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登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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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廣闊的中國大地上獨自醒來，那時候我在這塊大地上游走、聆聽教誨…… ——駱一禾 從造反到絕望大約五年前，大學畢業前幾天，面對一片茫然的前程，我寫道：“尋找一個心靈的故鄉，讓我們的靈魂在那裡發芽生長。”其實這不是我第一次追尋心靈的故鄉。 中學時代，由于對毛澤東的崇拜，以及受當時社會環境的影響，我只覺得要到家鄉的山外邊去，在那裡建功立業。記得高考結束那一天回家，面對車窗外的茫茫群山，我心中忽然產生了一種“萬里江山”的衝動——這樣美好的“江山”不能落入別人的手裡，必須把它據為己有。 當然，我為自己設想的“建功立業”的途徑，就是參與一場“革命”，然後用最純潔的馬克思和毛澤東的思想，來改造這個已經“變質”了的社會。 今天，當“新左”派在中國大陸漸成氣候時，其學理我雖沒有深入地瞭解，但它的基本思想我並不陌生，因為所謂回到最純粹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十年前就曾經令一個山鄉少年激動不已。那是1993年前後的事。 一個沒有信仰的人，自然而然地會以在這個世界上建立最偉大的功業作為他人生的“信仰”，不管這種“功業”是權力、金錢還是名氣。 我上了大學。當中國二十世紀中葉後四十年的意識形態神話，終于被撕開了一道裂口時，從這個裂口開始，我的左傾迷夢的大廈慢慢傾倒。于是就幻想著要是中國能夠實現民主，那麼一切的問題就都解決了，遂感歎自己沒有趕上八十年代末的那一場轟轟烈烈的運動、那一個轟轟烈烈的廣場，遺憾未能將熱血灑在火熱的八十年代。 這樣的“民主”情結，其實與我原來的馬克思原教旨主義沒有本質的不同，它對“民主”並沒有深入的理解，只是對現實的不滿，相信以一個更好的社會制度來取代現有的、已經被確認出了問題的社會制度，一切就都會好起來。對于自己所倡導的東西沒有深入的瞭解，甚至自己本身在本質上是與自己所倡導的精神相反的，但居然以之為拯救個人和國家的靈丹妙藥。 這是一個很大的誤區。其實在這個誤區的背後還有更深一層的自私，那就是以追求一個“理想”作為自己人生實現的一條途徑，不管是追求“純正”的共產主義，還是追求所謂的“民主”。 我在八十年代以後迎來自己的青春。既然在那一場民族的創痛中，通過外在的變革來改造社會的道路已經斷絕，那麼就只有回歸自己的心靈了。我說：“我要將自己的鮮血灑在大地上。”而命運說：“回歸你的心靈吧！” 緊接著現代詩歌來了，詩人們以自殺，向這個世代宣告了現代藝術的虛無主題。在虛無主義的陰影下我度過了我的大學時代。在大學畢業離校的那一天夜裡，我寫道：“大學時期我與虛無和絕望戰鬥了三年。” 作為一個沒有信仰而求索、追問生命意義的人，死亡的主題每一刻都會浮上心頭，每一刻都有一個意念在提醒你：這一切都是荒謬的，何必再繼續下去呢？ 那時在操場的燈光下，在鳳凰木的陰影裡，或車水馬龍的大街上，我總是追問：這個世界是怎樣的一種存在？我從哪裡來？我要到哪裡去？生命終究將歸于幻滅嗎？如果生命在這個茫無方向的宇宙中本是塵埃，我們又何必為了生存和發展而苦苦奮鬥呢？我們為什麼不可以現在就結束這終將歸于虛空的人生呢？ 每個暑期回家我都很怕見到母親，母親含辛茹苦將我養大，含辛茹苦地將我送到山外讀大學，然而我在大山外頭找到的卻是絕望。母親在我的身上寄託了她生命的全部希望，而我卻在內心中時時盤算著自殺。 苦難為糧為水在大學畢業前，我深深感覺到自己的青春已經“爛”掉了，是這個時代的精神深深地毒害了我的青春。我希望有一個機會重新開始，讓我那已經死去的青春復活，從頭再來。 帶著對心靈故鄉的渴望，我加入了打工的行列。當生存成為壓倒一切的難題時，人就顧不上靈魂的需要了。就這樣，我在特區淘金的隊伍裡摸爬滾打。直到家破人亡，失去職業也失去健康，來到了生命的盡頭。 由直面苦難到認識造成苦難的罪惡，由直面苦難與罪惡到尋求拯救，是我走向信仰的過程。 在我的大學時代，有一個年輕的老師是基督徒。然而我嘲笑他：“都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了，還信基督教！”那時人家帶我去教會，面對大聲讚美、充滿喜樂的信徒，我總是心懷不屑，甚至覺得基督教這一種異質文化的傳入，對于中國是一種極大的威脅。
我的祖父信的是道教，是一個道觀裡“扶乩”的主持人。所以我一直到做新聞記者後，還看大量風水、相術的書。反省起來，真是在最現代化的外表下，隱藏著一顆不那麼“現代”的靈魂。 1996年我剛大學畢業，父親即患癌症，我從千里之外趕回故鄉。母親在深夜裡，讓我陪她到高山上的道觀裡求問“神仙”，無助的母親讓我在那些偶像面前快快燒香、下跪。 我點燃一炷香，很虔誠地插在那些偶像的面前。插完了我轉身跑出道觀，站在巨石上，看著濃濃的黑夜中，腳下海浪一樣起伏的山脈，和山谷中星星點點的燈火。我忽然如此深切地感到什麼叫“大地上苦難”和“苦難中命如草芥的人們”。 父親在沒日沒夜的哭號中去世。彌離之際，我問他：“養我這麼大，辛苦不辛苦？”他說：“生兒養女是天經地義。”然而在這樣的時刻，我拿不出什麼東西可以安慰我的父親，只有給他背毛澤東的詞：“東方欲曉，莫道君行早。”——天就要亮了，而你就要走了，你就要獨自去面對死亡了，但是我沒有什麼可以安慰你的。 這個時刻讓我感覺到中國人做為一個群体，精神資源的枯竭。我們需要新的文明基因的注入。我想這種認識是我後來接受福音的一個原因。 1998年冬天，當我來到生命盡頭的時候，有兩個群体同時進入了我的視野：經歷了九十年代初中期的嚴寒後，重新開始反省與批判的中國知識份子，和海外流亡或留學、因信主而懺悔著的同胞。 那時，中國的出版環境遇上了一個小陽春。通過“草原部落”出版的一批書，我前所未有地瞭解了中國人在文革中所經歷的苦難。特別是看到“政治犯”張志新被刑事犯輪暴，神經失常後用自己的月經血沾饅頭吃時，我禁不住在黑夜中長久地跪下去了。 由此出發，我對中國的歷史進行了反省，我發現在中國歷史中缺少對人的生命的尊重。這一切形成了濃濃的負罪感壓在我的身上。我知道我雖然未參與文革中迫害張志新的一幕，但是假如我生在那個時代，我一定是一個最積極迫害人的人。 我深深感覺到近代以來中國人在進行精神突圍時的迷茫，所付出的代價的沈重。也更看到了每個生命個体在面對幾千年歷史罪債時所應承擔的責任。 由此我仰望天空，然而中國的天空已經一無所有，我們的天空已經關閉。中國上古信仰的上天的權威早已被“天子”所竊取。由于看不到來自天空的拯救之光，所以我們躲在小巷裡彼此狙擊，彼此欺詐，彼此殺戳。我們的大地已經荒蕪，我們的心靈已經受傷。 在如飢似渴地對罪惡的挖掘中，我發現對罪惡的反省，可以帶給一個人新生的力量。我想一個人心靈的麻木，首先是從對罪惡的麻木開始的，而一個民族的麻木，也体現那個民族對罪惡的麻木上。 我迫切感到我需要一種如耶穌背負十字架的精神。那時我說：“如果我們撫慰黑暗而不得溫煦，向天空呼喊而沒有回聲，我們有沒有勇氣跪下去並且背起來──我們應該有勇氣跪下去並且背起來！” 寫下這些話的時候我不知道自己那時有多麼的驕傲，那時我已經看到了罪惡的事實，也看到了人心中的罪性。然而，我竟還認為個人可以承擔罪惡，竟不承認自己作為一個罪人需要拯救。 兩年前，我的父母親都死了，而且我的母親死得很慘──服農藥自殺。然而回到不夜的城市，我卻迅速忘記了痛苦，或者說我沒有勇氣去面對痛苦，去面對這個過程中我自己所應承擔的責任。這就是我。 如果說大陸知識份子的反省，使我正視民族的罪惡苦難的話，那麼海外學人懺悔的聲音，卻把我引向這苦難背後的人性的罪惡。那時候我有機會看到《海外校園》雜誌社出版的許多書，我發現那一些在八十年代末逃離故土的人們，面對苦難有著不一樣的態度。他們勇于言說自己作為一個人的恥辱，他們不迴避自己心中的創傷。 他們面對苦難的態度喚起了我的良知，使我也試著去“揭自己的傷疤”（遠志明語）。當我看到《信仰對話錄》中蘇曉康所受的苦難，以及遠志明的回信中的第一句話：“讀了你第一句話，我便流淚了。”我也流下了熱淚。 苦難是糧，使我的心靈成長；苦難是水，潑醒了我麻木的心靈。 一位作家說：“人要成器，後腰須有支撐。”作為一個詩歌創作者，我曾經如此地懷念八十年代的創造力，懷念八十年代求索著的一代人，我把他們稱為“思想的一代與健康的一代”。如今，我幸運地與其中的一些人，就是那些因為一場政治與精神的饑荒而離開了故土的人相遇──雖然與他們相遇時，他們已經成了陌生的信仰者，成了我曾經激烈反對的基督教的信奉者。 我也幸運地聽到了這一代人，或繼承了這一代人的精神、繼續在中國這塊鹽鹼地上思考的人的發言。那時錢理群教授從北京給我寫信，說看了我的文章：“彷彿聽到了帶著血蒸氣的醒過來的人的真聲音。”他鼓勵我繼承五四一代“立人”的理想。而當我的目光越過這一片多災多難的神州大陸，在北美，我看到了另一種仰望中的蔚藍色的生命圖景。 不合時宜的問者人是一種很尷尬與荒謬的存在，原因在于，人是一種有限的存在物，卻能發出對永恒的追問。而且這種追問是潛意識中發出的。這種追問一旦發出，人就走上了一條精神漂泊的旅程。人在尋找中，而他找到的一切眼見事物，卻都無法成為他生命終極的寄託，因為一切眼見的都是有限的。 這種對永恒的追尋一旦開始，人的心靈就會本能地以永恒的尺度去衡量所遇見的一切。就像魯迅先生所寫的，在一個嬰孩的生日宴會上，眾人都說這個嬰孩將會如何大富大貴。獨有一個人指出這個嬰孩是會死的，這個人就是一個“不合時宜”的永恒追問者。 在永恒之尺度的衡量下，當人發現眼見的一切終將消逝時，這個世界將在他眼中，成為一個沒有秩序和破碎的存在，這樣的人是多麼痛苦啊！ 我在青春的焦灼中飽嘗這種無果之問的痛苦。魯迅在他的《野草》中，卓越地表達了這一種困境，而當代中國學人、作家都以各自的方式，觸及了這一個領域，言說了有限的人具有尋求永恒的本能，卻要面對靈魂在永恒中的無所皈依的困境。所以詩人海子說：“人類基本上是一個粗糙的結構。”史鐵生先生說：“人的心靈是先天殘缺的。”朱學勤先生在他不大被學界注意的隨筆《平靜的壞心情》中，也亮出了靈魂面對無邊幽暗時的暗淡的底色。這算是嚴謹的學者偶爾露出的“崢嶸”。 人在尋找永恒而人竟不自知，所以人就永遠在流浪中。帕斯卡爾說：“人的心中有一個洞，除了上帝沒有什麼東西能夠填滿它。”就像聖經說的“上帝將永遠安置在世人心裡”（《傳》3:11），那就是說人是被造在有限中，而有尋找永恒的本能，和以理性瞭解永恒的可能的存在物。 在聖經中，上帝在回答摩西提問時回答：“我是自有永有的（I am who I am）。”當我第一次聽到這句話後驚訝不已，這不是我一直在苦苦尋求，而無法找到的存在之終極境界嗎？而耶穌基督則宣告：“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約》14:6） 這樣聖經給我提供了我曾經苦苦尋求的存在之終極，也給我提供了我還來不及尋求的抵達終極之路徑。 仰望那明亮晨星耶穌的話總是帶給我巨大的安慰。他說：“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太》11：28）“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約》16：33）耶穌的很多行為，都帶給我深深的感動。我最喜歡讀的是他上十字架前，給門徒洗腳的那一段。而當他去看拉撒路的墳墓時，聖經說，“耶穌哭了”！ 這樣一位充滿了悲憫與慈愛的人，一直在宣告自己是從天父那裡來的。尤其是他離世前的那段禱告，情感是那樣真實，對“天父”的愛是那樣的熱切。我開始不得不面對一個有位格的，一位創造我們，愛我們，與我們可以溝通的上帝。 作為一個在自己的國土上，被生存的境遇和精神的迷茫雙重流放的人，來到了生命的盡頭的時候，我也來到了十字架面前。當我在十字架面前跪下去的時候，我竟還在心中驕傲地說：“我以這個民族最優秀的青年的身份跪在你面前。” 以前我跪下來是因為看見民族歷史上的苦難，現在跪下來是尋求神。有時也為自己找工作禱告──我只要有最基本的生存，只要有一口飯吃。然而神似乎沒有馬上給我回應。 正所謂：人的終點是神的起點。在絕境中，我忍不住反覆發問：“我豈不是耶和華的兒女麼？”在這個世界上，我已經沒有可以指望的了。我把手伸向天空，希望握住一雙信實的拯救之手。 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憂愁之極，我衝出房間，衝到大海邊，決心把一切拋在腦後。 彷彿摩西昔年在沙漠中看見了荊棘的燃燒，我站在礁石上看見了海水的燃燒。當我靜靜地仰望和凝視著蔚藍色的天空，口裡喃喃念著遠志明弟兄的一段美文：“我的神，你化做漫天的大光，晶瑩溫柔蔚藍的光，放射出生命、自由和大愛，溫柔地呼喚著世人。”那一刻，頭頂的天空一下子向我開啟了，我真的感受到了永恒的召喚，一個從上頭來的無限的愛的回應。那一刻我一切苦難中的憂傷，都已得到安慰；一切尋求中的迷茫都有了答案。我相信了：“我的國不在地上”。 二十世紀中國知識份子的代表人物公推魯迅，然而魯迅只是走出了身後的大宅院──那已經枯竭了的中國精神，獨自走向大曠野。然而他在曠野中什麼也沒有找到。我把魯迅的精神總結為：“絕望──反抗絕望──堅持絕望”。他所能做的只是堅持在絕望的高度上不下來。 如我的朋友，作家摩羅所說的“魯迅倒在中華民族的零公里處”。魯迅沒有找到人做為一種存在物的價值所在。同樣的幻滅，也存在于上個世紀致力于變革中國文化的每一個先行者身上，從毛澤東到海子，到認同九十年代末自由主義思潮的中國知識界。 一個沒有尋找到人的存在終極價值的人，往往走向“我死以後，管它洪水滔天”。他不會對自己負責，也不會對他人負責。中國的歷史中為什麼缺少對人的生命的尊重，也與此有關。然而，因為信仰，我學會了用神的眼光去看生命，看到每一個人都是上帝所創造的、所愛的，是耶穌基督用生命救贖出來的，有著獨立、自由與尊嚴。我相信，這樣出自于信仰的個人主義信念才是自由主義的基石，而五四運動“立人”的理想，只有在基督裡才能真正實現。 原來我在現代藝術的幻滅中，每時每刻都在追問：“人活著為了什麼？”沒有人可以給我答案。因此每時每刻都“生活在別處”，想結束自己的生命，且每時每刻都活在對這個世界及別人的仇恨中。 當我的心靈向天空開啟，當讚美的詩歌響起：“不知何以因信得救，恩門向我敞開”時，我一次次忍不住淚流滿面。信主以前，“虛無與幻滅”是我每時每刻的焦慮。現在信心是神對我每時每刻的呼召，基督是我在生命的盡頭所望見的那明亮的晨星。 八十年代的赤子，英年早逝的詩人駱一禾說：“我在中國大地上獨自醒來，那時候我在這塊大地上遊走、聆聽教誨、尋求我的思想、壯大我的身心。這個過程發生于我的母校北京大學，也發生在我們祖國的平原、海道和河川。” 在我求索生命的意義的青春年代裡，我以精神的流放者自居。在南國的海邊，我以先知似的口吻說道：“我相信終有一天，我會與這塊土地上最偉大的生命形式相遇。”然而在被稱為“文化版圖邊緣”的廈門，我遇見了，並且遇見的是那遭遇比我更遙遠的流放的人們和他們所信仰的上帝。“禮失而求諸于野”，是這個意思嗎？ 生命因孤獨堅韌，孤獨因為信仰而超越。而在仰望的超越中，我找到了我心靈的故鄉——那來自天幕的生命之光。□ 作者現住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