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 璩
一、從三個熱門人物的家庭背景談起白宮醜聞案的發生，襯托出三個相關人物的家庭出身和他們的人格表現。 首先是克林頓總統。他出身阿肯色州“希望鎮”的一個破碎家庭。一般人“認為”他的生父是布萊特（Bill Blythe ）。布氏在娶他母親維京莉亞以前已經結過四次婚。在布氏之後，維京莉亞又嫁了四次。其中有兩次是嫁給克林頓的養父羅傑（Roger Clinton）。這位養父是個酒徒，經常毆打他的母親。這在他幼小的心靈上留下創傷。他至終沒有一個正面的父親形像，也不願意向人提起他的童年。 陸文斯基女士（Monica Lewinski）也是出身於一個畸型家庭。他的父親Bernard是一位癌症科的醫生。他們本來住在好萊塢有名的比華麗山莊（Beverly Hills）區的一所160萬美元的住宅內。幼時，她和弟弟兩人每月的網球學費就是720美元。孩童看顧費每月300美元。他們家每個月花費1800美元在心理治療上！ 陸女士高中時（1987年）她母親訴請與丈夫離異。原因是丈夫有外遇，而且脾氣暴燥。 我們第三個要提到的人是克林頓第一任內的一位親信助手史特噴那彼拉斯（George Stephanopoulos）。史氏是第三代希腊移民。與克林頓一樣，他也曾獲得羅茲學者（Rhodes Scholars）的殊榮，在牛津大學進修兩年。 史氏的祖父與父親都是希腊正教的監督。他從小受到正教信仰深刻的薰陶。他雖然主攻政治，卻在牛津時花了一年時間研讀基督教倫理。他解釋說，因為他不但要追求知識（“what”），和了解知識的為用（“how”），他更想要尋求自己追尋知識的原因（“why”）。 陸女在做實習生時也曾經纏上史氏，對他大獻慇勤，但他無動於衷。其實還有另一位金髮實習生也對史氏窮追不捨。甚至1996年當他離開白宮到紐約定居以後，這位金髮小姐還追到紐約。史氏不得不請到法院限制令（Restraining Order），不准她靠近他的家門。史氏真是一位柳下惠坐懷不亂的君子人。 這三個人的品格表現竟與他們所受的家教有鮮明的關連性。這豈只是一個巧合？ 二、傳統家庭受到的挑戰過去卅年來，維繫美國道德價值的三大柱石：家庭、學校和教會，都遭到了嚴重的挑戰。其中尤以家庭受到的衝擊為最大。追本溯源，這卅年來美國社會遇到了四個重大的變革，動搖了家庭的構架和根本。 第一個變革是六十年代的“民權運動”（Civil rights movement）。這個以爭取種族平等為目的的運動，帶來了社會普遍的覺醒。但它也帶來一種新的態度，就是對不同生活方式與價值的容忍。這種容忍竟為下面幾個運動起了一種造勢的作用。 第二個是“性解放運動”。這個運動隨著“嬉皮士”和熱門音樂流行全美。它去除了美國傳統社會對“婚前性行為”的禁忌，電影和電視的尺度逐漸放寬，社會上色情書報充斥。後來錄影帶的發明，更是色情工業的一大助手。近五年來萬維網的普及也更是開放了一條洪流，讓青少年可以自由流覽色情網站，灌輸他們對兩性不正確的倫理觀。 這幾十年，學校對“性教育”十分認真。問題是老師傳授的只能是沒有道德內涵的性知識。他們不是教導禁慾而是教導避孕。並且主動提供避孕器材，甚至協助安排墮胎。青少年隱瞞父母去墮胎的權利是受法律保護的。因此許多社會道德拘束的不便之處都一掃而盡。 第三個變革是七十年代開始的“新女性運動”（Feminist movement）。從正面看，這個運動提高了女性的社會覺醒，幫助他們走出家庭，建立個人事業，並在各樣事上爭取男女的平權。 這個運動不但改變了婦女在家庭中的角色，它也改變了女性對婚姻道德的看法。因為它的道德基礎是權利的平等，因此這個運動有很高的戰鬥性。因為它主張婦女有權主宰自己的身子，任何形式的墮胎都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第三期（六個月以後）的胎兒也可以活活的墮下。 到了九十年代“新女性運動”已經變成了上流社會（social elite）的俱樂部。她們許多都是“自我中心”的狂熱份子，享受這運動得來的政治果實，輕視家庭的責任。許多女權領袖甚至認為家庭是妨害女性心理成長的制度。認為婚姻不過是男性用來壓抑女性的工具，與馬克斯的思想不謀而合。 難怪當克林頓醜聞案事發之後，絕大多數的新女性領袖不作一聲，甚至認為沒有什麼了不起。並且對克林頓許多性騷擾的傳聞，視若無睹。她們對既得的政治利益的關心遠比她們“申張正義”和理念的慾望來得強。 第四個大變革是“開放同性戀運動”（gay liberation movement）。這個運動在克林頓上台以後更加熱烈。他邀請許多知名的同性戀人士參加他的政府。這個運動解除了幾千年來西方社會對同性戀的排斥。他們的生活方式正式受到了肯定，權益得以保障。他們甚至公開遊行，慶祝同性戀的生活方式。 加州更是領導風氣，在州議會蘊釀立法，強制大、中、甚至小學生接受“同性戀婚姻”以及其生活方式是一種正常的形態的教育。如果這個法律通過，連教會學校也不能倖免，否則面臨取消州政府的補助，並且取消其球隊參加校際比賽的權利。 去年十月中旬《時代雜誌》與CNN電台作了一項電話調查。他們發現今天有45﹪的人認為同性戀是道德的。在卄年前，只有35﹪的人如此認為。 我們姑且不去研究道德不道德的問題。但是公開炫耀並慶祝這種生活方式，並且推動立法，拿納稅人的錢來強制灌輸兒童“同性戀是正常的”的作法，卻是使很多人倒胃。這才有近來“保護婚姻法案”的呼聲。 社會的變革，再加上工作壓力的增加，帶給今天的家庭極大的危机。美國的離婚率已經從1960年的16﹪增到1996年的40﹪。有些地方（像加州）已經升到了50﹪。 社會的多元性造成道德觀和責任感的淡薄、外遇增加、單親家庭增多、再婚家庭的比率也直線上升。家庭中夫妻、親子的角色關係也產生相當的混淆。在一個社區凝固力減低的新社會，家庭孤立，毫無後盾與保障的安全網。傳統的價值受到極大的威脅。 三、教養子女的危机家庭角色與價值的混淆不限於西方社會，也在華人社會發生影響。華人第一代移民和他們子女（第二代移民）間有一個文化鴻溝。這個鴻溝不只是代溝，它的嚴重性常常讓青少年的父母措手不及。特別是第一代的奮鬥成功，得來的是第二代的懶散。這是許多作父母的無法了解、無法接受的。再有些父母只注重學生課業成績（例如小留學生），根本不了解親子相處之道的重要，造成很多悲劇。 其實這種子女教養的困惑也是今天美國社會的通病。去年（1998年）三月間，阿肯色州一個小鎮Jonesboro上有兩名男孩（一名11歲，一名13歲），因為受到一個女生的拒絕而無法忍受。竟然兩人全副武裝來到學校，射殺了四位女生和一位老師。 這類兒童幹下滔天大罪的例子，近年來層出不窮。並且其中很多並非出在高犯罪區，而是發生在平實的小鎮。另外一件是1997年十月份發生在密西西比州珍珠鎮的慘案。一名16歲的少年路克（Luke Woodham）先用刀幹掉了自己的母親，再開車到學校亂槍掃射，兩名女生當場斃命。事後有三位心理醫生分別對他作心理測驗。他們一致的結論是：路克有“自大狂”傾向。 自大到殺人的地步，這種情形雖然不多，但它觸及到了一個教育上的問題。自從六十年代“正面思考”（positive thinking）的學說盛行，這幾十年來美國兒童教育都是建立在正面的自我形像（self-esteem）上面。學校裡掛著大字的標語“我們為自己鼓掌”，或是“我很了不起，因為……”（讓學生自己填空）。 自我形像的建立的確是一件好事，它幫助孩子建立自信心。但是當它變成教養的萬靈丹，過度的稱讚反而帶來了過度的自我膨脹，甚至無法與現實協調。這就是“自大狂”的成因。這種人對他人的批評非常不能接受。因此一遭挫折就容易暴發不可收拾。 這種自我形像的爭論不過是教育子女理念衝突的一端。另外一個常見的爭執是体罰。從家喻戶曉的史柏克博士（Dr. Benjamin Spock）開始到近來許多教育專家都反對任何形式的体罰。他們認為“打屁股”（spanking）是一種虐待行為，它助長兒童的侵略性。 後來又有另一批教育專家發現，這些研究有許多漏洞。他們發現適當的体罰比起任何其它管教方式來說，都要對孩童有益。這種爭論往往也發生在我們家中，我們深受其切身之痛。這種情形嚴重到一個程度，甚至有些心理學家宣稱：“不正確的管教方式已經成為美國的一個‘大眾健康問題’”！ 事實上這些爭論的背後代表的並不是學理的衝突，而是政治觀點的衝突。保守派的人士認為“相對道德”（moral relativism）和縱容式的管教方式是今天道德式微的主因。他們呼籲歸回嚴謹管束、尊敬長者和敬畏上帝，以挽回頹廢的文化。 相反的，自由派人士卻認為前面這種論調是一種懷舊情感的借屍還魂，是專制制度的復辟。這些保守觀點把兒童塑造成同一種模式。使得個性消失，無法作獨立判斷。這些自由人士的理念是“孩子的權利高於一切”，它是以“孩子為中心”的教育方式。 正因這是政治理念差異的爭端，而不是學理的爭端，所以雙方的成見更深，人們也愈執著，相持不下。 四、為父母之道近年來心理學家對教養子女的研究，有相當完備、也非常一致的結論（註一）。 首先，他們發現兒童有兩種內在的能力是與兒童道德教育密切相關的。能否善予利用這兩種內在的能力就往往決定了教養的成功與否。第一種是“同情心”（empathy）。這是幫助兒童推己及人的能力。這是羞愧感、罪惡感和驕傲心等其它意識的基礎。第二種能力是“自制力”（self-esteem）。這兩者缺一不可。這種發現對只能強調一方面能力的教育方式，提供了另一個新的理論基礎。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教養的問題。教養兒女的態度基本上有三種要素，一種是“接納和溫暖”，它的反面是“拒絕”。第二種是“堅定”，它的反面是“縱容”。第三種是“尊重對方自主的意願”，它的反面是“控制”。一個家庭如果用的是接納、堅定和尊重自主的態度來教養兒女，這種形態便稱作“權威型”（authoritative）。如果用的是拒絕，堅定和控制的態度，那就稱為“專制型”（autocratic）。若是用接納、縱容和尊重自主的態度，那就稱為“放任型”。 這三種型態的教養方式都傳遞給幼兒一種訊息。積年累月，這些訊息就“內化”到了人格的層次。許多研究發現，權威型教育出來的孩子，他們的適應力和人格完整性（integrity）大都比較堅實。 相對而言，放任型的家庭和專制型的家庭比較容易對孩子造成不良影響。尤其以專制型為害最大。過份控制孩子的父母，他們的孩子可能更容易缺乏自制。因為這類父母注重“聽話”遠比“獨立性”重要（註二）。可悲的是，很少父母是有自知之明的。 哈佛已故有名的心理學家寇伯（Lawrence Kohlberg，以道德成長期理論成名）曾說，一個人“能夠邏輯性思考對、錯的能力是發展健全道德能力的基礎。”這種不受環境壓力和情緒變化而影響他思考判斷能力的本領，甚至比良好的道德習慣和情操還來得可貴。請想想看，當我們遭遇到道德難題（dilemma）時，是怎樣作判斷選擇呢？這就是為什麼權威性的管教態度是比較正確的了。 在我們確立了正確的態度以後，讓我們來看看怎樣的管教方式是更明智的呢？就算我們採取權威型的態度，在執行上還是大有差距的。基本上還是有兩種管教的方式，兩種都有成功的先例。有的家庭注重幫助孩子控制他們破壞性的情緒（原罪），教導他們清楚的是非觀念。第二種的方式著重幫助孩子從自己的經驗中摸索“建立”一個統一的道德架構。 這兩種實際的作法雖然不同，但它們的共同點是強調愛心的接納。注重雙管齊下，利用孩童的“同情心”與“自制力”為主導，幫助他建立一個不是以“自我中心”為出發點的道德價值觀。 五、結語不論成敗，親子教育長期的薰陶就塑造了孩子的道德觀和他的品格（人格）。品格的培養是後天的，而不是先天的。他的品格將決定他一生的選擇和幸福。 今天，這種品格的培養已經在美國引起普遍的重視。不但許多人寫書（慕茉莉、奎爾、班奈特……），甚至從1996年起白宮與國會都在研究如何使聯邦政府在推動基本善行（basic decency）上扮演一個積極的角色。立法者也紛紛支持“國家品格週”（National Character Counts Week）的設立。1996年6月，克林頓總統還在一個與國會共同支持的“品格建立”會議上致詞，強調品格培養的重要性！ 可惜的是，許多這些推動“品格建立”的人，本身的品格卻充滿了問題。甚至，他們的基本道德觀也彼此不同。其實，品格的建立不在於立法，也不在於開會演講，也不在於知識的增進。今天科技再發達，我們也無法在孩子的腦子裡裝上一個V-chip。 布朗大學的心理學家達門（William Damon）（註三）曾說：“孩子需要一種“目的感”（sense of purpose），知道他是為何而作。他還說，孩子需要一個可以信賴的對象（somebody to believe in）。所謂倫理觀，不僅僅是一長列該作或不該作的規條。它不是外在的拘束，而是內在的自發。 建立“目的感”是今天許多家庭做不到的。中國傳統上“一切為父母”的倫理觀是行不通了。孩子們需要從他們的父母、老師、教練、警察、甚至總統身上体會到一致的道德信息。很可惜，今天美國的文化生態環境對品格的培養非常的險惡，幾乎是與“目的感”的培養是互相違背的。這些應當給孩子正面影響的人，反而成了傳遞負面信息的人。 在這種情形之下，父母親多數是孤立無助的。他們本身既不足以作典範，也不知道該如何管教。他們甚至還完全沒有意識到環境的險惡，不知道自己子女在這個文化下受到怎樣的衝擊。 我們呼籲父母們，尤其是青少年的父母們，回歸家庭。家庭不是上班族工作之間的附屬品。它是上帝所設立的最核心的人類社會單元。“孩子”是這個單元最重要的產品。不是高薪，也不是高位。我但願你孩子的偶像和媬姆不是瑪丹娜，Spice Girls（辣妹合唱團）和MTV。我但願你的孩子不再是你管教失敗下的犧牲者。 其次，我呼籲家庭回到教會。在這險惡的文化生態環境下，教會可以成為婚姻和子女教育的支柱和後盾。讓夫婦可以受到愛的鼓勵。讓教會提供孩子們一個清楚的目的感。這目的感是他向的，也是建立在上帝愛的基礎上的。也讓教會提供一些新的選擇机會，不必落入“同輩壓力”（peer pressure）的死胡同。這可能是你我唯一的希望。□ 註一：文中許多資料取材於各種刊物雜誌，1996∼1999。 註二：“Beyond the Classroom”，Laurence Steinberg, Temple University， 1996年。 註三：“Greater Expectation”，William Damon, 1996。 作者是伊利諾大學數學博士，現為北加州惠普公司實驗室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