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學德
天地萬物中，唯有人才問有沒有上帝。人之所以要問，在於他有心。動物不問有沒有上帝苦苦地思索著神與人這個大題目，理不出一點頭緒來。突然間我想起了一句古詩：“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於是我問，那乍起的風，吹不皺山，為什麼偏偏能吹皺了水？但若不是起風了，春水怎麼能被吹皺？如果把人心比作一池春水，那什麼是風兒？噢，原來天地萬物中，唯有人才問有沒有上帝。人之所以要問，在於他有心。 動物從來不問有沒有上帝，更不會為此而煩惱、而爭論、甚至而戰、而死。 古希臘哲學家色諾芬尼非常厭惡荷馬和赫西阿德筆下的奧林匹克山上的眾神，這兩位文人把人間一切的無恥與醜行都加在眾神靈身上，如偷盜、姦淫、彼此欺詐等等。色諾芬尼認為：“世人都認為神衹和他們一樣是被誕生出來的，穿著與他們一樣的衣服，並且有著同樣的聲音和形貌……其實，假如牛和馬有手，並且能夠像人一樣用手作畫和創作藝術品的話，馬就會畫出馬形的神像，牛就會畫出牛形的神像，並各自按照自己的模樣來塑造神的身体了。”某些無神論者曾把這段名言當作批評有神論的一個論據，說上帝是按照人的形像創造的。但這樣的引用的確有斷章取義的嫌疑。因為色諾芬尼不僅相信有上帝，而且他還相信這個上帝在形像和思想上都與人不同。 人詢問有沒有上帝，這至少表明了人不是動物也不願意變為動物。 人造的神明我從沒見過動物造出的神，但看過人造的。這神明或是風雷日月、河流山川，或是馬牛羊，龍虎豹，或者竟是黃鼠狼子。在那鐘聲悠悠的寺院內，在那香煙裊裊的供桌前，我越是細看那些神像，我就越覺得他們好像我們中國人，那鼻子，那眼睛，真是像極了！當然也有不像的，但這原因在於幾千年歷史的變遷和中外文化的交流。 堅持神是人按照自己的形像造出來的無神論者費爾巴哈自述，他思考宗教問題的方法是“把一切超人的東西歸結為人。”所以，神學之秘密就是人本學和自然學。意思是說上帝就是人，上帝的本質（善、愛和人格）就是人對人的本質的自我意識。只是人把他的自我意識外化為一種與人完全不同的絕對本質，這就是神。 費氏的說法並非毫無道理。的確，古今許多的神衹是人按照自己的形像創造出來的，並且至今還在不屈不撓地進行這個創造。甚至宣佈自己就是神，比神還了不起。 人能造神，並不等於神就是人造的，也不等於神的本性是人的自我意識。基督教一再說，人造的神是偶像。這偶像就像中國的老百姓說的：“八面威風、十分無用。” 能證明或者否證上帝的存在嗎？ 有人造神，也有人思考有沒有神，古今中外，都是如此。一部西方哲學史，從蘇格拉底，到尼采和沙特，都圍繞著上帝問題在思索，在爭論，也可以說是在打轉。信者說有，不信者說無；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這爭吵的阿公和阿婆雖然說的不是一個理，但爭論的方法卻都是“說理”，要從邏輯上證明或否證上帝的存在。 中世紀的偉大神學家阿奎那從第一推動者、第一因、目的論等五個方面論證了上帝的存在。可惜，這五大論證都被批評過，人們問：“為什麼無限之因不能成立？即使這能證明有一個或者幾個上帝存在，又怎麼能證明這就是聖經中所說的耶和華？”最有趣的是，哲學大師康德把阿奎那批得体無完膚，可他自己竟然又提出了上帝存在的道德論證明。可以想像，等待著康德老先生的也只能是一個体無完膚。 自康德以後，人們已經清楚地看到了：人的有限理性根本就沒有能力解決上帝存在與否的問題。理性對於超出人經驗範圍的事物，既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否則它就會陷入自相矛盾之中。對於現代多數的哲學家來說，用邏輯推理的方法，無論是證明還是否證上帝的存在，都是完全不可能的。能證明則能否證，反之亦然。是啊，上帝若是要靠人的理性來證實存在，那還是上帝嗎？若一個人能從理性上、邏輯上、推理上否證上帝的存在，那他還不是上帝嗎？ 既然證明也證明不了，否證也否證不了，怎麼辦？當代有一種思潮開出了一個妙方，它宣佈上帝存在與否是一個沒有意義的問題。就像哲學家艾耶爾所說的，上帝存在與否是一個既不能真也不能假的形而上的說法，只好取消這個問題算了。先生，且慢。就算是你把上帝存在與否的問題取消了，可那並不能取消上帝的存在啊！ 反對理性專制主義保羅早就說過，上帝之子耶穌竟被釘死在十字架，這在人的理性看來的確是荒謬絕倫、愚昧透頂的！但上帝就樂意用這在人看來是愚拙的道理來拯救那些願意信靠的人。走向上帝的路，是一顆敞開了的人心，而不是一堆絞乾了的腦汁；是信仰、是懺悔、是順服、是謙卑、是愛，而不是邏輯、推理和證明。“感受到上帝的乃是人心，而不是理智。上帝是人心可以感受的，而不是理智可以感受的。”（巴斯卡） 早在第三世紀初期，基督教神學家特土良就以雅典來象徵希臘哲學，以耶路撒冷象徵基督教信仰，並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雅典和耶路撒冷之間有何相通之處？學院和教會之間有何相通之處？我們信仰的体系，來自所羅門的廊下，所羅門教導說人必須用單純的心尋求上帝。” 一顆像小孩子那樣單純的心，一顆謙卑的心，一顆為自己的罪孽憂傷痛悔的心；這樣的心，上帝必不輕看。人有了這一顆心，他就會像特土良一樣豪邁地說：“任世人說我們的信仰是荒謬的，正因為荒謬，我們才信仰！”他就會像紐曼主教一樣堅定地宣佈：“千難萬險都不足以使我懷疑！” 早在三百多年前，偉大的數學家、哲學家巴斯卡就提出了一個個令人深思的命題。他說：“心靈有其自己的理智（道理），這是理智所不認識的。”他說：“信仰乃是上帝的一種恩賜；千萬不要相信我們所說的：‘它是推理的一種恩賜。’”他說：“理智的最後一步，就是要承認有無限的事物是超乎理智之外的；假如它沒有達到認識這一點，那它就只能是脆弱的。”這就是巴斯卡，一個堂堂的漢子，即使只剩下一個人，他也要推翻理性主義的專制，剝奪理性審判上帝的權利。 繼巴斯卡之後，在本世紀初的俄國有一個叫舍斯托夫的知識分子，他又“以流血的頭顱來撞絕對理性的鐵門”了。他在撞這鐵門時一定會聽到特土良在他耳邊說：“上帝之子死了，雖荒謬卻因此而可信；埋葬後又復活了，雖不可能卻因此而是肯定的。”對，這就是真理！舍斯托夫默默地點頭。幾千年了，為了得到理性的讚揚，多少人失去了生命中那最寶貴的東西－－信仰。自從希臘哲學侵入基督教信仰後，怕丟臉的人們都認為自己有義務不僅使雅典和耶路撒冷和解，而且命令耶路撒冷去雅典訴罪和謝恩。凡是來自耶路撒冷的東西，都必須用雅典的秤先秤一秤。人們熱衷於對上帝存在的邏輯證明、理性推理，其實不過是讓耶路撒冷去雅典法庭受審而已。 噢！雅典，理性的象徵，邏輯的廟宇，科學的殿堂。你自認是創造者，是立法者，是審判者，是萬王之王，坐在至高的寶座上。理性必須判斷一切，理性有能力判斷一切，理性的審判是最後審判。即使上帝存在，也必須首先能夠被理性、邏輯和科學所證明。凡是理性不能證明的，就是假的、惡的、不可能存在的。“當理性覺得可恥的時候，大家就應當感到害羞；當理性談到愚蠢的時候，大家就應當憤怒；當理性認為不可能的時候，大家就應當順從。”天哪！理性居然要成為人生命中至高無上的主宰。 別了，弗洛伊德醫生，你說未來的希望就在於理性將最終統治人的心靈。別了，羅素勛爵，你稱理性是人類唯一的真正朋友。別了，啟蒙時代的袞袞諸公，你們高呼理性萬能！理性萬歲！但我們聽到了兩次世界大戰的槍聲，我們看見了在人間建立的天國一個個地倒塌了。我們生活在污染了的環境中，超越這一切的是我們相信了耶穌，因此我們經歷到了並且也看到了千千萬萬新生了的男男女女。於是我們有勇氣像前賢一樣地說：“在理性以為可恥之處，我們不必害羞；在理性斷定無法理解的地方，人應期待真理；在理性看到完全沒有可能的絕望之谷，神的兒女們在深淵中向上帝呼救。” 理性誠可貴反對理性專制主義的專制，並不是反對人的理性。上帝創造了人的理性，每一個有理性的人都能夠知道這個天地之中有上帝，就如保羅所說的：“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顯明在人心裡；因為上帝已經給他們顯明。自從造天地以來，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是眼不能見，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 康德以他的墓誌銘印證了保羅的話。那墓誌銘是﹕“仰望太空，星光燦爛；道德律令，在我心中。”這道德律保羅稱之為“是非之心”，它是上帝刻在人心中的。 居住在城市裡的現代人，很少仰望星光燦爛的太空了。但是，當牛頓觀察到諸天文系的奇妙安排時，他說“我們不能不承認這必是一位全知全能的上帝的作為。”當美國的太空人登上月球時，他吟誦了古人大衛的詩篇。“諸天述說上帝的榮耀，穹蒼傳揚他的手段。” 也許有人曾問，為什麼你們所說的“上帝的事情”我卻不曉得呢？巴斯卡會這樣回答：上帝既願意公開地向那些全心全意追求的人顯現，又對那些一心躲避的人隱藏起來。他使自己的標誌為那些追求的人看得見，又為那些不追求的人看不見。對那些一心渴望看得見的人，便有足夠多的光明；而對那些懷著相反的心意的人，便有足夠多的幽晦。耶穌說：“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 只有上帝才能告訴人上帝是誰無論人怎麼去尋找上帝，靠他的力量和智慧，他絕不可能認識上帝、找到上帝。人類靠自己去尋找上帝的一切努力，結局都是兩個字：失敗。 上帝與人之間有無限的距離，這個距離，靠人根本就無法消除。人就是人，上帝就是上帝。因此，人需要上帝來告訴他上帝是怎樣的一位上帝。只有上帝，才能很好地談論上帝。只有上帝賜下了智慧和啟示的聖靈，人才有可能明白上帝的事。 上帝通過一部聖經清楚地告訴了世人他是誰，他讓人在耶穌的生命中看到了他自己。正如人在歷史中所看到的那樣：上帝不是哲學家和學者的上帝，而是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是拿撒勒人耶穌的上帝。 這就是上帝，他從無中創造天地萬物，又按照自己的形像創造了人。他賜福亞伯拉罕，並讓世上的萬族都要因亞伯拉罕而得福。他在何烈山告訴摩西的名字是自有永有，在西乃山賜給以色列人十誡。他帶領以色列人從埃及的奴役下解放出來，過紅海，進迦南。他把自己的獨生子耶穌賜給世人並定意讓耶穌死在十字架上，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面對著這樣的上帝，摩西脫下了鞋，蒙上了臉，因為怕看上帝；以賽亞驚呼﹕“禍哉！我滅亡了！因為我是嘴脣不潔的人。”面對著復活的主，多馬俯首敬拜：“我的主！我的神！” 在一部聖經中，上帝不僅從來不為自己的存在而辯解，反而向人提出了十分明確的要求﹕相信我、跟隨我。 哪一個上帝死了？與基督徒宣稱上帝昔在、今在、永在相反，早在十九世紀末，尼采就宣佈：“最近時事中最重要的消息就是上帝死了。” “哪一個上帝死了？”在西方思想傳統中，至少有三個上帝形像：一個是聖經中的上帝，一個是形而上的上帝，即哲學家根據形而上的原理而推論出來的上帝，一個是不同時代的教會神父和牧師們所宣講的上帝。利科的回答是﹕“我們只能回答說，形而上的上帝死了，還有神學的上帝也死了。”是的，我們知道，一些神父和牧師們所宣講的上帝的確死了。 當尼采解釋“我們已經把上帝殺死了”的意義時說，人們對人、對道德、對真理的看法都隨著基督教的上帝的滅亡而消亡了。不存在永恆的真理、不變的善和絕對的價值了。一切都是相對的，我就是我的上帝。 聖經中沒有像尼采這樣的理論上的無神論者，但詩篇第十一篇記載了一個實際上的無神論者：“愚頑人心裡說，沒有上帝。他們都是邪惡，行了可憎惡的事，沒有一個人行善。”而他之所以說“沒有上帝”，是因為他不怕上帝，他行了可憎惡的事卻不以為恥，他以為他在暗中作的孽永遠不會暴露，他行惡卻不怕報應！ 我們現代這些聰明人多麼像古代那個愚頑人哪：吃吧！玩吧！我們從上帝的束縛下解放了。願作什麼就作什麼吧！道德法則是用來束縛軟弱者的，強者為自己立法並叫眾人服從。作惡有什麼了不起？在你為惡，而在我則為善。為了實現我的夢想、我的目的，我為什麼不能把他人當成工具？人生苦短，何不及時行樂？死後皆空，立德、立功、立言是一片荒唐！用剝削陷窮苦人以永遠的貧困，以壓迫使無助者失去作人的尊嚴和自由！什麼戰爭、什麼吸毒、什麼淫亂、什麼墮胎、什麼污染環境，這一切有什麼不可以？若無上帝，孰不可為？！ 說不盡、說不明白的苦難“我為什麼受難，這是無神論的支柱”，畢希納的這句話說出了許多人拒絕上帝的根本原因。對於他們來說，隔在人與上帝之間的是一片苦海，是納粹“奧斯威茨”集中營內的哀聲禱告，是唐山大地震留下的斷臂殘肢，是孤苦伶丁的非洲黑孩子一個個地被活活餓死。 “為什麼上帝不制止罪惡？”從伊壁鳩魯到費爾巴哈，在憤怒的呼喊中，有多少人擺不脫那浸透了苦水的沉思﹕既然世界上充滿了邪惡和苦難，那麼，上帝或者無力改變，從而就不是全能的；或者不願意改變，從而就不是全善的。因為一個全知、全能和全善的上帝應該創造一個沒有惡的世界。 我們的先祖沒有像希臘哲人那麼多的哲思，但同樣有流不盡的眼淚。早在詩經中先祖就發問：“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這些民歌表現出來的不是無神論，而是對上帝的疑惑、埋怨、甚至可以說是怨恨。在西方的思想界、哲學界、神學界，關於苦難的問題，從奧古斯丁以來人們爭論了幾千年，雙方的基本論據並沒有什麼大的變化，沒有一方能滿意自己提出的解答，更不必說滿足對方的結論。 其實，在伊壁鳩魯以前，約伯就問過這樣的問題，這問題就是無辜人、好人、善人、正義的人為什麼遭受苦難？ 當上帝在旋風中回答約伯的疑問時，上帝沒有解釋苦難的原因，他說的卻是宇宙萬物是誰創造？上帝的奇妙作為誰能理解？上帝甚至反問約伯：“我立大地的根基的時候，你在哪裡呢？”我奇妙的作為，“你知道嗎？”約伯回答說：“我所說的，是我不明白的；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 好人為什麼遭難，無辜的人為什麼受苦？上帝沒有回答，約伯也沒有再問。人的苦難是無法說明的。於是，多少世代的人就一直在問，當我遭受苦難的時候，上帝在哪裡？答案是﹕上帝在十字架上。耶穌親身死在十字架上，承擔了人的痛苦。 苦難的存在，並不是上帝的不在。即使不承認上帝的存在，人的苦難依然存在，苦難的原因依舊得不到說明。只有當上帝以無盡的愛和人一同受苦，只有在耶穌的受難、死亡和復活中，苦難才獲得了意義；這就是無論人遭受了如何的苦難，但只要人和上帝在一起，就有平安，就有希望，就有愛。 當苦難臨到的時候，即使上帝為你我清楚地解釋了苦難的原因，又能如何！面對著苦難，人需要知道的不是它為什麼臨到，而是我將向何處去。人需要問的不是上帝何以能受苦，而是我如何去分擔上帝的痛苦。人在苦難中需要的是能像大衛一樣說，上帝是我的力量、我的拯救，是我隨時的幫助。
有一對弟兄從小在基督教家庭中長大，當他們放棄信仰基督時說，令他們困擾的問題不是“基督教是否真實？”而是“基督教跟他們是否有關係？”或者上帝對他們有什麼意義？這也是許多被社會認為是成功的人感到困惑的主要問題，他們不覺得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需要上帝。 基督跟我們這個時代的人有什麼關係？這也是在每一個時代中的每一個教會都面臨的並且必須不斷地要回答的問題。 不錯，不信上帝，人依然可以學習工作、結婚生子，可以五子登科，甚至德性高潔。但難道這就是人生活的全部？難道金錢、事業、權力是我們的上帝？我們能否把舒適的美國中產階級的生活就叫作人生的意義呢？愛因斯坦說得好：“我從來不把安逸和享樂看作是生活的目的本身—這種倫理基礎，我叫它豬欄的理想。” 更何況，當人有勇氣去面對人生時，他不得不承認，在一個沒有上帝的世界中，生存是沒有根基的、生命是荒謬的、人生是無意義的。人無論如何尋找安身立命的基礎，到頭來他所能發現的都只是虛無，而他用來遮掩虛無這個真相的，不過是無聊與平庸而已。 從古到今，人必有一死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我從來就沒有作為人活過一天；可怕的是我的活著僅僅是活著，沒有任何意義，如同行屍走肉！可怕的是在我今天生活中我所滿意的這一切，等待著它們的是虛無。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這就為人的日常生活帶來了意義，永恆的意義，這意義就是上帝對人無盡的愛。每一個人的生命中都需要愛，每一天的生活中都需要愛。愛上帝、愛你的鄰居，這就是人生命的意義所在。□ 作者來自大陸遼寧，現住美國伊利諾州，從事佈道和寫作。 更正：《海外校園》39期〈古今筆談〉〈走過歷史的跫音〉一文中（11頁第4行）有人說：“今天的美國，70％的人是對基督教有很深反感的。”文中的“美國”實為“英國”之誤，謹此更正，敬請見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