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選駿
|
2000年，是“太平天國”運動一百五十週年，也是“義和團”運動一百週年。這兩個運動雖然形式不同，但都與基督教在華史，發生了直接的乃至深入的關聯。因此當這歲末年關的日子，來檢視一下我們自己與上述歷史遺產的關係，是可以激發某種歷史感的。 一從小就對“太平天國”的史跡饒有興趣，不僅因為我們背負的共產黨統治與太平天國有許多相似，更因為那時流行的影射史學、對號入座，給太平天國研究製造了種種障礙，加倍刺激了我的好奇。可能是對史學太感興趣，竟忘記了當時大環境的險惡，我竟然糊里糊塗給上海某著名大學寫了一封信，詢問有關史學問題。結果此信被轉給我的工作單位，並附帶警告，說是應好好教育此人安心工作，接受大學教育必須工農兵推薦云云。 可憐被警告的人那時才十七八歲，更可憐史學夢想至此如毛澤東筆下的崑崙山，被裁為三截。至今還記得單位領導語重心長對我說，“你太年輕了，和我當年一樣，不要亂想了，以後慢慢習慣了這些，忘了它，就好了。” 但我還是迷戀洪秀全和他的事蹟，視之為人生的典範。慢慢的，我終於相信歷史的法則乃是“一將成名萬骨枯”，而為了一將的彪炳歷史，萬骨的枯死是必然的，不僅是“必要的惡”，而且甚至是美麗的，正如一位老人告訴我的，“牛栓在樁子上也會老的”，與其白白死掉，還不如為巨大的火燄添加燃料。而如果否認這一點，其實不過是更深地陷入這一點，或是病入膏肓，或是諱疾忌醫……那時，我對“革命”的理解大抵如是。 二對太平天國更深入的興趣，是在接受耶穌基督的拯救之後，想全面了解“基督教在華命運”。我十分奇怪，西方基督教國家為什麼沒有像蘇聯全力支持毛澤東的革命那樣支援“洪弟兄”，反而以極複雜的心情，配合拜偶像的滿清政權鎮壓了興旺一時的拜上帝會。讀罷英國人呤俐所著《太平天國革命親歷記》（註），似乎有所領悟。 此書內容廣泛，從拜上帝會的緣起到英、俄等國的對華政策等，分為二十六章，1866年在倫敦初版，近五十萬字。作者呤俐（A..F.Lindley），1859年夏天以英國海軍下級軍官的身份來到香港，不久辭職，販賣軍火給太平軍，並進入洪營，幫助招募外籍軍隊，甚至直接參與軍事行動。他十分同情太平天國革命尤其後期領袖李秀成，這使一些中立的學者，不把此書視為客觀的記錄，而視為公開的辯護，甚至作者本人也並不諱言這一點。但即使如此，他也披露了一個基本的窘境：洪黨一方面因為推行激烈的反傳統政策而使中國民眾恐慌，這種恐慌最終使得大多數漢人寧願屈從滿人也不願追隨洪黨；另方面洪黨則因嚴重的異端傾向而使外國基督徒疏離，這種疏離最終導致更深的敵意。 洪秀全的失敗與毛澤東的成功，可能是一百五十年來，中國社會演變中對比最鮮明、影響最深遠的事。究其原因可能有三大項： 第一，洪的革命是自發的，雖是受到福音的感召，畢竟與外國勢力格格不入；毛澤東的革命則是共產國際輸入的，尤其配合了當時的國際形勢（十月革命、日本侵華、二次大戰、美蘇冷戰），故無往不利。 第二，洪的集團封閉性特強，除了意識形態，非兩廣人不能進入領袖集團的地方主義也是致命傷。毛澤東的集團則較少地方性，這與它的國際背景有關。也因為如此，中蘇決裂後的毛澤東黨政治，則日多地方主義。 第三，洪的革命所面對的是沒有分裂的西方世界的一致反對，毛澤東的革命則得到蘇聯的全力支持和美歐國家的中立旁觀。 而這三大項都可歸結為國際因素，即，洪黨因缺乏國際支持而失敗。呤俐對此十分納悶且義憤填膺：“這是難以理解的。傳播福音的牧師為什麼對於那些承認基督教的人們毫無同情，不把他們視為兄弟，還剝奪了他們成功的基本要素？” 三其實原因很清楚，總的說來，西方基督徒對於拜上帝會的厭惡，要超過他們對於拜偶像留辮子的滿洲政權的厭惡。這是因為他們對異端（“打著紅旗反紅旗”）的厭惡，往往大於異教徒。尤其耶穌說過，什麼罪都可以赦免，唯有褻瀆聖靈的罪不可以赦免。相比之下，異教可以不涉及聖靈，而異端卻很難不涉及聖靈，例如，拜上帝會具有以下的褻瀆聖靈的特質： 第一，有意混淆中國古代的“皇天上帝”與基督教的耶和華神之間的區別，不僅在名號上，而且在至關重要的位格上。從而達到篡改上帝本質、提高自己發言地位、神化洪黨領袖的目的。 第二，以基督教的名義簡單粗暴地破壞中國傳統上層文化（儒釋道各家），但同時大力引進底層社會薩滿教民間迷信（如降神，扶乩，大拜拜），用領袖人物神志不清時刻的昏話大話，冒充聖經上帝的聖言。 第三，抹煞耶穌基督的救恩，把他說成是洪秀全的哥哥，從而要耶穌基督為洪在奪取政權中的全部暴行背書。 第四，披基督教之皮，行《周禮》之道。等級制度之繁瑣嚴酷，三宮六院之千奇百怪，比滿清異族政權有過之而無不及。用基督的平等愛人的精神，來包裝自己貪得無厭的小人得志。 第五，洪秀全等領袖人物完全神化，沒有提出他們的罪性，反對偶像崇拜的拜上帝會因而淪為洪秀全個人崇拜的工具。這是比佛教、道教更厲害的偶像崇拜，崇拜活生生七情六慾的人。 第六，以軍政機構取代健全的教會組織，軍事行動取代了愛的出發點，從而把社會革命變成簡單的殺殺搶搶，把鏟除腐敗行為變成財產權力的重新分配。 第七，編造假見證。拜上帝會的重要人物經常聲稱他們見到異象或是聽到上帝對他們如何說。他們後來的遭遇說明，這些神蹟要麼是他們自己撒謊，要麼是他們變相指控上帝撒謊。 四上述特徵在神學上可以一言以蔽之曰“褻瀆聖靈”。在社會心理學意義上，則可以做另一比對觀察。觀察結果顯示，上述特徵不是孤立的，甚至牢牢存在於當代。試舉幾端： 第一，基督教工具化。有不信耶穌甚至沒有領洗，卻急於參與組織教會活動。這樣做並非出自屬靈的感動，而是要達到信仰以外的社會目的。還有人好像信了耶穌，卻宣稱基督教救國論，基督教福利論，基督教民主論，基督教社會改革論，與毛澤東利用社會主義奪權，來“改造中國”實現個人夢想，異曲同工。 第二，稱基督教古已有之。猶太人有耶和華，中國人也有上帝；西方人有耶穌基督，中國也有類似耶穌的聖人。 第三，基督教征服論。以基督教做為教化他人的方法，自身卻不同等反省認罪，反以福音使者自居，其實乃師承儒釋道“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的自聖權術。 五最近，我在網路上看到一篇署名“特克西納”的文章，《談對上天的崇拜與中國人的信仰》。該文談到作者國慶節的時候去了趟北京天壇，“心中頓起一種說不出的滋味”。 為什麼呢？原來，作者認為，“古代的中國，對天的崇敬與畏懼曾經是一種怎樣的虔誠啊！製造巨大的宮殿來放置上天與諸神的牌位；陳列最好的銅器來擱置犧牲；不惜用最肥美的牛羊做為犧牲；制訂繁瑣的章程來組織祭祀……孔子說得好，不是在乎那些牛羊啊，在意的是對上天的那份虔誠啊！” 作者悲嘆：“可惜，場面宏大的祭天，我們看不到了，沒有人想去祭天了，因為天在中國人的心中似乎已經不復存在了……快離開天壇公園的時候，我看到了上天的牌位，在昏暗的屋子裏，那布滿灰塵的牌位，上面寫著的是‘皇天上帝’……不論他的子民怎麼對他，上天還是像幾千年前一樣，他將注視著我們這些活著，變化著的人們。” 這種懷舊情緒表明，洪秀全主義的溫床可能還在我們現代中國人的內心深處潛藏著！然而，中國皇帝祭拜的皇天上帝，與基督徒的上帝，是不可混同的。正如北京的天壇並不是敬拜永生神的教堂。若以前者（皇天上帝、天壇）指稱為後者（耶和華、教堂），就是本文所說的“洪秀全主義”了。洪秀全主義是一種典型的混合主義的產物。 六而混合主義的產物，也是沒有生命的。這不是我們自己說的，而是耶穌基督說的。“沒有人把新布補在舊衣服上。因為所補上的，反帶壞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沒人把新酒裝在舊皮袋裏。若是這樣，皮袋就裂開，酒漏出來，連皮袋也壞了。惟獨把新酒裝在新皮袋裏，兩樣就都保全了。”(《馬太福音9:16-17》) 由此可見，既然是新酒，就不宜裝在舊皮袋中。否則，一方面舊皮袋破裂，一方面新酒變質。還會使人們以對舊酒的成見來看新酒。 不可否認，基督教乃是福音與民族文化的結合，故不同民族乃有不同的基督教派。如，早期教會有猶太人背景，東正教先有希臘文化、後有斯拉夫民族的背景，羅馬公教有拉丁文化的背景，中國為列強的公共殖民地，是各國競相傳教的對象，再加上“本色化”的作用，故教會勢力雖然不大，但教派的複雜程度已是應有盡有，思想的混合、信仰的歧異似乎也在所難免。正因為基督教乃是福音與民族文化相結合的產物，所以洪秀全主義的影響也就不足為奇了。相反，要是對上述基於民族文化背景的聯繫視而不見，倒是奇怪的了。 那麼，怎麼辦呢？這也是我想借《海外校園》一角，向大家討教的。□ 註：呤俐《太平天國革命親歷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初版。 作者來自北京，現住美國紐約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