖尿病。我無法接受這一事實。我問神，這是為什麼？我們苦了這麼多年，今朝終將團聚，為什麼要使先生得了這種不可痊癒的病呢？我一邊看醫書，求醫，煎藥，一邊督促先生注意休息勞逸結合。因為糖尿病病人血糖變化不易控制，不適宜在外旅行，所以，我建議先生每月出差不要超過三五天。 但一切都太晚了。先生已嘗到了成功的甜頭，成了名有人捧，有人前呼後擁。成了名也自然而然地有了虛榮心，人被綁在了名利的戰車上，只有進，不肯退。先生要在各個領域擴大他的知名度，先生擔心別人的名聲會超過他。 為了擴大知名度，他什麼事都想插上手。國情研究有他，貧困地區發展有他，國內經濟政策研究有他，當時的香港回歸要有他，海峽兩岸合作也有他…… 為了擴大知名度，先生不顧身体，不分晝夜地工作。自己在辦公室幹了一天還不算，晚上電話傳真更不時地響。我們沒有吃過一頓安穩的晚餐，睡過一夜安穩的覺。幼小的孩子被吵醒，爸爸不管不問，本來就已精疲力盡又缺少睡眠的妻子被吵醒，先生無動於衷。不僅如此，先生開始對我表示不滿，認為我沒有像孩子出世前那樣幫他整理文件、稿件，使他的書出得更快，使他更有名。 先生在名利的追逐中得到了滿足。追逐名利成了他生活的唯一目的。他對自己的身体全然不顧。他不肯在孩子身上花時間，他不肯用一點兒心思與妻子交流溝通。 第三者插足當今中國社會上腐敗是令人觸目驚心的。腐敗的行為滲透在社會的各個層次及領域裡。婚外性關係及第三者只是其中之一，但它卻釀成了無數家庭的悲劇。 成了名的先生，終於量事物的標準也變了。用他自己的話說：“兒子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兒子，你看，你媽像個老母豬一樣。”對我，他則說，“你聽著，你得叫我高興！你不讓我高興，我要你幹什麼！” 孩子四五個月大時，我的產後抑鬱症不但沒有消失，反而越來越嚴重。幾乎天天哭泣。過度的勞累，使身体又一次接近垮掉邊緣。站立時，坐不下。坐下後，又站不起來。從腰間到腳趾的每一塊骨頭都鑽心地痛，走路像個瘸子。 先生從不來問我為什麼哭。我多麼渴望先生能問我一句：“王倩，你累嗎？”或者：“王倩，休息一會兒吧！”可是，沒有，從來沒有過。我把有關婦女產後抑鬱症的書遞到他手裡，希望他能讀一讀，給我一份哪怕微小的關心。他轉身，隨手把書放在桌上。他不想關心我。他甚至討厭我，常常無緣無故地指責我。這還不算，還讓婆婆來辱罵我。我不明白先生為什麼這樣對待我，多少次，請先生坐下來，請求他解釋一下這一切都是為什麼。他不回答。 我開始支撐不住了。在心理上及身体上都擔心自己會支撐不住了。我與先生商量，接受了公司已堅持了長達一年的要求，回美國做六個月的新產品設計。先生也答應三個月後就到美國與我們團聚。 我再也沒有想到，我這一走，就再也回不了家了。 婚姻與家庭本是神賜給人間最美好的事物。我們的社會扭曲了它們的本質，並極力否定它們存在的價值，所以才使我們自己倍嚐苦果。 今天，我的孩子已經三歲三個月。我帶他走入教堂，引導他認識神。希望神能帶領他從父母婚姻的陰影中走出來，對人生有一個完整的認識和整理，將來能有自己幸福美滿的家庭。□ 作者來自北京，現住美國肯塔基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