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理明
| 從廿世紀初期的“猴子審判”一直到近年的“達爾文審判”，相信聖經的基督徒科學家，一直鍥而不捨的要把“創造論”的觀點，推進美國中小學的生物學課室，於是一場看不見的世紀大戰開始了……。
1999年8月11日，美國肯薩斯州教育委員會以6票對4票的多數，拒絕了“考試標準：中小學學生必須了解達爾文進化論。”的提案。此決定雖然並不禁止學校教授達爾文進化論，但消息傳出，引起全國的學術界、政治界、傳媒和普通群眾的重視，以及熱烈的討論和爭辯。肯薩斯州長格雷思（Bill Graves），一個溫和派的共和黨員，立即表示，是項決定是“可怕的”、“悲劇性的”、和“難為情的”，並準備次年一月份州議員開會時，通過法案解散該州的教育委員會。《時代》雜誌特在8月23日，出版了以人類進化為主題的一期，並特邀進化論大師Steven Jay Gould寫文反對州教育委員會的決定（註1）。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以及許多地方報紙，也以急先鋒的姿態攻擊此項決定。 三群人的反應生物學界的反應：好像觸動了最敏感的神經，一切貶斥、譏笑的話都用上了，例如：“科學倒退100年”，“肯州學生將在科學上落後、在大學中不能成功”，“從來沒有一個西方國家像美國一樣要經歷這樣一種反復”，“是宗教基要主義者最近的一次掙扎”，“科學在危機中”等等。這一批人可以說是極端反對派。 總統競選人：1999年是各黨派人士紛紛亮相，參加競選行列的時候。肯薩斯州的事件給了他﹙她﹚們一個突然襲擊。新聞媒体就此事件以及相關的“創造理論”訪問了他們。他們的回答雖然各有不同，但不論民主黨也好、共和黨也好，都含糊其詞，不置可否，大多數以各地方學校有權決定自己的課程推搪。例如，來自德州的總統競選人小布希說，他同意地方學校有權決定自己的課程，學校有權力教授不同的理論。民主黨競選人副總統高爾﹙El Gore﹚也說，地方學校應有自由來教創造論。其他總統競選人，除了民主黨的伯來德﹙Bill Bradley﹚之外，都採取含糊其詞的態度，都說地區學校有教兩派不同理論的自由。其中包括麥開恩、杜爾夫人、布坎南、富比士等。這批人可以說是騎牆風向派。 美國的人民群眾：不管進化論者花了多少心血，在新聞媒体中、在電視的“科學”節目中、在中小學教育中進行了大量的宣傳，但不同年份、不同的民意測驗包括蓋洛普民意測驗表明，不過百分之十左右的群眾相信進化論是真的。而百分之九十左右的人民並不相信達爾文的進化論。這一批人是混合的，反對者或贊成者都紛紛投書報章雜誌表示觀點，也有的抱觀望態度。 從以上三群人的反應來看，老百姓是不相信科學界宣傳了一百多年的達爾文進化論的－－連著名的無神論學者Carl Sagen也不禁為此哀嘆。總統競選人是以民意調查為政治風向標的，所以不管是民主黨或共和黨不敢隨便表態，不敢得罪任何一派。唯有生物學界和傳媒聯合採取進攻姿態。人們普遍認為，在歷經過去多次反對進化論失敗之後，肯州教委會採用的第三戰略（third strategy），終于使創造論者﹙註2﹚得到首次的勝利。 第一戰略之失敗進化論者和創造論者兩者爭論的焦點，在於是誰創造了世界，是誰創造了生物和人類，它們是出自毫無意識的自然界的混亂作為呢，還是出自一個智慧的、顯出巧妙精密設計的設計者？創造論者過去的第一和第二個戰略是什麼呢？失敗的原因在哪裡呢？進化論者又是以什麼手法把達爾文主義高舉並保護起來的呢？ 第一戰略揭序幕於本世紀二十年代。這就是有名的猴子審判（Monkey Trial）。這是一批進化論學者和新聞記者在田納西州一個名叫Dayton小城，導演的一齣鬧劇。他們推出了一個代課教師Scope作為被告，控訴他在教室中講授進化論（這是違反當時此州的法律）。Scope雖然被判違法罰款（後來取消），但在辯論過程中，雄辯的被告律師Clarence Darrow，設法引誘原告律師，在庭上作為“聖經專家”﹙Bible expert﹚作證。原告律師對聖經，特別是創世記的第一章並不太了解。Darrow抓住他的弱點，又用了當時最有名的皮而當人Piltdown Man，所謂新發現的化石證據﹙數十年以後證明是偽造﹚，把持有聖經觀點的“聖經專家”駁得体無完膚。進化論者在輿論和精神上大大得勝。 而且最高法院也在1968年，判決田納西州的法律為違憲。後來，電影藝術家又以這事件為藍本，以誇大渲染手法，製成電影﹙Inherit the Wind﹚。于是進化論的勝利、頑固宗教徒的愚蠢，就成為上流知識界的固定意識。第一戰略之失敗是由於創造論者對進化論毫無知識，倉促上陣，想依靠法律佔便宜，結果一敗塗地。 第二戰略再敗有鑒於第一戰略之失敗，一批基督徒科學家創建了創造論研究所。以Henry Morris為首的一批科學家提出了“創造論科學”（Creation-Science）。在他們的努力下，於1981年，美國Louisiana州通過了一法案，規定在學校中如果要教進化論科學的話一定要平衡地教創造論科學。但是，“創造論科學”是以字面解釋聖經為準繩、然後在科學上找支持根據的一門學問。他們的論點，目前難以與現代科學的各學科普遍的論點接軌。例如地球祇有一萬多年的年齡，化石是在洪水時期形成，人和恐龍是同一時期的生物等。因此成為一家之言，沒有得到科學界公認的地位。 因此，這項Louisiana州法案尚未生效，就被聯邦法庭宣佈為違反憲法，理由是“建立宗教”、“顯然用超自然的存在創造人類來推動宗教觀點”。“創造論科學”被進化論者描繪成神話，允許在課堂上教授就等於在課堂上教授“鸛鳥送子”的神話（在西方神話裡，嬰兒是由鸛鳥啣送而來的）。第二戰略失敗的原因是與科學界脫節，仍然不了解進化論的本質。 反駁三大論點Philip Johnson是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法律教授，專攻邏輯學。他在1991年出版的劃時代的書Darwin on Trial（註3）中，首先指出進化論者有邏輯錯誤。 Johnson認為，進化論者重新界定“科學”。把科學定為“祇能用自然主義來作解釋（naturalistic explanation）”﹙註4﹚。這樣一來，達爾文的進化論的證據，不管是多麼的不足，也要認為是唯一的解釋，因為別無其它可能。 Johnson指出，自然主義和有神論一樣，也是一種哲學。達爾文的進化論一直沒有多少的證據來証明生物的宏觀進化（Macro-evolution）例如：跨屬、跨綱的進化，一百五十年來祇提出了一些連創造論者也同意的微觀進化（Micro-evolution）作為證據，例如鳥喙變長變短、人工育種等。拿這些證據外推（extrapolate）來解釋宏觀進化，顯然是不能說服人的。達爾文主義之所以能在科學界生存，實在有賴於無神論的信仰和自然主義哲學統治了科學界。 Johnson還提倡智慧設計論（Intelligent Design）：生物的“智慧設計論”本不是Johnson的創造，因為在達爾文的進化論以先，十九世紀前的科學界就對生物的分門別類和生物結構的精良性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為“智慧設計”、一為“自然進化”。達爾文進化論提出“物種變異、自然選擇、適者生存”的理論，為“自然進化”提供了機制。一百多年來，知識界掩蓋其哲學背景，稱達爾文進化論為科學，而斥智慧設計論為宗教。 Johnson在對達爾文進化論的上述三個論點逐個詳加駁斥之後，指出，達爾文進化論相信混亂的宇宙可以創造秩序，不過是自然主義哲學而已。這樣，就和智慧設計論一樣，同樣是一個哲學上的一個觀點。智慧設計論應在科學討論中和達爾文進化論有同等地位。 引入自由風氣作為對此點的一種支持，1996年Michael Behe出版了Darwin's Black Box（註5）一書。他首先提出，生物結構在分子生物學水平上有“不可再減的複雜性﹙Irreducible Complexity﹚”，智慧設計論因此就有了一個可靠的科學基礎（Scientific ground）（註6）。亦有了科學上的合法地位。Johnson和Behe提出的“智慧設計”範式（paradigm）就有可能在學術上取代達爾文的“自然選擇、適者生存”範式。 自從Philip Johnson的Darwin on Trial一書出版後，正面、反面的評論不斷在報刊、雜誌、網路上出現，活躍了學術風氣。Johnson本人則在全美國各大學中訪問演講，並和多位有名無神論學者進行了多次的辯論，反復指出他們不知不覺中犯了把無神哲學的自然主義觀點當作科學基礎的錯誤。Johnson的目標是，首先在大學校園裏引入學術討論的自由風氣。一反過去進化論者以自然主義為準繩，壓制不利於進化論的客觀材料在學術界流傳的獨霸天下的局面。從校園討論中，逐漸波及社會各層面。Johnson氏還出版了一些通俗易懂的書籍，供中學生和中小學生和教師們閱讀以指出達爾文主義的錯誤在哪裏。 紛紛反思由來達爾文主義的核心是他的第三論點“不依靠智慧（例如上帝）現在的生物都可以從一個單細胞進化而來。”美國的公立中學自從六十年代以來，就把上帝從各個領域中驅逐了出去。達爾文主義對在學校中推行無神論，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根據。1999年4月20日美國科羅拉多州哥倫拜恩中學學生持槍行兇殺死多人，就是這種無神論教育的毒果。 美國社會各階層在反思青年道德崩壞的來由，不能不得出無神論是其主要原因。達爾文主義不但給無神論以理論支持，並且達爾文的“自然選擇、適者生存”的說法，給“弱肉強食”以科學上的理由。為了改變這種局面，肯薩斯州教育委員會通過了上文所得的決定，確是順理成章的。其它州也正在密切注視。有些州已經提出類似的法令，亦得到不同程度的成功。 Philip Johnson在Darwin On Trial（144頁）中，還講到了“達爾文主義者的戰略”，他評論道：“達爾文主義者在公立學校中，努力以教學方式推廣‘進化論’可能犯了一個戰略性的錯誤。因為如果他們一直在象牙塔裏，尚可以有舒適的環境。一旦在公立學校中以大量的片面教材，迫使學生們相信達爾文主義，卻不以公正的態度來介紹正、反兩方面的證據，那麼公眾就有權指出達爾文主義的各種問題。當越來越多的人（即使他們不是虔誠的基督徒），發覺達爾文主義的熱衷者實際上是反對各種有神論的，而且並沒有太多科學證據時，達爾文主義者就會悔不當初了。” 肯薩斯州的決定就是應了上述預言的第一步。相信繼這第三戰略之後還有第四、第五戰略。這最終將把科學恢復到它應有的面目和合適的地位上去，使之不再淪為推動無神論的工具。□ 註： （1）Stephen Jay Gould: 《Dorothy,It's Really Oz》, Time Magazine,August 23, page 59。 （2）“創造論”(Creationism)和“創造論科學”(Creation-Science)不同。“創造論者”不同意達爾文派的“生物在自然界僅僅按自然規律盲目形成”，而認為生物是自然界之外的智慧所設計造成。“創造論科學”則嚴格按《創世記》的字面解釋、定義創造。 （3）Philip E. Johnson: 《Darwin On Trial》, InterVarsity Press 1991(中文譯本：《審判達爾文》北京，中央編譯局1999。 （4）見《Darwin On Trial》一書的第7頁,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給法庭《Friend of the court》文件。 （5）Michael J. Behe: 《Darwin's Black Box》, The Free Press, 1996。 （6）見Philip E. Johnson: 《Reason in the Balance》, InterVarsity Press, 1995 ，Page 239。 本文蒙舊金山加州大學生物系錢錕教授提供大量資料、解答問題和審閱稿件，又蒙舊金山加州大學學者馮道基、袁小辰提供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作者于1956年2月畢業于上海第二醫學院，現在美國舊金山的UCSF大學Mt. Zion醫院做文書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