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帝”到“天”

　　殷商對上帝的崇拜是如此虔誠，卻仍然無法逃脫覆亡的命運。這使周人做出了這樣的選擇。

　　儘管商朝時代人的神鬼世界是一個非常龐雜的系統，當今的許多學者越來越傾向於認定商代的宗教，屬於一神崇拜的範疇。對此，一位從八十年代中期開始就長駐北京，並專事商周文化研究的意大利人安東尼奧·阿馬薩里博士，在他的《中國古代社會》一書中曾有較為詳細的論述。誠如其所言，商人的上帝掌握著風雨、命運和生命，管理著星辰、白晝和夜晚，它是大地、河流和高山的絕對的主宰，是宇宙的中心，統治著四方、四風和四神，並對祖靈、戰爭、農事、生死有著絕對的權力。它能發號施令，降災賜福，懲罰罪惡，雖無人的外形，但具有人格化的特徵。它獨一無二、全能的神性特徵，與古希伯來人的上帝雅威（編註：近年來，有學者認為上帝“耶和華”的讀音，原為“雅威”）有著驚人的一致性。這使我們有理由認為，商人的上帝與希伯來人的雅威其實就是同一位神。

　　希伯來人皈依上帝雅威的亞伯拉罕時代，據認為在紀元前2000年，也有人說是紀元前1800年，這與商人發現上帝的時間大致相當。商族於紀元前1700年滅夏建商，而我們如今得到的有限的關於其信仰的文字也正是從此開始。但他們與上帝關係的確立絕不會與建立王朝的時間相同，在此之前至少也應該有幾百年的歷史。我們於是知道，大致在四千年以前，上帝曾同時在亞洲大陸上的相距遙遠的兩個不同民族前顯現。當然，也有另外一種可能，即上帝首先被上述兩個民族中的一個所認識，之后又被介紹給另外一個民族。安東尼奧·阿馬薩里博士就持如此觀點，並進一步推斷：遠在兩漢之前的夏商時代，貫穿亞洲大陸的陸上絲綢之路和連接東西的海上絲綢之路就業已存在了。但假設這個推斷是成立的，那麼為什麼絲綢之路沿途的其它地域尚未發現同時代的上帝崇拜的痕跡呢？

　　然而，無論如何，商人與希伯來人的上帝崇拜習俗具有諸多相似因素，則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比如二者都奉上帝為至高神，並將其作為一種自有永有的存在；二者也都有向上帝獻燔祭的傳統，且以牛羊等動物為犧牲。古希伯來人把他們的上帝稱為“SHADDAI（意為全能之神）”，這一發音與今日廣東人“上帝”一詞的發音相似，而廣東方言正是漢語古音的保留。因此，中國人的“上帝”與希伯來人的“SHADDAI”；原本就是在不同語言中的同一個詞匯。

　　此外，中國古籍《山海經》和《穆天子傳》中提到上帝是“和平樂園”或“野禽獰獵園”或“空中花園”的主人，所描述的環境與聖經中之伊甸園十分相似，而且，希伯來語中的“伊甸”一詞正是快樂、愉悅的意思，如果意譯過來就可以稱之為“樂園”。

　　廿多年前，一位叫Ethel. R. Nelson 的美國女病理學家在泰國居住期間，無意間讀到了一本小冊子－－《創世記與漢字》（Genesis and the Chinese）,上面提到了漢字字体結構本身所隱藏著的上帝創世傳說。此后，她對這個課題發生了濃厚的興趣。她設法與該書作者－－新加坡學者C. H.康教授建立了聯繫，接著竟又放棄了自己的專業，加入了康教授的研究工作。如今，她與C. H. 康教授合著的《創世記的發現》（The Discovery of Genesis）以及與Richard E. Broadberry博士合著的《孔子未解開的謎》（橄欖基金會）（Genesis and the Mystery Confucius Couldn't Solve）因進一步拓寬了聖經考古學的研究空間，而引起了海外學術界的關注。

　　在上述兩書中，她舉出了幾百個漢字為例，以詳細而嚴謹的論述，闡明了每一個漢字字体中所隱含著的古老傳說。比如“造”字，由土、口、走三部分組成，甲骨文中常以“口”代人，“造”字即為用土做出的能夠行走的人。又如“鬼”字，是由田、ㄙ、人三部分構成，田被考証為上帝的伊甸園，ㄙ為神秘之意，則“鬼”字意即伊甸園中那個神秘的人，即那個誘使夏娃偷吃禁果的魔鬼。又如“婪”字，由林和女構成，林指樹木，意思是女人上了那棵樹，這便是對夏娃偷摘善惡樹禁果的直接描述。再如，“福”字是神把一個人放在伊甸園中，左偏旁的“示”在甲骨文中代表神，如上文所述，口指人，田指伊甸園。“船”由舟、八、口組成，意為八個人居於舟中，這又與聖經中挪亞方舟的故事吻合。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幾乎《創世記》中的所有傳說故事都可以在漢字中找到。如果說希伯來人是利用文字通常意義上的符號功能忠實地記錄了上帝創世傳說，那麼，中國人的祖先則是把創世傳說隱含在每一個具体的象形文字之中，並為世人留下了一個千古之謎。

　　也許自夏娃偷吃禁果的一剎那起，人神關係便呈現出一種斷裂狀態。商人祭神儀式的盛大與熱烈是人類歷史上其它民族所無法相比的。那忘卻羞恥的裸舞，那在酣暢的酒醉中與神的溝通，那在濃煙烈火中漸化為灰燼的的牛羊，那血祭的輝煌與慘烈，那依次擺放的沉重恢宏的青銅彝器，這一切都似乎表明了商人欲修復人神關係的迫切願望。然而，上帝仍然是上帝，人還是人，神人兩相隔絕的局面並未因此改變。更有甚之，上帝不僅連永久統治天下的特權都沒有給予商人，而且在商亡后僅僅幾百年的時間裡就迅速地退出了中國人的信仰世界，以至於多年以后當上帝信仰隨西方傳教士回到中國的時候，中國人竟把上帝當成了純粹西方人的神祉。

　　發生於商周時代的信仰巨變是極其突然也是令人費解的。清代國學大師王國維先生曾敏銳地指出：“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於殷周之際。”令人無法忽略的是，希伯來民族的人神關係是直接的，人可以直接向神禱告，並且可以親耳聆聽上帝的話語。而在殷商時代的中國人那兒，人神關係卻是間接的。商人的神祇世界是一個極為龐雜的系統，商人所信的上帝不僅主宰著天地自然、人間禍福，還統轄著一個由祖先諸神和自然界諸神以及使者組成的帝廷。商王若對上帝有所祈求，從不直接祭祀於上帝，而往往以帝廷為祭祀的媒介。他要向自己的先祖祈禱，先祖“賓”於上帝，再轉達人王之所求。（在卜辭中，先祖或其它自然神謁見上帝稱為“賓”。）

　　在商人的觀念裡，去世的祖先將直接到達神界，與神處於同一界域之中，人間、神界雖兩相隔離，但人憑其與祖先的血緣連接，再通過一定的巫覡儀式，就可以實現與至上神的交通。這就好比我們今天的人有求於某長官領導，因礙於情面、底氣不足等原因就委托一位既與自己熟悉同時又與這位長官關係密切的人幫助疏通。商人在人神關係上的這種處事方式，為以后泛濫於中國社會生活中的世俗關係學，播下了一顆功利的種子。

　　在已經發現了宇宙至高神的前提之下，商人卻仍然保留了原始意義上的祖宗魂靈崇拜和自然諸神崇拜，這的確令人大惑不解。顯然，殷商時代的中國先祖遠遠缺乏一種對人類自身的信心，他們沒有足夠的勇氣與至上神直接交談。那麼，當時的中國人仍深陷於原罪意識之中而不能自拔，就不是不可能的。是什麼使他們不敢越雷池一步直接“賓”於上帝？是什麼使他們傾其所有甚至犧牲人類自身的生命近乎瘋狂地來朝拜上帝？是什麼使他們不厭其煩地去討好那些原始的鬼魂神靈，借助於他們在上帝面前所進的吉言為人類討回一點平安？答案只有一個：是原罪，只能是原罪。

　　正如今日學者所指出的那樣，商周文獻中竟無法找到任何有關宇宙起源神話的蹤影。那是因為我們深浸於原罪意識中的先祖恥於談及此事，所以只把那些創世故事隱藏在每個具体的象形文字之中。因而，他們只能用瘋狂的裸舞來表達他們對夏娃偷食禁果之前的那個不以裸露為恥的童真時期的嚮往和懷念，只能用大量的玉液瓊漿來取悅於神，同時也讓自己在迷醉中渲瀉內心的懺悔與痛楚。

　　青銅器皿上不止一次地出現了猛獸食人的形象，不能不看出人對自身的憎恨。遍布於青銅禮器上的饕餮、龍夔等紋飾，深刻地表達了先祖那種被神拋棄的痛苦和靈魂中的動蕩與不安。那個在史書中被萬世唾罵其實一直在為商族的命運憂心如焚的紂王，在兵敗后登上鹿台，衣其寶玉衣，從容赴火而死。玉是商人祭帝的最精美的禮品，而人牲又是他們給予上帝的至尊奉獻，玉器環身以焚幾乎就是人對上帝的最崇高的禮祭。紂王把自己當成了整個商朝歷史上的最后一次人祭的犧牲，這是怎樣的疼痛與隱忍！

　　人對人類自身的信心只能來源於上帝。希伯來人在穿越兩千年的等待中終於迎來了道成肉身的主耶穌基督，並在他的偉大救贖中恢復了人的自信。而在基督降臨一千年前的東方，信心的喪失和對人類命運的強烈失望使人走向了事物發展的另一極。中國先祖很快由極端的缺乏自信走向了極端的自高自大，由被神拋棄走上了主動拋棄神的路途。

　　這也許是一種通常意義上的文化早熟，但絕不是神所期望的早熟。這種早熟為儒家文化－－一種虛假意義上的人文主義－－在中國的興起做好了心理上的準備。

　　上帝給予中國人的苦難意識並不比給予希伯來人的要少。因而，在無法逃脫的苦難体驗方面，中國人的商代祖先與古希伯來人都遇到了一個同樣的問題，那就是對上帝公義屬性的疑慮和困惑。《舊約約伯記》集中体現了希伯來人所面對的這種業果報應法則的無效性問題。惡人為什麼長壽多福，善人為什麼屢遭磨難？約伯為人正直，敬畏上帝，從不做犯惡之事，卻在一天之內連遭無妄之災，家破人亡。然而，希伯來人也正是從約伯的故事中得到了上帝的啟示。信仰中的上帝絕不僅僅是懲惡賞善的簡單運作者，苦難也是上帝予以人的恩賜，只有在苦難之中才會有神與人的同在，也只有苦難才會讓人對上帝由倫理的理解轉向悲劇的理解。

　　而中國人青銅時代的祖先卻越來越忍受不了這樣的事實，就是對上帝一味的虔誠得到的仍然是災禍和痛苦。與希伯來人不同的是，由於信心的弱小以及對人類罪惡的過分沉湎，同時也由於在人神交通上對媒介神祉的依賴，中國人未能與神建立起直接的對話關係，因而也就永遠不能像希伯來人那樣見到在旋風中顯現的上帝。這樣，中國人便無法從業果報應觀中走出，甚至對神由不信任走向公然的抗爭。《史記》載殷王武乙曾作一偶人，稱之為天神，與之搏鬥。又曾作革囊盛血，仰而射之，稱之為射天。這段史實本身已經透露出了強烈的功利色彩。另外，商代人的罪惡意識帶有濃厚的集体歸罪特徵，而《約伯記》的故事体現了希伯來人最終完成了群体信仰向個体信仰的轉變，也使神人關係更趨直接性與個別性。無辜受罪使約伯生發了與上帝直接對話的企盼，反映了希伯來人欲求上帝對個人的無限遠隔轉變為對個人的在場。而在商代中國人那兒，不僅人是一個群体，就連神也是一個群体，因而，在這種情形下，個体信仰在中國的最終確立就不可能了。這樣，擺在中國人面前的也只剩下了一條路可走，即現實的功利的道路。

　　商亡周立。在西周，“天”的觀念被正式確立。周人奉殷人的上帝為至上神，並且還把在商代“無定所”的上帝給放到了“天”上。儘管周代的統治階層仍沿用舊習向上帝獻祭，但承繼商人的信仰習俗只是對民眾有所交待，而他們的骨子裡已不再信仰上帝了。在他們看來，殷商對上帝的崇拜是如此虔誠，卻仍然無法逃脫覆亡的命運。這使周人做出了這樣的選擇：於行政上利用神權進行統治，在觀念上則輕天重人，強調人在世界上的主宰力量。由於周人將上帝與殷商子姓的關係切斷，神的世界與祖先的世界從此成為兩個世界，周人的祖先不再像商人祖先那樣僅僅充當次神的角色，而代替上帝成為人間的真正主宰。這就意味著連接人與神的唯一的最后的紐帶也已不復存在了，中國文化於是毅然決然地告別了神話時代，開始了他們的歷史化和倫理化進程。及至西周末期以降，天道愈衰，人道愈盛。中國人從來如此地自信和樂觀，人定勝天的說法也在此后出現。至遲在春秋戰國時期，作為宇宙主宰的上帝已被人們徹底遺失了。而仍被人們津津樂道的“天”顯然已成為有關神的一個抽象的概念。對中國人來說，天是如此的遙遠，是如此的無法企及。僅僅幾百年間，從上帝到天，中國人心目中的上帝已悄然完成了由人格神向非人格神－－“天”的轉換。□

　　作者為大陸考古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