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學德
|
如果你說我們的祖國怎麼怎麼偉大，怎麼怎麼繁榮富強，在哪些哪些地方比外國（比如美國）好多了，這行。你小子有眼光，有骨氣，愛國。 “祖國”成了偶像“愛國”一旦與政治聯姻，戴上了“主義”的桂冠，並且要從小教育、反覆宣傳、用許多方式鼓動，那麼，它一定會扭曲了、變味了，成了一種意識形態，就是馬克思所說的那種“意識形態”──歪曲地反應了社會生活。 愛國的情感是可貴的，但它卻可能為權力所扭曲，即通過煽動起全民狂熱的民族情感，來建造一個巨大而又空洞的偶像：“祖國”。並且要求芸芸眾生，無論是生活在這一塊土地上的，還是在這一塊土地上出生的，都要向它效忠，對它崇拜愛戴。其口號是：祖國的利益高于一切，為了祖國獻出（個人的）一切。 明眼的過來人都知道，什麼忠于祖國，幌子而已。是權力打著神聖的幌子來玩弄老百姓的愛國情感，讓被愚弄的人心無二念地肯定：現存的一切（從社會秩序，到權力和制度）不僅是合理的，而且是天經地義的。若反對，就是不愛國，是賣國，是漢奸。 在中國，這一脈的“愛國主義”源遠流長。 早在古代中國，“國”的觀念就被“家”和“天下”的觀念吞噬了。這“家”，不是每一家，而是“一家”之“家”；這“天下”，也不是“天下人之天下”，而是“一人”之“天下”。如此一家，非“皇家”莫數；如此一人，惟皇帝勝任，道是“孤家寡人”。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是前提，也是結論。因此，古時所謂的愛國是與忠君直接相聯，只有忠君才是愛國。維繫這一點的，不僅有皇權，更有滲透人心的倫常﹕“三綱”是也。“三綱”的核心是“君為臣綱”。其要義如宋儒所說：天下無不是的君。於是，“聖上英明”，君要臣死、民死，都不得不死。什麼理由死，不必問，反正是皇帝的意志高于一切。 海峽兩岸的中國人，現在自然都知道“國”與“家”有別了。但是，在祖國至上的愛國論的背後，沿襲的還是皇帝的意志高于一切的歷史傳統，只是充當這皇帝的個人或者集團，掛上了別的名目而已。 信教就是不愛國？“信耶穌就是信教，信教就是不愛國”，這是扭曲了的愛國主義在信仰問題上的邏輯。雖然這邏輯很荒謬，但它畢竟有一定的歷史原因。 這歷史大概要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算起。由于當時特殊的歷史條件，傳教的自由和信教的自由，都受到了西方列強強加給中國人的不平等條約的保護，所以，就有了“多了一個基督徒，就少了一個中國人”的挖苦之言。少了的那個中國人成了“鬼子”，但不是原裝的“鬼子”，名之為“二鬼子”。 殺“鬼子”或“二鬼子”，則是因為把這“信教等于不愛國”的邏輯再往前推了一步──信教就是賣國。對于賣國者，殺無赦。動了這殺戒的，就是被歌頌為偉大的愛國主義運動的義和團。 在這場“殺鬼子”的動亂中，動刀動槍，殺人放火，在前面衝鋒陷陣的，大都是平民百姓。而在其背後煽風點火，出謀劃策的，則是達官貴人，儒生士紳。前者對基督徒的仇恨往往見于直接物質利益的衝突，而後者對基督的仇恨，則來自更深的恐懼：自己賴以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儒學，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脅。 曾國藩就這樣聲討過：“別有所謂耶穌之說，新約之書，舉中國數千年禮教、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註1）。 這還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其另一個方面則在于，它與“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包括侵略陰謀）”始終連在一起。這一點，從1840年，到1900年，到1949年，以至現在，一直沒有改變。 無論是下意識地反感異于自己精神世界的新事物，還是出于有系統的誣陷，說基督徒不愛國，最容易挑起民眾蔑視與仇恨基督徒的非理性情感。因為從鴉片戰爭起，反對民族壓迫，爭取民族獨立，一直是被西方列強欺凌壓迫的中國人民的心聲。 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指責信基督就是不愛國，無異是將基督徒置于“民族罪人”的歷史地位，也給殘忍、卑鄙地迫害基督徒的作法，戴上了神聖的光環。 而尤其這半個世紀以來，為了信仰而受難，就使得生活在大陸的基督徒，不但與其他的普通百姓一道受苦，並且，苦上加苦。但是就正當基督徒與同胞一同受苦受難時，當他們在苦難中還默默地愛自己的同胞，默默地為祖國禱告時，當他們忍受著恥辱與壓迫，竭心盡力做一個榮神益人的好公民時，一百多年來潑在華人基督徒頭上的污水，終于被殉道者的鮮血洗刷乾淨了。 基督徒是愛國者。但他們心中的國比祖國更大，是天國。 良性與惡性之分愛國，似乎是不用教育的，那是情之所至，理之當然，想讓他不愛都難。即使他在祖國受到了深深的傷害，他能恨傷害他的那些人和那權力，但他恨不了他的祖國。這情感那麼自然，那麼濃烈，就像一棵小樹那樣，只要根扎在大地，那泥土中的養分、水分，它不能不吸收。 多年前看春節晚會，聽到了一位男聲唱余光中的詩：“到如今，鄉愁是一灣淺淺的海峽，我在這頭，大陸在那頭，大陸在那頭……”他還沒有唱完，我就覺得眼淚從眼角流出來了。那樣一種對祖國的愛，若不是出了國，是絕對体驗不到的。 但是，有形形色色的愛國主義。從樸素的愛國感情，到理性的、健全的愛國主義，到狹隘的、極端的愛國主義、到官方的愛國主義，雖然有時很難畫出一條清晰而又確定的界限，但區別的確存在在那裡。 殷海光在論述“我族中心主義”時說：從文化的觀點來看，任何一文化的份子多少都是我族中心主義者，但有良性與惡性之分。良性者肯定並愛戴自己文化的風俗、習慣、制度、文物、傳統、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和文化理想，但同時也欣賞並且尊重其他文化裡的這些東西；惡性者，只肯定自己的文化價值具有絕對的價值，並且這些價值只存在于我一族之中，並且優于一切文化，從而對別的文化採取了一種鄙夷甚至排斥的態度。（註2） 狹隘的愛國主義之所以狹隘，不僅在于它把自己的愛僅僅限制在一國之內，更在于它排斥人類的普遍價值、共同價值。而健全的愛國主義之所以健全，就在于它不僅愛自己祖國的一切真、善、美，而且愛一切的真、善、美，愛與美善相連的獨立、自由、平等、民主和人權，不論它出現在什麼國家。 用孔夫子的話來說，健全的愛國主義有其“達”與“不欲”兩個方面﹕就“達”而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就“不欲”而言，“己所不欲，毋施于人。”耶穌更把它提升到整個人類精神生活、靈性生活的根本原則：“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因為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太》7:12）。 極端的狹隘的陷阱無論在中國近代史上還是現實中，我們都可以不費力氣地發現：狹隘的愛國主義往往成為盲目排外、妄自尊大的代名詞，並且，它會迅速轉化為赤裸裸的反西方主義。 狹隘的愛國主義有一個簡單而明確的“凡是”邏輯：凡是屬于西方的，都是壞的，必須堅決反對。 它最先排斥的是一切外來的器物、技術（物質文明），從“洋火”、“洋布”，到“洋槍”、“洋砲”。這一層排斥是最容易消解的，因為物質文明是非常明顯地不具有國界的，而且它有用。 在器物之上，排斥的是政治、法律制度（政治文明）。那心態，正著說，是“漢家自有制度”，反著說，則是“祖宗之法不可變”。 無奈民主、自由和人權，乃當今世界之大流，擋是擋不住的。無論國情如何如何的特殊，當人們可以睜開眼睛自由地看世界時，他總是能看到法治社會與民主制度集中体現了現代政治文明，無論有多少缺點，但總比專制、獨裁、人治好得多。反民主、反自由、反人權，哪怕它打著“祖國”的旗號，在道義上也撐不久的，只有破產一途。 若是從排斥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的陣地退下來了，人還剩下一個陣地可以固守，這就是精神文化（精神文明）。凡是外國的哲學、文學、藝術、倫理、道德、宗教，統統都是腐朽的，墮落的，甚至是反動的，必須堅決拒絕。套用一個公式，就是與西方的文化徹底決裂，或者說，與西方的觀念徹底決裂。 拒絕“洋人”的“洋教”，不相信外國人的上帝，這是狹隘的愛國主義的最後一塊盾牌。 上帝居然有了國界的限制，這豈不是笑談？但在這笑話的背後，有深刻的歷史悲哀。指責“基督教是西方宗教”的“愛國者”們，很少有勇氣面對佛教，雖然他們都知道唐僧西天取經的故事。為什麼同是西方的經，這佛經就讀得，聖經就讀不得？ 其中的一個奧秘就是﹕流傳在中國本土的佛教，早被中國文化改造了、同化了，成了土色土香的中國佛教。這自然令我們中國人，特別是文化人，有許多的自豪。但是，面對著基督教信仰，我們卻發現，它從根本上撞擊了我們的文化，什麼人皆為罪人，什麼救主耶穌，這樣一些觀念，是我們中國文化中從來沒有的。（而正是這樣的基本觀念，從根本上影響了西方文化。） 基督教信仰更宣稱：這上帝是惟一真正的上帝，這救主是惟一真正的救主，這救恩是惟一真實的救恩，而這人，無論是高貴的還是卑賤的，都犯了罪，都虧缺了上帝的榮耀，都需要救贖。 這不能不令我們中國人反感。有點文化的，覺得這貶低了我們的孔孟老莊；以聖人、好人、新人自居的，認為這羞辱了他們的人格；平民百姓，總感到這有些霸道、彆扭：我們把儒啊、佛啊、道啊、關公啊，和耶穌都攪和到一起來信，怎麼就不行呢？ 最滑稽的是，狹隘的愛國主義用來批判“西方人的上帝”的最銳利的武器，統統是從西方進口的。無論是辯證唯物主義，還是進化論和社會進化論，還是東方主義，統統都是進口貨。 走火入魔的境地狹隘的愛國主義常常陷入走火入魔的境地。它還有第二個簡單而明確的“凡是”邏輯﹕凡是屬于中華的，都是好的，必須堅決擁護。 愛國之情往往使人過高地估計他生長于其中的文化的品質，這是人之常情。但若到了一個地步，認為凡是我國的，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就連我這人種，都是宇宙間最純正的，這就帶上了邪氣，因它使人心偏執。二戰時的日本人相信，大和民族比世界上其它一切民族都優越，所以，他們就用屠殺來解救落後民族了。德意志民族如果沒有對“日耳曼人的優越”強烈信念，希特勒無論煽多麼大的風，也絕對點不起火來。 我們中國人自古就有“華夷之辨”，這一分辨，辨的是文明與野蠻的分野。在遠古時期，中華文化與週邊的某些文化相比，的確有文明與野蠻的區別，這是事實。問題是到了今天，若還認為中華文化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文化，僅此一家，別無分店，舉凡我們的文學、藝術、建築、園林、哲學，歷史、語言、甚至景色和美食，都完全優越于其它一切文化，對此，只有走火入魔可作解釋。 在當代的中國，愛國主義的走火入魔 ，走的往往不是文化這條路子，而是政治這條路。其公式是：祖國的利益高于一切，為了祖國的利益，個人可以犧牲一切。 問題是在沒有如日本侵略之類的情況下，這祖國的利益並不是那麼一清二楚的。因為在一國之中有許多的人，有許多的家，許多的階層，許多的社會集團，還有一些黨派。就連一黨之內，按照毛澤東的說法，也是黨內有黨的。那麼，這祖國的利益到底是誰的利益？是否對所有的國民都有益？即使都有益，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受益，得到了同等的好處？ 古今中外的歷史都有種種的證明，大喊祖國利益的，往往是從祖國中受益最多的社會集團，並且，它們往往就是在祖國中佔統治地位的社會階層和社會集團。正因為如此，動不動就說代表了廣大人民的利益，代表了祖國的利益的，其代表性都是可疑的。 祖國的利益是有的，它是民族獨立，人民自由，是繁榮富強，是法治，是民主，是人權。而實現這一切，絕對不是把“祖國”放在神龕中崇拜就可以達到的。把祖國放到高于一切的地位，它造成的後果，恰恰害的是生活在這一國土上的平民百姓。 把祖國當成高于一切的，必然導致一種擴大了的利己主義──愛國的利己主義。這個詞是費爾巴哈提出來的，他說﹕“不僅有單數的或個別的利己主義，而且又有社會的利己主義，有家族的利己主義，有集團利己主義，有區域利己主義，有愛國利己主義”。（註3） 一個基督徒，即使在他真誠地愛著祖國的時候，即使在他為了祖國吃苦受難甚至捨命的時候，他也清楚地知道，祖國並不是高于一切的。不止是祖國，世上的一切，無論是財富、科學，還是民主、自由、人權，都不是高于一切的。 這不是說科學民主這些東西不好，它們是好的，但不是絕對的好，而是有缺陷的美好，因此，它們不可能是至高至善的。這是其一。其二，無論它們怎麼好，它們都是人創造出來的，是人創造出來的好，而人是被上帝創造的。人若敬拜人自己所創造出來的文化，卻不敬拜創造人的創造者，這豈止是精神的顛倒？這是毀滅的開始！ 因此，正因為我深深地愛著我的祖國，所以我不能把祖國的利益視為高于一切。套用蘇格拉底的那句名言。“我愛我師，但我更愛真理”，我要說：“我愛我的祖國，但我更愛上帝”。 現代阿Q的疤拉狹隘的愛國主義基于“兩個凡是”的邏輯，又導出了另一種非理性心態，就是祖國是批評不得的。如果你說我們的祖國怎麼怎麼偉大，怎麼怎麼繁榮富強，在哪些哪些地方比外國（比如美國）好多了，這行。你小子有眼光，有骨氣，愛國。但你若說祖國有什麼病態，我們在科學技術上，在法治和政治制度上，在精神文化上有什麼不足、落後，這就犯了大忌諱。你胡說！你小子是洋奴、漢奸！ 這種非理性的態度，還有一個堂皇的理由，叫做兒不嫌母醜。這當然是順著宋明理學的路子傳下來的，由天下無不是的父母， 變成天下無不是的祖國。 問題在于不嫌母醜，不能等于不承認母醜，或者索性鼓勵她更醜。 基督教認為，不僅人皆有罪，而且凡是人所創造之物都打上了罪的烙印。祖國也是如此。這“母醜”，實際上往往正是罪之所在。因此，基督徒愛祖國時，這並不意味著他無條件地愛祖國的一切，他不能愛祖國中那不是從上帝而來的東西，他們不能愛罪，不能愛邪惡，不能愛暴行，不能愛專制，不能愛愚昧。 基督徒不僅不能愛那一切的罪惡，而且他要實事求是地說，這些的確是罪惡。正是基督教信仰中的這一點實事求是，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筆者就時常遇到這種狀況，你若是從信仰出發，對大陸的現狀有所批評，有人就說你不愛國，儘管他們平時對那些現象深惡痛絕！ 有趣的是，當我們在海外的大陸人聽台灣人說大陸哪些地方不好時，心裡就很氣，那態度大概也是阿Q似的，大陸，那也是你配說得的？而當我們這些人回國探親時，若我們說國內什麼地方不好，國內的人聽了心裡也很氣，那態度和我們對台灣人的態度，一模一樣。 由此想到了“愛國賊”一詞。這個詞不是我的發明，是我在網上看來的，出自大導演姜文之口。姜在談到他拍的那部影片《鬼子來了》時說：“我覺得比‘賣國賊’更可怕的是‘愛國賊’，他們打著‘愛國’的旗號，危害卻比‘賣國’還大。” 姜所謂的“愛國賊”到底指的是什麼，我不大清楚。但有一點我現在明白了，一個人若拒絕任何對自己祖國的批評，那他的“愛國之心”與“賊心”就相距不遠了。之所以是“賊心”，因為他偷竊了祖國的良心，扼殺了祖國的良知，成為禍國的工具。 歷史上有許多偉大的愛國者，由于他們揭露、批判了祖國之內的“醜態”（罪惡），就背上了“賣國賊”的惡名。遠的不必說了，現代的，彭德懷將軍就是一個明證。他就因太愛這個祖國，說了大實話，所以死後多年，身上還背著“裡通外國”的罪名！筆者還想到一些基督徒，儘管他們身上背著“帝國主義走狗”、“幫凶”等等的罪名，但他們就是被關在祖國的牢房中的時候，還默默地為祖國禱告。 異鄉人的心裡話幾年前我剛信主時，由馬克思、恩格斯的那句名言：工人階級是沒有祖國的，突然想到了一個怪問題：基督徒有祖國嗎？想來想去，我不得不承認：從終極歸屬的意義上來說，基督徒是沒有祖國的。 基督徒的國是天國。他屬于基督而且只屬于基督。他所有的一切都不屬于自己，連他自己也不屬于自己，因為他是屬于主的。 世界上一切的“有”，包括我“有”祖國，都會歸于消亡。因此，它們都是暫時的“有”，不具有永恆性，從而，不得稱為真正的“有”。真正的有是與永恆相聯繫的，是在永恆中的“有”，換言之，它是永遠不會失去的。 因此，正如聖經上所講的，基督徒承認自己“在世上是異鄉人，是客旅”。不錯，他們有祖國、有故鄉，但那不是他們真正的家鄉。他們所嚮往的，是一個更美的、在天上的家鄉。那是上帝親手為他們所預備的城，這上帝之城美好無比。 但在現實中，人是有祖國的，基督徒也不例外。比如，我生而為中國人，喝著中華文化的乳汁長大。長江黃河，孔孟老莊，唐詩宋詞，山水園林，這一切已經深深地鑄入我的生命中，無可挽回。儘管在美國居住了十多年，但我的心眷戀的還是那片故土，我的祖國。 但對今日之我來說，祖國不是一個名字，不是可怕的權力，而是實實在在的鄉情、鄉音，是父老鄉親，是老師，是同學，是童年走過的路，是年輕時破滅的理想，是中年時精神上走過的地獄。即使我有不滿、不平、怨恨，即使我有時想忘記，但我忘記不了我的祖國。此生此世，我註定是中國人，無可改變。 中國，那是我的祖國，我的故鄉。既然上帝讓我生而為中國人，既然上帝讓我在神州大地上長大，既然上帝讓中文成為我的母語，這其中必有他的美好計劃，我欣然接受。 不需要什麼豪言壯語，主的命令使我不能不愛我的骨肉同胞。耶穌命令我愛我的“鄰居”，也就是我的骨肉同胞，不論他們居住在哪裡。如果我連我的骨肉同胞都不愛，我還算是一個基督徒嗎？我還會愛上帝嗎？不會的。 主命令我向我的同胞傳福音。福音，這是天下最好的消息，最珍貴的禮物，我怎麼能不傳給我的同胞呢？如果我愛他們，我怎麼能不傳呢？即使他們不理解我的心，又怎麼樣呢？因為除了主耶穌，誰能拯救中國人呢？ 祖國啊，我的骨肉同胞啊，回頭吧。你經歷了太多的苦難，你迷失得太久，回頭吧，回到上帝的懷抱中吧。我的同胞啊，回家吧，唯有上帝的愛才是人永恆的家園。□ 註： 1.謝扶雅《基督教與整個思想》第286頁。 2.殷海光 《中國文化的展望》第121頁。 3.《費爾巴哈哲學著作選集》下冊，第806頁。 作者原為黨校馬列哲學講師，現住美國伊利諾州，自由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