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維東
不知其善，何以為善？不知天理，何以存之？善一旦失去絕對標準，人人都可以相對於自己的立場定義善，善惡的界限也就模糊消失了……一 聖人的善惡觀人性的善惡問題本是個極重要的哲學命題，它決定了倫理道德以及人生觀的取向。不知道為什麼中國的“至聖先師”孔子對此卻語焉不詳，只不痛不癢說了句“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論語•陽貨》），就過去了。 春秋亂世與遺失的上古道統，給了這位中華文化的締造者強烈的衝擊。他曾對弟子們“憶甜思苦”，說他未能趕上大道通行的好時代，那時“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而烽煙四起的春秋呢？“大道既隱，天下為私，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禮記•禮運》）。看來中國官場複雜的裙帶關係在那時就已經登峰造極了。同樣是人，為什麼差別那麼大？這位一輩子“在路上”的大知識分子不覺得奇怪才怪呢！真的就“習相遠”那麼簡單？何況魯國的土地還在原來的地方，“習”應該沒變，“性”卻變了。物是人非，今非昔比，站在沉重的現實此岸，回望歷史的彼岸，他只能發出一聲渾濁的嘆息：“逝者如斯夫！”而對人性問題保持無奈的“中庸”式的沉默。 在中國聖人排行榜上位居亞軍的孟子急於填補這項前輩的“研究空白”，旗幟鮮明地提出他的性善論，“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其實不能叫做“論”，而應該稱之為“性善口號”；就像“東方紅，太陽升”與領袖是否偉大沒有必然關係一樣。 水為孟子流，當然也為告子和荀子流。告子“以毒攻毒”，同樣以水作比喻，他說“人性之無分於善與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孟子•告子上》）。他的意思是“人性”這玩藝就跟水一樣，東有缺口它就往東流，西有缺口就往西流，大概就是“哪裏有需要它就衝向哪裏”的意思。這不成了“性本能”嗎？足足比奧地利那位精神分析大師先進了兩千多年！（這可比考證《水滸傳》中的高俅，是世界上最早的“足球明星”，有意思得多。） 荀子更是大唱反調，主張“性惡論”。他雄辯滔滔地說：“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嫉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荀子•性惡》）。雖然他說得比“水流論”言之有物得多，但中國人似乎天生不喜惡聲，再加上他的“資歷”比孟子淺了六七十年，後人對這位季軍聖人壓根就不當回事。中國是個善於講“禮”的民族，季軍絕對不得超過亞軍。為了表示對“亞聖”的尊崇，後世對孟子毫無說服力的“口號”照抄不誤，三字經開頭赫然便是“人之初，性本善”。我們從小就會背著手，搖頭晃腦、抑揚頓挫地背這六字“真言”。 二 善的表象與惡的真相“孔融”這兩個字我還認不全的時候，我就完整地知道了他讓梨的故事。人們常從這個故事推究出，人性要是不善，小孔融怎麼捨得把好吃的梨讓給別人吃？等我長大了，我才知道了孩子們永遠不知道的後續故事：“白臉”曹操完全不顧孔融的“崇高威望”，一怒之下就將這位文名與德名雙全的“建安七子”之一斬殺。孔融臨死時，他相信“人之性善也”嗎？他看見自己的血“之就下也”倒是真的。梨子與屠刀，這兩個懸殊太大的意象使我驚駭，它們究竟能夠多大程度說明人性？ 孔融讓梨是給孩子們閱讀的童話。至於晏子公報私仇，“二桃殺三士”，那就是“兒童不宜”的“限制級”小說了。 作為先秦諸子之一的晏子，在學術上沒有任何過人的成就，但其名氣除了有限的三兩個大牌聖人，餘子無人可望其項背。如果“晏子使楚”的故事表現了他作為一個政治家的機智與風度，那麼“二桃殺三士”就揭示了他作為一個陰謀家的詭詐與凶殘。那三個戰功彪炳的勇士僅僅因為沒有對他這個宰相表示出卑躬屈膝的“禮儀”，便被他懷恨在心。他像古希臘神話裏的不睦女神厄裏斯一樣使了招陰損的詭計，叫人送兩個桃子過去，說是給他們中最勇敢的兩個人。三人最後都把“最勇敢”的名號讓給其他兩人，自己又不甘受辱，竟先後拔劍自刎。可奇怪的是，人們對晏子這個陰險毒辣的小人不僅不予任何譴責，反對其智謀津津樂道讚不絕口，冠之以“一代名相”，而那三個豪氣如雲的勇士居然成了千古笑柄。 其實晏子這種人比那些“一板斧砍將下去”的壞蛋惡人可怕得多。他們殺人於談笑風生之間，手上卻滴血不沾，一個個都是“遠庖廚”的“君子”！你能說晏子是殺了三個勇士的兇手嗎？當然不能，那三個傢伙明明是“自絕於人民”的嘛！他們幹最無恥的事，卻有著最堂皇正大的仁義道德的藉口，比如晏子建議齊景公除掉三位功臣的理由就是“為了安定團結”。這個動議一下子就把他拔高到“忠”與“賢”的位置。還好晏子沒蠢到為了這三個人發動什麼大革命，不過如果兩個桃子沒有實現“既定方針”，我就無法想像這位名相會幹出什麼更有名的事來了。 厄裏斯的“金蘋果效應”和晏子的鮮桃子異曲同工，只是鬧出的禍事更大。為了個“一枝紅杏出牆來”的王后海倫，希臘和特洛伊王國殺得血流成河，戰期比抗日戰爭還長了兩年，雙方死人無數。荷馬的長篇敘事詩《伊利亞特》講的就是這個“衝冠一怒為紅顏”的慘烈故事。同樣狡詐的厄裏斯的“待遇”可沒有“名相”晏子那麼好，她的“不睦”名聲就像“黑五類”一樣扎眼。 希臘人似乎對陰謀詭計頗為不齒，至少沒有像中國人那樣對權謀畸形地迷戀。他們崇尚的似乎是一種“刺刀見紅”的血氣之勇。《伊利亞特》中血肉橫飛的槍戰描寫多達三四十處，說不出來誰正義一點；只看到不論生者與死者，強者與弱者，都是一群殺紅了眼的人，被一夥無事生非、吃飽了撐著的諸神牽著鼻子走，還自以為是英雄。 我以前一直覺得荷馬在詩中表現了人類頂天立地的豪氣和尊嚴，直到看到奧古斯丁的一段話始有石破天驚之感，他說：“荷馬編造這些故事，把神寫成無惡不作的人，使罪惡不成為罪惡，使人犯罪作惡，不以為仿效壞人，而自以為取法於天上神靈。”（奧古斯丁《懺悔錄》商務印書館1997版，p19）這位偉大的思想家一語刺穿了“詩意”的面紗。 奧古斯丁對荷馬似乎苛求了些，那些故事並非完全由他編出來，他充其量只是對民間傳說予以加工而已。唯其如此，才越發可怕，因為這說明惡已經從根部生發出來。善與惡的評判讓位於強與弱的較量，強者擁有一切，包括“詩意”地解構善惡的權利，“強者為王敗者寇”並不僅僅是東方的遊戲規則。 從什麼時候開始，人類已經不知道何謂惡了？或者說，人類已經不知道何謂善了？ 三 原罪中的善惡始祖亞當和夏娃偷吃善惡樹上果子的故事家喻戶曉，但不知道是哪個“追求低級趣味”的傢伙首先篡改了“偷吃禁果”的含義，使得這一標誌原罪起源的重大象徵變得淺薄而又庸俗。“原罪論”可以說是西方哲學對於人性的根本判斷，從而衍生出西方文化中偉大的懺悔意識和深刻的反思精神。罪與生俱來，這就註定了“眾生平等”，誰敢聲稱他是個潔白無瑕的人，就等於罵自己不是人。誰也不願自取其辱，所以西方沒有什麼“聖人世家”，更沒有哪個政客哪個政黨敢號稱是“偉大、光榮、正確的”。 “原罪論”與“性惡論”雖有諸多相似之處，但二者的分歧仍然很大。荀子一針見血地指出了人性中惡的特徵：“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我們的始祖不正是因此吃了那樹上的果子嗎？但荀子矯枉過正了，他完全忽略了人性中仍然有善的一面。這個“善”或許可以稱之為良知，它是人類不斷追求正義與永恆的內在驅動力。 人類的歷史固然有許多昭彰惡跡，但其中仍然有一些可歌可泣的亮色，比如說飽受宮刑之苦仍然寫就《史記》的司馬遷；在火刑中仍然堅持真理的布魯諾，面對司法黑暗昂然站立大喊：“我控訴！”的左拉－－甚至“讓梨”這麼一件小事也能給人以溫暖。如果人性中全是惡的，那麼任何哲學的教導都是扯淡，任何藝術的薰陶都是對牛彈琴，大家全都“輕裝上陣，發動機器”好了。到那時，連精神病都不會有－－動物怎麼會得這種傷腦筋的病？再說，創造出和諧宇宙的創造者，也不大可能“捏造”出一個一無是處的廢品。 至於“性善論”則走到另一個極端，人人都高尚得通体發亮，還要聖人之光照什麼照？不過是偽君子們的一把雙刃利劍而已。“存天理”是幌子－－，連“天”都忘了是什麼，還說什麼“理”？“滅人欲”倒是真的，不過“人”是“別人”的意思。朱熹說起理來能把天下讀書人說得眼都不敢眨，可他一大把年紀還鬧“緋聞”，差點把一個看不上他的“三陪小姐”逼得上吊，簡直比克林頓還過份。誰要是敢起訴他，他就會給人上一課“常談之中自有妙理，死法之中自有活法”（朱熹《戊申封事》）。他死追爛打歌妓用的乃是“活法”。聖人的話那是非聽不可的，老子一眼就把他們看透了，“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道德經》第38章），意思是誰敢“非禮”，就把誰扔到江裏餵魚。 “原罪論”在認定人罪性的同時，並未否認人性中的善，善與惡就像生與死一樣糾纏在一起。 亞當與夏娃聽信蛇的巧舌，背著上帝偷果子吃，表面上看來這好像只是一起“小孩乘大人不在家摸電門”的孤立事件，大不了下次不摸就是了。問題的嚴重性在於，蛇和人共同“解構”了上帝的話。上帝明明交代亞當“只是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創》2:17），而蛇將此一簡單命令句改成誘導性的設問：“神豈是真說，不許你們吃園中所有樹上的果子嗎？”（《創》3:1）；夏娃不知道是記性太差還是欠缺分析能力，跟著來了個進一步“解構”，在單純的“不可吃”後面又追加“不可摸”（見《創》3:3）！“解構”意味著模糊和否定，所以夏娃和亞當才會肆無忌憚地又摸又吃那果子。其實那果子的品種已經不重要了，因為善惡已經發生錯位！人與上帝的關係已經發生位移！ 他們兩人吃了果子後幹的第一件事就讓人啼笑皆非，竟然是“拿無花果樹的葉子，為自己編作裙子”（《創》3:7），因為覺得赤身露体“有傷風化”。後來中國聖人們頒佈的“男女授受不親”之類的“廉恥準則”，跟這兩位始祖的“覺悟”比起來又不知落後多少：人家是在夫妻之間大搞“文明禮貌”的！這種突兀而又做作的羞恥感從何而來？從罪而來！良知因罪而知恥，但他們選擇的方式不是認錯而是掩蓋，蓋不住就互相推諉（其實是掩蓋的另一種形式），這就是罪上加罪了。後世那一大套什麼“仁義道德”和“人民利益”不就是無花果葉子做的遮羞布嗎？以葉為裙，多麼絕妙的隱喻！ 犯罪後唯一有效的彌補方式應該是真誠的懺悔。孩子做了錯事如果對父母認錯說下次不幹了，有哪個父母不原諒孩子的？亞當夏娃倒好，東拉西扯一通，差點沒把上帝給繞進去，難怪上帝一氣之下將他們趕出伊甸園。 人類多災多難的歷史由此拉開序幕。萬幸始祖還不算十惡不赦，至少他們沒有忘記他們從何而來。這就是善，這就是返祖歸宗的向心力。它為人類回歸家園（就是永恆）提供了契機，並且我們從以諾、挪亞、亞伯拉罕等人的經歷中看見了回歸的方式和可能。 “性善論”和“性惡論”最嚴重的問題還不在於各自的偏頗－－它們充其量只是指出了人性的部分特徵，而是在善惡起源上的空白和曖昧。不知其善，何以為善？不知天理，何以存之？善一旦失去絕對標準，人人都可以相對於自己的立場定義善，善惡的界限也就模糊消失了；這就意味著誰獲得話語霸權誰就擁有了“善”，“王”與“寇”，“聖人”與“小人”由此鴻泥立判！ “原罪論”是明確的，任何人都沒有權力和餘地對它進行“解讀”。既然有罪，就需要懺悔，就需要救贖。人能向誰懺悔？當然是向那個無罪的；誰又能給人以救贖？當然是那個出得起並且心甘情願出“贖金”的。人被逐出伊甸園的後果不僅僅是“面對苦難的人生”那麼簡單，更嚴重的還在後面，那就是：死亡！原罪與死亡是“兩位一体”的，贖罪也就意味著超越死亡，能夠超越死亡的，必定是那個來自生命源頭、並已經戰勝了死亡的。只有他才能夠用未被污染的血洗去世人的罪孽，並引人回到那個生命樹長青的伊甸園。 有人問我為什麼信耶穌？因為只有他圓滿地給了我答案。如果有誰給我提供另一條更好的路，我不介意跟著他走。□ 作者來自安徽，作家，美國Rutgers大學統計學碩士，現居美國新澤西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