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緣起

1997年美國北加州灣區發生數起炸彈恐嚇事件。作案者並投書《世界日報》，控訴華人社會只知積產、賺錢，對社會公益漠不關心，也無任何有組織性的回饋。

這樣的批評是否公允？中國人真是只知自掃門前雪，不顧他人瓦上霜嗎？

放眼望去，我們看到在美國，華人參政者日眾；例如，華盛頓州長駱家輝，加州參議員候選人鄺傑靈，奧立崗州新獲選的國會議員吳振偉等等，都是華人關心社會的表現。再看看，由中國人發起的互助性的社會組織，也逐漸增多。

1998年大陸遭遇水災後，海外華人積極組織救災活動。對於印尼排華暴行海內外華人做出了強烈響應。這都是可喜的現象。

在另一方面，我們的確也看到很多華人的行為，反映出他們公德心的缺乏。

這也就是本次座談會要探討的主題。

二、現象的觀察

黃學英（斯坦福大學博士後，來自南京）：

我碰到過很多中國人不替人著想的事情。有人找工作，答應了甲公司，但是用拖延之計，找到乙公司以後，就突然通知甲公司不去了。學校中也是如此。新留學生請人來接飛机，有些新留學生請了數批人來接，讓許多人撲空久等。

黃天賜（Assante 公司創辦人，來自香港）：

其實有些行為表現不是公德心的問題（像隨地吐痰、小便），而是社會文化的差異，但有些事的確是公德心的問題。基督教中國內地會的創辦人戴德生牧師曾記載了一段真實的故事。有一位溺水的人大聲呼救，眾人視若無睹。戴牧師願意出錢救人，但是船家嫌錢太少，在討價還價之中，溺水的人已回生乏術。這是清朝時的事，但最近聽說，中國大陸去年也發生了類似的事情！

為了鼓勵後進創業，我有机會提供他們一些輔導。言談之中，常有創業的中國工程師告訴我，他們在原公司產品中預留了一些“蟲子”（bug），以便日後奪取市場。這就是完全沒有公德心的表現。

李學勉（ISSI 總裁兼董事長，來自台灣）：

我在1978年來美，1980年來到了矽谷，1988年創業。我們許多人留美是為了尋求更美好的生活。許多從國內出來的人，因人生地不熟，最大的恐懼是沒有安全感。想多抓一點，追求更好的明天。但是等他落地生根，有了美國土生的孩子，他也要面臨實際參與學校與社區公民義務的問題。

陳紹裘（從商，來自香港）：

我以前在香港作過音樂版稅執行總監，處理“智慧產權”。身處其境，就深深感到國人在盜版和侵害智慧產權這一方面的缺陷。又如美國成衣業容許退貨。一般退貨率總在7∼8﹪左右。但這種政策若在中國推行，必定會造成嚴重的濫用。

孫亞雷（斯坦福大學研究生，來自河北）：

在網上看到“天人之衰”的故事，給我很多感觸。許多人在就學時很有理想，期望對社會盡一份心力。但畢業來美後受到現實的壓力，甚至放棄自己的專業，只盼望糊口而已。

其實，中國人不是沒有服務桑梓、遵守公德的文化傳統。譬如家喻戶曉的《菜根譚》，就充滿了這樣的警世良言。

三、文化與價值觀的因素

黃天賜：許多公德心的表現其實都是文化的產物。許多人來到美國以後，開始遵守交通規則了，也不隨地拋棄垃圾了。甚至，還把地上的垃圾撿起來。為什麼？就是因為受到西方社會、文化的影響。

再如人人說新加坡的華人很愛乾淨。為什麼？這乃是因為新加坡用重典來維持整潔。西方社會不需要用重典以保持乾淨，這就顯明與華人文化有很大的差異。

從某個角度來說，東方文化其實更強調做人的大道理。所謂“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其意在此。孟子說人有“惻隱之心，辭讓之心，善惡之心，是非之心”，所講的也就是這個道理。

西方資本主義基本上是在肯定人的自私心。西方的個人主義強調的也是個人的權益。既然如此，為什麼西方人一般更富有公德心呢？

我個人觀察，中國人雖然講大道理，但其做人的出發點是個人和家族的利益。中國人講究的是“光宗耀祖”，五十年共產制度並沒有改變這個觀念。

反之，西方文明受到基督教深刻的影響。聖經中最大的誡命便是：“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要愛人如己。”（馬太福音22:37-39）西方雖然是個人主義，但也尊重他人的權益。維繫的力量本於“人是按照神的形像造的”的基本概念。因此，人有一定的尊嚴。這是從他們的“神觀”演繹出來的。

黃學英：中國深受儒、釋的影響，重禮、重義、重氣節。家庭中長幼有序。西方除科學以外，因基督教的影響，強調“愛心”。我們應當結合兩者的優點。

李學勉：其實，這問題有兩面。一面是“我們內心想做什麼？”另一面是“我們應當做什麼？”我們其實都知道愛惜公物，但是這種“外在的規範”並不能主導我們“內在的欲望”。問題的癥結在於我們的心。這顆心形成我們行為取向的動力。它不只是文化的問題，更是內在價值與人生觀的問題。

所以，我們應當加強外在的約束呢，還是改變我們的內心呢？其理不辯自明。

陳紹裘：我曾讀過一些蔣夢麟與費孝通描寫中國“家天下”的文字。中國人的天下向來是“家”的延伸，公德心自然不彰。

中國人也有“大我”的觀念。但近數十年來經過屢次的運動，人心已冷。這可能是造成大家向錢看的因素之一。

熊璩（惠普公司實驗室主任，大陸出生，台灣長大）：

要看美國，單知道加州並不一定有代表性。就如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學生David Cash見死不救，並不能代表美國社會的公德心的普遍水平。在美國大部份地方，尤其是小城市，可以夜不閉戶，自行車擱在外面也沒人偷。人們奉公守法，熱心社會公益。車子在公路上拋錨，多數都會有人自告奮勇來解救。美國著名雜誌《讀者文摘》，在三年前選擇了十個大城市，用故意丟棄錢包的方式來測驗人們的誠實度。結果有70﹪的人在拾到錢包後，會按著錢包中的電話號碼通知失主。這很可觀！

中國人也有范仲淹“先憂後樂”的博愛思想。但基本上，它是建立在“推己及人”和“由近而遠”的觀念上。也就是說，一切道德與是非的規範，是建立在關係的遠近上。孔夫子所謂“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認可父子互相包庇偷羊的行為，便是此理。墨子的“兼愛”被孟子批為“異端邪說”，也是同樣的原因。

四、認同感的問題

黃天賜：對一個社會，首先要有認同感，才會有參與的意願。

李學勉：若沒有認同，就不會有責任感。我的父親，從大陸遷到台灣，又從台灣遷到美國，深深感到“無處是歸程”的苦惱，而我則又稍有不同。我去台灣、去南洋、去大陸，都可以跟中國人認同。在美國，我的家在這裡，我也可以認同。我感覺自己沒有地域觀念。推動我回饋社會的力量是我從聖經中得到的世界觀。因為我是上帝的兒女，所以我不受國家、地域和文化條框的局限。在多文化的衝擊下，我無論在哪裡，都可以安身立命。這種胸襟使我在各種社會中都願貢獻心力。

五、如何改進我們的責任感與公德心？

黃天賜：這是一個價值觀的問題。對人而言，從事何種事業更有報酬感？有人雖然拚命賺錢，但或許他的滿足感並非來自金錢本身。許多人的滿足感來自“名譽”，或者“地位”，或者商場上翻雲覆雨的“能耐”。他們想証明自己比別人有本事。這種滿足感的追求，也就成為他的動力。

但這些追求好像吸毒一樣，也有些人永遠無法得到滿足。若錢不能繼續的賺下去，生命就好像失去了意義。這一類型的人，他的出發點是“害怕”。他生怕失去競爭的能力，以致不顧一切，甚至做出損人利己的事。這樣的生活，已經失去制衡的力量，會很不快樂的。

溯本求源，這還是一個價值觀的問題。衹有擁有以愛心為出發點的價值觀，才能找到真正的滿足。這比設計電腦還難，因為牽涉到人心的改變。講一些泛泛的“博愛”之類的大道理，並不能變化人心、增加公德心。其原動力是從上帝來的。

陳紹裘：美國雖然沒有人高舉“雷鋒精神”，但公德心非常之高，其原因何在？這是值得我們思考的。

李學勉：公德心和責任感都牽扯到人與人的關係，是橫向的。其實我們做人應當有一個安身立命的“錨”，可以在風雨中定住方位。我雖不是個完人，但因為我心中有一個堅定的立足點，使我可以不受環境的左右。對我來說，那就是我對上帝的信仰。因為這垂直的關係，人有了被愛、被接納的避風港，對逆境就比較可以把持了，也不會把對周遭的一點關切和投入，視成人生風浪中的犧牲品。

熊璩：我在這裡要引用一個小故事，是李秀全牧師親口說的。李牧師在波士頓牧會的時候，家中的車道冬天常常需要鏟雪。兒子大了以後，這個責任就落到兒子身上。因為車道很長，鏟雪是一個很艱苦的工作，兒子鏟雪時，多半是愁眉苦臉的。但有一次，他看到兒子興高采烈地鏟雪，還一邊在唱著歌。他起初感到很訝異，後來才知道，他兒子是替女朋友家在鏟雪！

所以，不在於做什麼，重要的是動机和決定動机的價值觀。我們從今天的討論中可以歸納出：責任感與公德心的問題，不只是一個受教育與否的問題，也不只是一個制度、法律的問題，更不是一個“主義”的問題。這種價值觀背後的動力，才是問題的關鍵。

這種動力來自“傻氣的執著”，來自對人類“打不倒的樂觀”，來自“不灰心的愛心”；它來自“一顆新的心”，一個“新的生命”，也就是從神來的生命。這生命帶來了人生中的質變，而不只是量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