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慘世界》與《酒店》

　　《悲慘世界》與《酒店》的時代差異

　　當維克多．雨果寫出《悲慘世界》時，他已經歷過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理想主義時代——從法國大革命到1848年的“二月革命”。在這個時代，人們相信：透過革命，自由、平等、博愛的理想是可以達到的；社會的陰暗，肇因於人性內在深處的高貴天性被不健全的社會制度——世襲貴族——所壓抑，只要改善制度，社會就不會再有弱肉強食的苦難了。正是這種確信，使文人志士充滿理想，敢獻身、敢犧牲。這個時代也因其慷慨澎湃的熱情，被標示為“浪漫主義時代”。

　　1848年革命後數年間，路易．拿破崙破壞共和，自立為皇帝，稱號拿破崙三世。雨果將這保守反動事件視為對理想的徹底反叛，他離開祖國，到英國一個可以遙望法國海岸的小島定居，直到1870年拿破崙三世下台，成立第三共和，雨果才終於回到法國。

　　就是在流亡的這段時間，雨果以其熱情的憤怒，寫出後來被拿破崙三世再三圍堵、不肯讓其在法國有影響力的詩集《懲罰集》，以及世界名著長篇小說《悲慘世界》。儘管前者是詩、後者是小說，但同樣都是描寫百姓的苦難，控訴不合理的政權，表達對共和政府的期待。

　　1870年民主共和穩定發展後，人類思想史走向另一個重大轉折，就是“寫實主義”的興起。這時期跟浪漫時代最大的不同，就是不再用強烈的理想與熱情描述時代的偉大崇高，作家開始冷靜地分析社會問題、分析人性，筆調因冷靜而顯得冷酷無情。

　　寫實主義作家如此地抗拒崇高、高貴、偉大，只描寫可以看的見的真實社會，不僅是因為科學主義帶出來的“只描寫看得見的事物”的寫實風潮，也是由於對過去時代理想熱情的幻滅。因為他們發現，中產階級成為社會中堅，並不比貴族時代高明多少；在社會中，繼續潛藏著陰暗面悲劇面，根本沒有透過民主革命而去除。所有自由、平等、博愛的革命理想，如今被證實為只有局部的意義，因為中下階層的小人物被中產階級出賣、犧牲、徹底忽略了。於是寫實主義時代，預藏了未來的馬克斯無產階級革命的種子。

　　對中產階級的幻滅感，對下層社會小人物的憐憫，導致藝術家、作家紛紛把焦點移到下層社會，也使他們被有錢有權的中產階級排斥，造成他們自身的苦難。這就是畫家梵高與作家左拉所處的時代。

　　因此從這文化思想史視野，我們便可以分析出來，何以同樣是描述可憐的小人物，雨果的《悲慘世界》隸屬浪漫時代，左拉的《酒店》隸屬寫實主義時代！他們兩人儘管焦點都聚光在小人物，但雨果對崇高、偉大、理想甚至神聖的熱情篤信，左拉文中已不再復現。這正是兩本世界文學名著核心的差異！

　　浪漫與寫實的風格差異

　　浪漫時代文學作品最典型的風格，就是善惡對立、戲劇性的情節與戲劇性的結束。譬如在《悲慘世界》中，芳汀與珂賽特母女都愛上大學生，但這兩個大學生卻是善惡對立的——芳汀愛的是始亂終棄的公子哥，珂賽特愛的是對愛情忠貞、又敢放棄貴族身份、投身時代洪流為中下階層百姓奮力搏鬥的正義的讀書人。而撫養珂賽特的旅館老闆夫婦，也跟主角冉阿讓形成善惡對立。

　　至於浪漫時代最喜歡的高潮戲劇性呢，則是放在旅館老闆夫婦愛自己女兒虐待珂賽特，未料十多年後，他們的女兒暗戀大學生，大學生愛的卻是珂賽特，導致女兒為大學生犧牲自己的性命。

　　當然，最高潮的還是在1832年巷戰那場中，冉阿讓、沙威、大學生、旅館老闆女兒竟然都聚到一塊兒，冉阿讓又能有機會與沙威單獨對峙，而冉阿讓救走珂賽特深愛的大學生時，還碰到惡的代表——旅館老闆。太多巧合，讓人一眼識穿是作者刻意鋪陳高潮迭起的戲劇張力。

　　這些善惡對立、戲劇性張力，在左拉作品中都沒有。左拉作品中，善惡界線很模糊，從善到惡的過程緩慢漸進，除了心靈問題，更把視角置於很多環境上的無奈無力。左拉因著這種欠缺戲劇張力，被人評為細節太過繁瑣。這其實是寫實主義文學作品的特色。

　　接下來我們再來分析對比作品中的角色素描。

　　兩個女人的比較

　　《悲慘世界》與《酒店》，都以女人做為悲劇的核心人物。

　　《悲慘世界》中的女主角芳汀，慘遭大學生始亂終棄，留下一個女孩給她自行想辦法撫養。芳汀只好冒險把孩子託給路途中只見過一次面的旅館老闆夫婦，離開女兒去工廠工作養孩子。芳汀當時選中旅館老闆夫婦，只是因為見老闆夫婦也有同齡女兒，心想，為人母者將心比心，或者會善待自己的孩子。

　　未料這對夫婦從此苦待芳汀的女兒，卻不斷謊報孩子的需要，向芳汀索錢。當時的工廠工資少得根本無法讓女人單獨養活孩子，社會對未婚母親的鄙視，又不給任何機會生存。芳汀努力多時，終於賣了自己的頭髮、賣了自己的牙齒後，下海為娼。

　　芳汀又窮又病，還得不斷應付旅館老闆夫婦的索錢，深怕錢沒給，女兒就會被苦待。於是惡性循環，芳汀更窮更病。

　　直到死前，芳汀都未能見到女兒，只能託孤給同情理解她的冉阿讓。

　　正是這個託孤行動，讓小說後半部充滿人性的高貴與偉大，珂賽特透過冉阿讓有了美好的結局，芳汀的悲劇因此被沖淡了。

　　不僅如此，雨果還將芳汀的悲慘、冉阿讓養大芳汀女兒珂賽特的故事，置於即將發生重大革命的1830年代之前，讓故事高潮伴隨革命時代的高潮，以襯托出這些小人物的悲劇，最大咎因在於社會制度的不健全，無法避免弱肉強食。

　　《酒店》中的女主角雪維絲的悲劇，一樣開始於被一個男人蘭地爾始亂終棄。不過，拋棄她的人跟她同樣是中下階層。這個男人愛慕虛榮好吃懶做，專門吃軟飯。

　　雪維絲個性堅毅，悲苦數天後隨即面對現實獨立起來。顯然在1870年以後的共和年代，這樣的女性比芳汀幸運，至少能被同社會階層的人接納，並能養活自己與孩子，雖然過得十分辛苦。

　　雪維絲後來遇上一個同樣階層的好男人，並結了婚，曾有數年美滿的日子。雪維絲夢想著自己開一家洗衣房，過過自己當家作主的老闆生涯。

　　誰知道丈夫庫柏在一次做工蓋屋過程中，因為看到對面的小女兒招手分了心，從高處摔下，差點死掉。夫婦倆辛苦數年，一場災變使得一切積蓄化為烏有。庫柏在這個過程中心灰意懶、怨天尤人，漸漸無法自拔，開始了混玩酗酒的生涯。

　　更糟的是，庫柏卻又引狼入室，把暫時找不到軟飯可吃的蘭地爾帶回家來，老實地將蘭地爾視為推心置腹的好友。

　　於是雪維絲得養兩個好吃懶做、酗酒、飽食終日的男人。雪維絲最終的結局，是被蘭地爾、庫柏吃垮喝垮後，蘭地爾再度離開，庫柏酒精中毒療養院進出數次後死去，雪維絲自己也窮困潦倒而死。她的女兒娜娜，終於成為妓女。

　　《酒店》中女人的悲劇，在左拉筆下，焦點不再置於上層社會對下層社會的不公平傾軋，而是中產階級掌權、工商社會興起後，下層社會勞力終生的虛空、無價值感。這些小人物有好有壞、也有從好變壞的過程，但很明顯的都是平凡的。透過《酒店》顯出的人性觀與生命觀，既不崇高也不偉大，充滿瑣碎，更沒有從受苦中找到任何意義。

　　兩個八歲女孩的比較

　　雨果與左拉，都透過孩子的受難，表達最讓人動容的人間疾苦。

　　《悲慘世界》中芳汀的女兒珂賽特，直到八歲，一直被旅館老闆德那第夫婦苦待。冉阿讓出現的那一刻，正好是珂賽特夜間提著大水桶到林中打水，又害怕桶又吃重，邊喘邊哭邊停停走走之時，冉阿讓幫珂賽特舉起水桶那一刻，珂賽特的命運從此改變了。她這一生都因冉阿讓對芳汀的承諾，被保護得好好的，沒有再受過任何苦。

　　《酒店》中小女孩的受難就不是這麼幸運了。一樣是八歲的女童拉麗，母親被父親醉酒時活活打死，拉麗從此成熟成一個充滿母性的女人。她負起保護弟弟妹妹的責任，當父親酒醉要揍人時，她主動挺身被打。她想盡辦法張羅飢餓的弟弟妹妹的吃食，把自己餓成營養不良到走路得扶著牆。拉麗全身瘦得只剩排骨，体無完膚，都是被打的痕跡。

　　拉麗最終是病死的，她病中繼續做家事照顧弟弟妹妹，直到再也起不來。父親看她終日躺著，又要揍她，拉麗跟父親說：“這次你不要揍我，因為我不要你日後後悔，我馬上要死了。我一直不讓你增加任何麻煩的。讓我們和和氣氣道別吧。”然後，拉麗跟父親交代弟弟妹妹一些她放心不下的事情。

　　拉麗這種成熟的母性，與對酗酒父親的逆來順受，竟出自八歲的稚齡，只能用慘不忍睹來形容。從頭到尾，沒有人出現來救拉麗，同情拉麗的雪維絲自身都難保。悲劇中沒有對人性有任何崇高偉大的謳歌，拉麗的善良與責任感，絕不是謳歌人性的高貴，而是襯托出人世間最大的悲慘！

　　拉麗與珂賽特的對比，只能說，《酒店》比《悲慘世界》，更是悲慘的世界。

　　沙威

　　有一個人物，在《悲慘世界》中舉足輕重，但在《酒店》中並沒有參照者，那就是沙威。

　　雨果對沙威的刻劃，比重與深刻層度，比之冉阿讓絕不遜色。

　　當沙威出場時，雨果這樣描述他：“沙威是在監獄裡出世的，他的母親是一個抽紙牌算命的人，他的父親是苦役犯。他成長以後，認為自己是社會以外的人，永遠沒有進入社會的希望。他看見社會毫不留情地把兩種人擺在社會以外：攻擊社會的人和保衛社會的人。他只能在這兩種人中選擇一種，同時他覺得自己有一種不可解的剛毅、規矩、嚴緊的本質，面對他自身所處的遊民階層，卻有說不出的仇恨。他便當了警察。”

　　沙威的父親和冉阿讓一樣，是社會邊緣被遺棄的人。冉阿讓被卞福汝主教感召，果真靈魂被贖，從此成為完人。而沙威，卻選擇作“驅逐一切社會邊緣人”的警察。

　　沙威不是壞人，他只是有個很不幸的身世，而這一生又從未像冉阿讓般經歷被饒恕被接納。沙威把被社會遺棄的成長背景轉化了，成為不肯饒恕接納被社會遺棄者的人。

　　雨果接著描述：“沙威由兩種情感構成：尊敬官府、仇視反叛。”沙威無法判斷，當社會体制不合理時，被社會遺棄的人可能並不是壞人，被社會優渥奉承的人可能無惡不作。“沙威刻苦、獨居、克己、禁慾，從來不曾娛樂。他絕對公而忘私，是一個‘兇頑的誠實人’……”雨果筆下的沙威，其實比冉阿讓更有血有肉，我們幾乎都可以感覺到沙威法律森嚴的背後，隱藏了一個曾被遺棄、缺乏關懷與愛的靈魂。正是這個沙威，使芳汀無處容身，毫不留情地讓芳汀在死前還受到致命的一擊，又使冉阿讓終生逃竄。

　　沙威一直相信自己是正義的化身，是在維護社會秩序、除暴安良、捍衛真理。他視將脫逃的冉阿讓逮捕歸案為此生最重要的使命。未料，在1832年巷戰革命中，沙威被視為政府間諜被逮，交給了冉阿讓。冉阿讓有了大好時機可以報復，冉阿讓卻放他走了。這個舉動震撼了沙威，讓沙威隨後又有機會逮捕冉阿讓時，也放了冉阿讓。

　　劇情至此，出現沙威此生最大的衝突：沙威生平只有一種法律正義，但現在卻出現跟法律正義很不相同的人道觀——一個應當被消滅的人，突然變成可敬佩的人；而最讓沙威震撼的，是竟然他自己也饒恕了、放走了苦役犯，他違反自己信守不渝的“法律正義”。

　　沙威在矛盾糾結中，根本不曉得該怎樣面對自己的過去與未來。原來過去的信仰是盲目的，過去的正直是黑暗的，他卻依靠這盲目的信仰與黑暗的正直這麼多年。他跟過去脫了節，又不知如何面對未來。在混亂中，沙威投塞納河自殺了。

　　就有血有肉、真真實實的人性而言，沙威的形象刻劃其實比冉阿讓更成功。雨果刻劃出沙威法律正義的背後，隱藏的受創的成長經驗；也刻劃一旦視自己為正義化身的信念被摧毀後，茫然失措空虛的心理反應。

　　不過，沙威的成功，不表示雨果是個擅長刻劃衝突人性的小說家。《悲慘世界》，我們可以說是時代史詩、可以說是浪漫主義晚期文學經典，卻絕不能說是部性格、心理分析小說，原因在於雨果太強烈地著力於“完人”形象的刻劃。

　　沙威其實在《悲慘世界》中，是用來反襯完人冉阿讓的。而冉阿讓的完人形像，是浪漫時代獨特人性觀點，這觀點在寫實主義時代已被質疑了。因此，《酒店》中沒有任何沙威式的掙扎，更沒有冉阿讓似的崇高偉大。

　　人性與信仰

　　浪漫時代的人性論樂觀幻想，究其根源，還是時代的產物。我們可以看到雨果時代的共和主義英雄人物對未來的期待：“十九世紀是偉大的，但二十世紀將是幸福的，那時就沒有與舊歷史相似的東西了……人們不用再害怕災荒、剝削、或因窮困而賣身、或因失業而遭難，不再有斷頭臺、殺戮和戰爭，以及無數的事變中所遭遇到的意外情況。人們幾乎可以說：‘不會再有事變了。’人民將很幸福。朋友們，和你們談話所處的時刻是黯淡的，但是這是為獲得未來所付的驚人代價。革命是付一次通行稅……弟兄們，誰在這兒死去就是死在未來的光明中。”

　　浪漫時代對未來有如此大的盼望憧憬，對身處的死難有如此大的價值意義感，這正是浪漫時代對人性論如此樂觀的原因。

　　當1848年革命以後，這種樂觀論，隨著社會越來越不相信過往理想會實現，而漸漸淡去。理想幻滅的同時，人道主義者只看見下層社會小人物的困苦悲哀掙扎，卻不相信天地間會有幫助人超越自身的力量，加上科學越來越快速的發展，終於，寫實主義出現了，徹底走向“我只描述我看得見的事物、不描述我看不見的事物。”這就是左拉《酒店》的時代。

　　而我們在二十世紀的馬克斯主義革命中，再度看到對未來的憧憬盼望，與對身處死難的價值意義感——只是馬克斯主義的理論基礎不再是心靈論（唯心論）的，而是經濟論（唯物論）的，對人性內涵的人道主義精神也徹底的不信任，寧願主張階級鬥爭。這種唯物觀點建構的社會烏托邦，終於在二十世紀結束時徹底幻滅。

　　二十世紀末，卻又出現了“自然大地與心靈烏托邦”思潮。這裡我特別指稱二十世紀60年代以後開始發展的新時代運動（New Age Movement），我對這“自然大地與心靈的烏托邦”充滿憂慮，因為它不從歷史中找到殷鑑，卻再度重返人性樂觀論，甚至篤信“靈界至善”。

　　從樂觀到悲觀再到樂觀，從心靈到唯物再走往靈界，從性善的完人到性惡的魔鬼到用大地用心靈建構烏托邦，如今的二十世紀末與二十一世紀，在虛無幻滅、遊戲嬉玩中，幻想透過招引不知名的靈界力量提昇自己……這些演變其實從古早的人性論嘗試中，已可看見蛛絲馬跡。

　　每個時代都有其自身的人性論嘗試，每個時代也都只掌握部份真理。一切人性論嘗試，無非企圖解釋邪惡由何而生，良善如何獲得，社會正義能否達到，以及人如何獲致拯救。最終，人性論其實是個信仰問題——是你我無從迴避的、早已暗中自覺不自覺地做了選擇的信仰問題！□

　　作者為校園福音團契網路專業同工。

　　本文原載於《心靈小憩》網站，是一個以思想、文藝分享探討信仰的網站。網址為http://life.fhl.net，請以Big5碼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