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世界雜誌》2003年“但以理獎”得主詹腓力 |
| 文/唐理明 文 |
何為“但以理獎” 熟悉聖經的讀者知道，但以理是西元前六世紀被擄到巴比倫地的猶太人，他先後任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和波斯王古列的大臣。他身上有許多奇蹟，其中之一就是，他被瑪代波斯王大利烏，放到餓獅坑中一晝夜而毫髮無損的奇蹟。《世界雜誌》(World Magazine)的“但以理獎”(Daniel Award)，就是獎給那些勇于堅持真理、敢于對抗流行思潮的見證人。 詹腓力(Philip E. Johnson)，獲《世界雜誌》2003年的但以理獎，是因為他敢于指出在近一個半世紀內，被視為真理的達爾文主義和新達爾文主義的錯誤。他的理論在十餘年來，不但沒有因被各方攻擊而倒下，反而從單槍匹馬發展到相當規模的運動，迫使達爾文主義者不得不採取守勢，倚靠著在高等學府和社會的已有地位、權勢，在輿論上用人身攻擊、貼標簽、和諷刺等，維持現狀。故此，詹腓力被認為是在獅穴中拔除獅爪 (Declaw)的人。 當然，批評(新)達爾文主義，並不是從詹腓力才開始的，卻是詹腓力首次從科學出發，揭露了(新)達爾文主義根基的不足性，闡明了(新)達爾文主義並不是科學，而是以科學面貌出現的自然主義哲學，因而有效地批評了(新)達爾文主義。 這就和在他以前、以聖經為依據的科學創造論 (Creation Science)大不相同([1]，p14)。和進化論一樣，科學創造論也是用一種哲學思想(以狹義字面意義解釋聖經)，來管制科學。因此科學創造論只能在教會中，或家庭學校(Home Schooling)中通行。因為經不起學校教師或大學教授們的批駁。這也就是許多基督徒的子女進入大學，就放棄了信仰原因之一。
詹腓力的工作 我們從以下四方面，談談詹腓力的工作。 一. 看到美國文化變質的癥結。 一般人都知道，詹腓力開始批評達爾文主義，是因為他在倫敦度安息年假(Sabbatical)時，在書店櫥窗中見到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的名著《盲目的鐘錶匠》。但更深層的原因，是他見到美國文化的變質墮落與達爾文主義有關。所以他寫《審判達爾文》一書，先掃清科學上的障礙([2]，p15)，再論其他。 詹腓力在《理性在天平上》(Reason in the Balance)一書中，探討了達爾文主義對科學、神學、法律、教育的影響。他指出在科學上，許多科學家分不清科學和自然主義哲學的區別；在神學上，許多神學家則採取神學自然主義的立場；在法律上，法律學家則又否定自然律(Natural Law)的客觀性，把自然律當作可隨時代而變的一種道德律。在教育上，特別是性教育上，教育學家們採取了放任、甚至縱容性放縱的地步...... 詹腓力認為以上這些，都是把基督教的道德觀從文化中抽走所致，這也就是接受了達爾文主義的必然後果。這進而導致了無過失離婚(No Fault Divorce)，墮胎合法化，推動同性戀進程計劃等等悲劇。因為如果世界是隨機和無目標的，則所有的真理都是相對的，上帝就理所當然地被推到虛無(Never Never land)裡去了。 “如果上帝在文化上被定為幻想，那麼，(由)上帝(來)的道德，就失去其基礎而蛻退下去。它可能因歷史原因而存在一時，但當改變的風夠強，就可以把它吹倒。我們現在就是處在這個懸崖之處。”
二. 以洞悉之理，去除獅牙獅爪。 以前批駁進化論，一般採用以下兩條思路： 1. 從生物結構的巧妙和精密性上，以示上帝造物的奇妙。進化論者則很易地反駁說，這是進化的奇妙。 2. 提出進化論證據的不足性。但進化論者則報以這樣一個問題：“你認為有什麼其他機制方案呢？”(What is Your Alternative?) 其潛台詞(Hidden Premises)是：“你沒法在科學中提上帝。”這是有名的“達爾文的惡犬(Darwin's Bulldog)”赫胥黎的反問式([1]，p28)。 正確的護教(Apologetics)，必須與對方站在同一論理基礎上，才能有效。以“聖經如此說”做開始，則根本不可能生發有共同基礎的對話。詹腓力論點的有效性，就在于他雖有聖經而來的動機，卻不以聖經為他論點的基礎。他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To Examine Scientific Evidence on its Own Terms，[1]，p14)。 他從科學的定義和實證出發，並因為他是法律系的教授之故，雖然他不自稱為科學家，但一般科學家所犯的邏輯錯誤，他卻一目瞭然。因為他專長于邏輯分析，並找出那些辯論詞背後所隱藏的前提假設([1]，p13)。這樣，他把多少年以來無人發現的達爾文主義的邏輯錯誤，在他的劃時代著作《審判達爾文》一書中，揭發了出來。 他的主要論點為： 1. 指出把“進化論”劃屬科學領域，把“創造論”劃屬信仰領域，以此拒“創造論”于科學討論的門外是不公的([1]，p7)。因為，創造論是有科學證據的，進化論卻建基于無神論的信仰基礎。 2. 進化論實際上是以科學為名的自然主義([1]，p28)。達爾文提出的自然選擇，是無神論哲學的必需([1]，p28)。進化論是用無神哲學管制科學的結果。 誠然，不能以神蹟來代替科學實驗、觀察和理論，但誰也無權在無證據的時候就假定上帝不存在，而據此以科學的名義說一些武斷的話。例如進化論者在人們不備的時候就說：“自然界就是一切(Nature is All There Is)。”“達爾文進化論僅管證據不足，在無其他理論代替之前，它還是科學的理論。”或是“進化是個事實。”等等。這些武斷的話如果不先以無神論為真，一個也不能成立。 詹腓力還認為，即使提不出一個理論，可取進化論而代之，他仍然有權指出進化論的不足。堅持要他提出代替機制方才可以批評達爾文進化論，就好像不能定被告為無罪，除非被告能找到真罪犯一樣的無理([1]，p8)。 在1991年《審判達爾文》一書出版後，在他與眾多的進化論者，無神論者的交鋒中，據筆者回憶，詹腓力還指出了兩個有名的進化論者的盲點。 第一個是“柏拉的謬誤(Berra's Blunder)”([5]，p62)。 俄亥俄州立大學動物學教授柏拉(Berra)，以美國雪佛萊(Corvette)汽車逐年設計的改變為例，來說明進化。詹腓力指出，雪佛萊汽車的逐年改變，恰恰是工程師的智慧設計，而不是汽車的自然“進化”。 詹腓力說，由此同理，可見即使進化論者能在形態學上，排出看來是一系列的逐步進化的骨骼，也不能證明它們是自然進化的，它們仍可能是智慧設計的結果。 第二個，是“可使股票經紀人鎯鐺入獄的聳動宣傳”(6)。 有科學家發現某島上如發生旱災，地雀鳥喙平均增長了5%。進化論的堅決悍衛者美國國家科學院，出版的小冊子就此宣傳說，“如果此島每十年發生一次旱災，不出二百年，就可能出現一新鳥種。”卻無視地雀鳥喙在旱災後，又恢復正常的事實。 詹腓力認為要靠這種“可使股票經紀人鎯鐺入獄的”的行徑來推動宣傳，可見進化論者已到達山窮水盡的地步。 詹腓力在2003年對《世界雜誌》記者說：“達爾文機制所假定的創造能力、自然選擇，從來沒有被證實過。實際上，若無偏見地看這些科學證據，會發現這些證據，不單不支援，隨機突變加自然選擇，能創造精緻、有構造的複雜性機体的理論，反而證明了上述機制沒有這種能力。我認為，如我們要獨立評價這些證據，就不能先認定自然主義為真。這點就使科學界的達官貴人們(Mandarins)，感到極為恐怖(Horrified)。”(4) 第三，是提出智慧設計論的合理性。 在1991年《審判達爾文》出版時詹腓力對“智慧設計論”的處理方式，是從歷史上來看的，智慧設計論一直是進化論的對立論點。這兩者是無法調和的，因為智慧設計論認為，生物的機体複雜性和精密性，必須出自智慧的設計，不可能從混亂碰撞中得到井井有序的機体；而進化論則堅持，只要時間夠多，有序可從無序隨機碰撞而來。詹腓力的《審判達爾文》一書，則使得智慧設計論顯得更有可信度： 1. 突出了智慧設計論本身的科學性。 在《審判達爾文》一書出版後兩年(1993)，詹腓力邀請了一批美國和英國的科學家、哲學家，共同聚首加州的帕哈樓沙丘城(Pajaro Dunes)，開了一個廣開眼界且具啟發性的會議。 其中兩位與會者，正是在九十年代中期和後期出版了兩本書，奠定了“智慧設計論”的客觀性和科學性基礎的人。即《達爾文的黑匣子》的作者比希，和《智慧設計論》的作者但布斯基。比希從分子生物學的角度，提出不可簡約的複雜性(Irreducible Complexity)，來驗證生物体內各組織的智慧設計現象。但布斯基則從數學上提出特異性(Specification)和複雜性(Complexity)，為智慧設計的標誌。 兩位作者同時指出，人們耗鉅資尋找太空智慧資訊(SETI) ，三四十年來一事無成，卻不肯睜眼看一看我們自己身体和生物細胞內大量的智慧資訊。這是很奇怪的，也是無神自然主義者的盲點。 2. 智慧設計論在辯論中，逐步成為了進化論的合法的對立面([1]，p70，[2]，p90)。 古爾得(Stehen J. Gould)等人，在討論熊貓的大拇指缺乏對掌運動時說：“一個智慧的上帝，不會這樣設計”以此為論據，證明進化論的正確。杜布辛斯基(Theodosius Dobzhansky)則以此為據，寫了他著名的文章，《在生物學上除了進化論之光之外，別的是不可理喻的》(Nothing in Biology Makes Sense Except in the Light of Evolution)。 此文多次採用古爾得的“上帝不會這樣作”的說法來立論。竟用“淺薄神學”(詹腓力語)方法，以達到這種所謂的科學性結論。可見進化論已到達多麼無力的地步。由此也同時看出，不以神學為前提的智慧設計論(7)，從科學的角度說，確實是進化論合法的對立面。
三. 對抗奇怪的自然神學([2]，p89；[3]，p89-93)──面對神學家的反對。 《審判達爾文》一書出版後，詹腓力頗為驚訝，也頗為失望地發現，他理應受到基督教陣營的支援，得到卻是一連串神學家和以神學為名的科學家的反對文章和書評。 這些自由派神學家和科學家，採取的神導進化論立場(筆者認為，神導進化論接受進化論的全部觀點，只不過加上了“神導”二字，既無科學根據，也無聖經根據)。Georgetown University的神學教授John F. Haught，甚至寫道：“進化論是今日思考上帝的絕對不可少的成份。”因為“上帝是一個說服性的愛，而不是一個控制的力。世界不但是進化而來，且以不定的形式而來。”Arthur Peacock則寫道：“以神蹟來工作的那個上帝，不值得我們敬拜。”([3]，p90) 正如詹腓力對《世界雜誌》的記者說：“如果基督教和知識界領袖接受(進化論式的)生命的起源，那就是絕大的錯誤。最基本的問題是，上帝是真實的還是假想的。整個達爾文進化論的基本思想是，上帝在一切實際領域的畫面之外(God is out of Picture as Any Kind of A Real Entity.)。” 他還說：“從科學的達爾文主義，到自由派神學之間，只有一短步之遙。我們見到我們許多神學院，把基督復活說成不過是一個信心的事件，不過是門徒們所幻想的，並沒有真正發生。而且認為道德是可由人方便、隨時間而變化的。” 他又說：“令我極為失望的是基督教領袖和牧師們，特別是基督教大學和神學院教授們。(我)不僅僅要說服他們，達爾文理論是錯的，還得指出它會帶來的後果。不單是《創世記》，從頭到尾全部聖經，到底是真還是假，而且自然界到底是否就是一切(註：這自然界就是一切就是無神的立場)。這才是生死攸關 (at Stake)的問題。”(4)
四. 著書以外的具体工作： 除著書以外，詹腓力還到各大學校園演講辯論，特別是和一些有名的以進化論為立場的科學家們辯論。 鼓勵創立ARN(Access Research Network)網站(www.arn.org)。這是詹腓力最早的網站，對運動發展起了很大作用。 創立楔子集團(Wedge Group)。 詹腓力希望自己如楔子尖一般，切入進化論的缺口之後，有大批楔子成員能夠擴大成果。(3)。比希、但布斯基都是楔子成員。 協助創立西雅圖的Discovery Institute。這是一個智囊集團，創造論的科學、哲學和法學，都是他們的研究題目。 向國會議員們解釋，並鼓勵立法，以期中止達爾文主義在學校中的一言堂局面。 這就促成了2002年的布希教育法案中的Santorum Language，和俄亥俄州2002年教育大綱的改寫。 《世界雜誌》記者描寫詹腓力為一個不引人注目的，話語溫柔，雍容有禮(Courtly)，卻在獅穴中把其對手去了利爪之人。 雖然詹腓力在2001年夏季右腦中風，但他現在仍在努力寫作和演講。□ 參考文獻： [1] Philip E Johnson: “Darwin on Trial”, InterVarsity Press, 1991 [2] Philip E Johnson: “Reason in the Balance”, InterVarsity Press, 1995 [3] Philip E Johnson: “Wedge of the Truth (Splitting the foundations of Naturalism) ” InterVarsity Press 2000 [4] John Perry: “Courtly Combatant”, (cover story), World, 12-13--03 http://www.worldmag.com/world/issue/12-13-03/cover_1.asp [5] Philip E Johnson: “Defeating Darwinism by Opening Minds”, Intervarsity Press, 1997 [6] Philip E Johnson, "The Church of Darwi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16, 1999), p.A14 [7] 唐理明：〈智慧設計論的科學性〉，《海外校園》2003年4月號 本文承蒙舊金山大學生物系錢錕教授審閱，特此致謝。□ 作者來自中國，現住美國北加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