吶喊與徬徨

　　徐志摩、何其芳的夢卻是柔色的……

　　柔石、殷夫的夢滴著血……

　　沈從文、蕭紅的夢卻是草綠……

　　錢鍾書、張天翼的夢冒著懷疑的肥皂泡……

　　老舍、巴金的夢有哭也有笑……

　(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

　　我的思緒離不開二三十年代的中國。

　　那個時代令我著迷。新與舊的爭戰、交替、溶合；覺醒與恥辱；吶喊與沉默；尖銳的黑暗與光明；濃烈的仇恨與愛情；一個空前絕後的時代。更重要的，那個時代曾決定了中國的出路。

　　多少個深夜，我的床頭擺著二三十年代作家的書，它們就把我帶進那個時代的氛圍裡，讓我去追尋中國人描繪過的、掙扎過的、迥然不同的夢。魯迅的夢是惡夢，塞滿了濃密的黑暗；徐志摩、何其芳的夢卻是柔色的，輕軟而易傷，帶著細緻的花紋；柔石、殷夫的夢滴著血，血拍打在乾裂的土地上；沈從文、蕭紅的夢卻是草綠，像樹林一樣有執著、沉默的希望﹔錢鍾書、張天翼的夢冒著懷疑的肥皂泡﹔老舍、巴金的夢有哭也有笑……我看見那些夢在歷史的波濤上漂浮，上昇和沉沒，直到那艷紅色的夢越脹越大，直到很多柔軟的聲音都弱小下去，為鋼鐵的喧鬧所覆蓋……

　　我常問自己，若歷史再重複，中國會不會選擇另一條出路﹖

　　二三十年代中國面臨的選擇，歸根結底，是仇恨與愛的選擇。西方傳過來的思想，一派是無神論，一派是基督教。一邊是講仇恨與鬥爭，一邊是講仁愛與感化。基督教在當時也很是風行了一陣，也確有相當多的中國人，在耶穌中找到了答案。但更多的中國人，發現自己已不能再愛，國恨、家仇、內爭，使一切溫柔的行為，都成了懦弱的表現。

　　中國終于選擇了馬克思，在愛與仇恨之間，中國選擇了仇恨。

　　仇恨與鬥爭，是為了一個更可愛的世界。然而，以恨去求愛，這是不是人類週而復始的悲劇呢﹖

　　如果耶穌活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國，面對滿目瘡痍的黃土地，他會有什麼答案﹖

　(二)第一世紀的猶太

　　我的思緒又跳到公元前後的猶太國，耶穌所經歷的時代。

　　歷史往往有很多驚人的相似。公元前後耶穌所處的猶太國，也面臨著與中國二三十年代一樣錯綜複雜的選擇。

　　當時的猶太亦是“國將不國”，成了羅馬帝國的附屬物。猶太人自為神之選民，從天之驕子到奴隸的恥辱，是刻骨銘心的。何況在羅馬人之前，猶太人已幾易其主。猶太本身的統治階層，祭司、文士之類，又以事奉神為名，將各樣的宗教禮儀、苛捐雜稅套在百姓頭上，百姓內憂外患，淒苦無助。猶太人渴望神的拯救——彌賽亞的到來。有的早等得不耐煩，組織起革命黨（如聖經中提到的“奮銳黨”），決心以暴力推翻羅馬的統治，恢復純粹的宗教，建立自由的新國。

　　彌賽亞——耶穌，終于來了，可他一點也不符合猶太人的想像。猶太人向神要求的是一個果決剛斷、顯赫高貴的領袖，耶穌卻溫柔謙卑得像一隻綿羊，也不願多談政事。除了体貼民苦、救死扶傷以外，不願去行其他的神跡。法利賽人、文士不斷地去責難他，耶穌卻不肯做任何事去滿足他們對“神的兒子”的人為標準，反而罵他們“把天國的門關了”，自己不進去，也不容別人進去。有奮銳黨的人跟隨耶穌，耶穌一開講就是“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有人拿向羅馬帝國繳稅的敏感問題去刺激他，耶穌卻輕描淡寫地說﹕“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撒，神的物當歸給神。”

　　耶穌要人首先做到的，是撇開一切的“可是”“只要”“如果”，悔改歸主跟從神。因為人若不接受神的引領，就無法從永恆的角度去看待環境，也無法用神的大能去改變世界。可人的眼光總是短淺，總喜歡速戰速決的辦法。

　　“你若不願按我們的心願辦事，你就不是彌賽亞﹗”猶太人這樣說。“你不是我們想像中的神，你就一定不是神﹗”祭司、文士的邏輯是這樣的。他們以褻神罪捉拿耶穌。

　　生死之間，耶穌的選擇也是與眾不同的。

　　用現代人的眼光看，耶穌當時多多少少是個“持不同政見者”，擁有一批自己的信徒。像任何一位領袖，受迫害時，他有兩個選擇﹕一是帶領自己的擁護者起義，用武力推翻現政府﹔二是逃亡海外，設立流亡政府繼續宣揚自己的見解。

　　這兩樣耶穌都沒有做。

　　他把自己交給了猶太人。

　　“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曉得。”耶穌在十字架上說。

　　耶穌的選擇，即便現在看來，仍似乎是可憐的英雄主義。然而居然有不少人、到後來甚至是整個民族——都相信了他和他的十字架。這本身就是一個奇跡。而且歷史在前進，當我們站在歷史的高處回首時，那些選擇他的民族，和拒絕他的民族，又走出怎樣的風景呢？

　(三)九十年代的清醒

　　從二三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半個世紀的歷程，中國經歷了多少演變。而我，一個九十年代的青年，用年輕的眼光審視四週時，卻啞口無言。

　　前不久看《讀者文摘》，一位學者懷念魯迅的文章裡有一句話，可以代言。他說，到了九十年代，才明白，現在的時代，仍是魯迅的時代。

　　九十年代的中國，雖無二三十年代外強入侵、內戰頻頻的紛亂，底子卻似曾相識。黃皮膚的卑微感依然如故；知識份子一如既往的窮酸臭；勞苦大眾仍然適用魯迅“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標籤；腐敗、通貨膨脹還是牢騷的熱門話題；更不用說黃金又成為最亮的顏色，以及摩登男女是怎樣喬裝登場，重演上海灘情歡情仇的三角戲了。

　　然而有一點是很不一樣的。二三十年代的中國是覺醒，九十年代的中國，卻是清醒。

　　覺醒後可以去找出路，去做新的夢；清醒之時，已無夢可做。

　　最近重讀丁玲給《胡也頻選集》寫的序〈一個真實人的一生〉。也頻是丁玲年輕時的戀人，他們曾用年輕的血液去書寫中國的夢。也頻出身艱苦些，在那尖銳的時代就更難持守溫柔的心情。丁玲在上海屋檐下懷著他們的孩子用文稿打發貧窮，也頻卻已參加了革命組織。孩子出世了，也頻被捕入獄，是他的慘死使丁玲堅定了信念，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那篇文章是50年寫的，十年後，丁玲自己在文革的監獄裡，一字一句腹寫她的小說。她被視為反革命。

　　我希望丁玲已不在世。她若活到九十年代，一定會看出更多的諷刺。歷史真殘酷啊。我們不需要神的憐憫嗎﹖

　(四)直到千代之福

　　那麼耶穌軟弱的選擇呢﹖

　　離開中國後，我在英國客居了六年。受西方文化的沖擊，雖然絕對未到“忘本”的地步，卻有一個很強烈的感受，就是中國人很多艱難的夢想，在英國都成了很平常的東西。一個工業、科技如此發達的國家，卻極少看到高樓林立、黑煙蔽日的黯淡市景，而是“江山如畫，無限野草閑花”。有“資本家”臭名的英國人，待人倒很誠懇，上交不諂，下交不瀆。社會普遍的繁榮與公平，也使普通英人不執迷功名權術，大都“寄心松竹，取樂魚鳥”，對公益慈善非常熱心，很有墨子所說的“兼相愛，交相利”的味道。

　　這，就是一個所謂有“基督教傳統”的國家。

　　舉目放眼世界發現，大凡有基督文化的國家，都享受著和平、秩序和昌榮。絕不是想說，這些國家裡就沒有罪惡，世上哪裡有理想的國度？但比較之下，這些國家的富強，社會的完善，卻都不是容易否定的。而這些國家的立國之本，是出於耶穌的教訓﹔從古到今，對神的確認滲透到生活的每個部分，難道只是巧合嗎﹖

　　我有時也對神生氣，說﹕“神啊，這不公平﹗英國不是向中國輸送過鴉片嗎﹖為什麼英國怎麼走都差不到哪裡去﹖為什麼中國卻總是走不出怪圈﹖”

　　在南部威爾士渡假時，我走進一個破舊的鄉村小教堂。小教堂斑駁的石碑上，記載著一位傳道士是怎樣跋涉千里來到這個鄉村傳道，以及歷代任職牧師的名字，連綿有好幾百年。步出陰涼的小教堂，站到陽光裡，望著四週寧靜安祥的樹林，遠處草場的羊群和幾幢古老的村居，我的腦海裡跳出聖經的一段話﹕“愛我守我誡命的，我必向他們發慈愛，直到千代。”（《出埃及記》20:6）

　　我忽然明白，正是許許多多微不足道的百姓對神的謹守，使一個國家得了長久的賜福。

　　“神的軟弱總比人強壯”。耶穌在十字架上的選擇，是信賴的選擇。他也要人像他一樣，無條件地仰望神的救恩。哪怕是在最艱難的愛與仇恨之間，也總是選擇愛。

　　仇恨的理論雖有立時的效果，卻不能持久。愛的理論看似軟弱，卻有持久的功效。因為神就是愛。

　　吶喊與徬徨之後，應是謙卑的仰望。□

　　作者來自上海，英美文學碩士。現居英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