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學德
中國人愛用個“搞”字，過去是“搞革命”，“搞運動”，現在成了“搞活”，“搞錢”，“搞樂”，就連過去帶有貶義的“搞破鞋”也成了中性的“搞女人”，並且是有本事的象徵。別誤解了唯物主義有朋友問我，大陸今天的追求享樂、物質實惠的價值觀，是否與過去多年宣傳的唯物論有關。一想再想，這問題還真有點難答，不像小蔥拌豆腐那樣一清二白。 當年恩格斯為辯證唯物論辯護時說，在庸人的眼睛中，唯物主義就等於吃喝、玩樂、享受、酗酒等等他暗中追求的一切。的確有人這樣誤解過唯物主義，但也的確有唯物主義的思想家自己就這樣地把唯物主義庸俗化了、糟蹋了。 唯物主義作為一種哲學思想，自古即有之。有位學者說，“Materialism”這個詞其實應翻譯為“物本論”，而不是“唯物論”。“物本論”者，以物為本而已。那個“本”，是本源、本根、本質的意思。唯物論認為宇宙間的一切事物，包括生命和精神，都可用物質及其運動的不同形態來解釋。至於那種認為只有物質利益才是實在的、重要的，觀點不應稱為唯物主義，只能名之“實利主義”。 嚴肅的唯物主義思想家，都鄙視只追求物質享樂的“實利主義”。古希臘的唯物論者伊壁鳩魯以快樂為人生最高的善，但其快樂指的不是享樂和放蕩，而是“身体上無痛苦和靈魂上無紛擾”。馬克思是唯物史觀的奠基人，但他恰恰反對人成為金錢的奴隸，說那是異化，他渴望的是人人都能自由而全面地發展、在人間實現天堂。 主張唯物論的，雖然大都是無神論者，但也未必個個都是。伊壁鳩魯就堅決相信神明的存在，只是神只在忙他們自己的事情，並不過問人間的是是非非。激烈地攻擊基督教的，如法國啟蒙思想家們，主要也不是出於理論上的原因，而是實踐上的、政治上的原因。就連保守的黑格爾都看到這一點了，說他們攻擊的是天主教中最無恥的迷信、教權、愚蠢、出賣良心，並且，無恥和不義都達到了不可思議的地步。 當年保羅在雅典傳福音的時候，曾經同伊壁鳩魯學派和斯多亞學派的哲學家們都辯論過。盡管這兩個學派在哲學觀點上針鋒相對，但保羅既沒有拉一個，也沒有打一個。他單刀直入要“把你們不認識而敬拜的這位神，傳給你們”，因為上帝其實“離我們各人不遠，因著他我們可以生存、活動、存在”，“過去那無知的時代，上帝不加以追究；現在，他卻吩咐各處的人都要悔改，因為他已經定好了日子，要藉著他所立的人，按公義審判天下，並且使他從死人中復活，給萬人作一個可信的憑據”《使徒行傳》17:23, 27, 30, 31（聖經新譯本）。 可見根本的問題不在於人們主張的是什麼主義，而在於人想出來的一切主義、思想和理論，都不可能知道上帝，相信耶穌就是相信上帝，這才是問題的核心。 我們中國人哪當年在北京讀研究生時，一位老先生指點我要區分兩種價值觀，即哲學的價值觀與世俗的價值觀。無論是孔、孟還是老、莊，這些哲學家的價值觀，的確對社會有深刻的影響，並得到當權者的推崇；但盤踞在人心深處的、在社會上真正通行的，卻是世俗的價值觀。其核心就是追求福祿利壽、升官發財、功名富貴……這是一個很有見地的觀點。 如果一個中國人有點異想天開了，親朋好友往往會勸他“實際一點吧”。這個“實際”不是指客觀存在的事與物，而是要你別逆著社會潮流走。而這個潮流的大趨勢就是追求實惠、實際利益、實際效果。 十八世紀來北京傳教的法國耶穌會的傳教士，在其回憶錄中就比較過，說中國人非常注重實效，而歐洲人則是異想天開。那時還沒有胡適博士介紹過來的美國的實用主義。就是實用主義後來傳到了中國人的手裡，與那個“有效、有用”相連的，就不是真理的證實問題了，而是怎麼樣地處理實際生活或者說有什麼好處。 深感於中國的老百姓太講實用了，孫隆基憤憤地說，中國人一般老百姓的生活意向，歸根到底就是一個“養”字。此語不全是誇張。我們俗語講的是“養生”、“養家”、“養孩子”、“養身子”“養精神”、“養老”，就連“大同世界”這個理想天地，講的也是個“皆有所養”。與這個講究實用相配的，就是林語堂所說的，“中國人對抽象的觀念沒有胃口”。所以，“不管白貓、黑貓，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貓”。這樣的話，最對中國老百姓的胃口，並且，也容易消化。 1949年，革命了。革著革著，就要“在靈魂深處爆發革命”了。與傳統觀念徹底決裂，不管有產無產，都要樹立無產階級世界觀即辯證唯物主義的世界觀。筆者曾被灌輸過這種世界觀，後來也向別人灌過。什麼世界是物質的，物質是運動的，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等等。我上學的那個年月，人們說這套大道理聽起來挺玄的，現在的說法是“太空”了。有多少中國人明白它，又有誰感興趣？有是有，不多。政治課中精神溜號的現象從中學、大學到黨校，比比皆是。 不過，那套道德觀，即“無產階級的道德觀”對中國人民卻影響甚深。它最明顯的特色，除了階級道德論外，就是在革命旗號宣傳的“禁慾主義、苦行主義”，即為了革命必須犧牲個人利益，可以名之為“革命的禁慾主義”。從我明白事時起，灌輸給我們的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完全、徹底為人民服務”，是“艱苦樸素”，是“節約每一個銅板”，是“小車不倒只管推”…… 與之相對應的是一個接一個的家喻戶曉的模範人物，以致於剛進幼兒園的小孩子都必須學雷鋒。不能不承認，在這種“革命的禁慾主義”的影響教育下，當年的確出了一批批追求理想的“革命的傻子”，他們嚴於克己，遵守紀律，鄙視享樂，無私地奉獻，為了革命的利益甚至犧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辭。這樣的人用現代人的話來說，是“有毛病了”，“傻得都冒傻氣了”。 文化大革命把“革命的禁慾主義”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女孩子連穿條裙子都是腐化墮落的苗頭。生活本來已經苦不堪言了，但還叫你吃憶苦飯，嚥下去後還得思甜，就連人之大慾也被革命革得夠可以的了，那八個樣本戲中的女主角，幾乎個個都是女光棍或者活寡婦，不近男色。 當然，那個“慾”只是讓老百姓去禁的，官越大就越不在被禁的行列之中，這是另當別論的。需要點明的只有一點，到老百姓漸漸地知道了那些鼓吹禁慾的大人物們，是如何如何地縱慾之後，“革命的禁慾主義”就從道義上徹底破產了。轉眼間，那已經是二十多年前開始的一個“價值解体”的社會過程了。 東鴉西鴉一般黑從表面上看，中國大陸目前流行的追求實惠與享樂的價值觀，是對1949年後流行的“革命的禁慾主義”的反抗。這些年來，儘管大陸不斷有人批判當今時代是天下無道、人慾橫流，要通過道德教育挽狂瀾於既倒。但大勢畢竟已經去了，回頭無路。 手邊有一本翻譯成中文的貝爾寫的大作：《資本主義文化矛盾》，是1978年寫的，據說是名著。書中說，資本主義精神有雙重的起源，一個是韋伯所謂的“禁慾苦行主義”，另一個是桑巴特提出的“貪婪攫取性”。此兩者一為“宗教衝動力”，一為“經濟衝動力”。但在資本主義的發展中，這兩者出現了嚴重的失調，“宗教衝動力”被科技和經濟的迅猛發展耗盡了能量，“經濟衝動力”則成為社會前進的惟一主宰。反映在文化上，就是佔統治地位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是“大眾享樂主義”。 他分析說，現代科技和經濟的發展，汽車和電影電視的普及，廣告術的普遍滲透，分期付款的信用卡制度的發明，這一切為“大眾享樂主義”的產生提供了溫床。大眾享樂主義的主要動機，就是追求無限体驗的衝動與不受節制的享受，它的絕對命令是“享受生活”、“滿足我的慾望。”讓我們儘情享樂吧！讓我們儘情地吃喝玩樂玩女人吧，“今朝有酒今朝醉，哪管明朝死與活”。這些東西在過去被視為頹廢、空虛和墮落，但在今天卻被看成是想得開，是瀟灑，是放達，是明智，是自我完善和自我實現！古代的所羅門王曾把那一切的享樂看成是“虛空的虛空”，現代人才不在乎什麼虛呀空呀，他要先得到，先享受，要在人生中瀟瀟灑灑、快快樂樂、舒舒服服、風風火火走一遭。死了，拉倒！ 就在教會這個歷來被看成是聖地的地方，成功神學也正在大行其道。“只要你真誠深信你會有大筆財富，就能擁有它。”美國一位鼓吹“積極思想”的大牌牧師就這麼“傳道”，並且一點也沒有什麼不好意思。而另一位主張“積極宣告”的“信心教師”則說，信心“乃是一種宣告”，“我宣告什麼，我就可以得著”。有人用一句話概括出了這類所謂“新福音”，“那就是健康或者醫治，豐盛或繁榮，有時甚至是財富，還有幸福。”“我要得到醫治，我要得到健康，我要得到錢財！我要得到繁盛！”除了這以外的，還有就是我要得到性！大概這太露骨了，在教會不能這麼喊，於是喊我要快樂。 中國大陸目前流行的追求實惠、實利的道德觀，正是在步西方的後塵。 “天”塌了。貝爾說：“現代主義的真正問題是信仰問題，它就是一種精神危機。”這個危機早在十九世紀就種下了禍根，那時，尼采就狂妄地宣告，上帝死了。說完這話，他就瘋了。 如果上帝死了，那人怎麼辦呢？這是個問題。 在被毛姆稱為“主題偉大”的《卡拉馬佐夫兄弟》這部文學巨著中，陀思妥也夫斯基一再探索了這個問題。書中的一個重要角色，即不信上帝的新派人物伊凡說，在他三十歲以前，他願意像他父親一樣，“把色慾當作磐石來作為立腳點”。“既然趴在了這個酒杯（指色慾）上，在沒有完全把它喝乾以前，是不願意撒手的。”他的弟弟阿遼沙對哥哥說：“這就是沉醉於荒淫生活，就是使靈魂腐化墮落，是這樣麼，是這樣麼？”伊凡承認是的。那你靠什麼方法倖存下來呢？阿遼沙又問，是不是靠卡拉馬佐夫的方法：“一切都可以允許”，“一切都可以做”？哥哥不得不承認，是的。 “卡拉馬佐夫的方法”把沒有上帝推到了邏輯上最徹底的結論：若無上帝，孰不可為！一切都是可以做的。這聽來刺耳，但非常真實、坦率。多年來，大陸宣傳的唯物論一直把無產階級（或者“人民”、“黨”）的利益作為判斷是非善惡的最高標準，但是，“人民”的利益從來就是對的嗎？再說，誰是人民啊？怎麼去判斷人民的利益？天知道。退一萬步說，就算人民的利益一直是對的，我這個偶然來到這個世界上的高級動物就必須順從它嗎？這正是大陸唯物論宣傳中的根本困境。 大哲學家康德早就看到了這個危機，所以，儘管他認為上帝是否存在在理性上是無法證明的，但在實踐理性即道德生活中，上帝的存在、自由意志和永生，卻是人的德性得以成立的基礎。啟蒙思想家伏爾泰則說，“如果上帝不存在，就應該把他造出來。” 中國的老百姓歷來也都是敬畏神明、上天的，所謂三尺之上有神明也。所以，到哪個廟都燒香，見神明都磕頭。社會主義革命把這一套全掃蕩了，說那是迷信。你不讓人信，可以，但人總得信點什麼，是吧。對神明的需要總得用神明來代替。 於是，大陸就造出了一個人間神，集合來看，它的名字叫：黨；分別地看，那是偉大領袖，“我們心中的紅太陽”。代表著人民的黨和領袖，從來都是偉大、光榮、正確的，還要加上善與美。小百姓的看法就簡單了，說上面不會錯的，錯的只是偉大的人民。 但是，當天安門廣場上偉大領袖的“紀念堂”建成的時候，人心中的“天”卻塌下來了，原來，偉大領袖也是人不是神啊！於是，當深圳特區的口號，“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成了經濟活動的原則的時候，在文化領域中也發生了一場靜悄悄的革命。革命的初期是以尼采“打碎偶像”“重估一切價值”的精神為代表的（在官方的理論中叫“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它表現為對舊的以“革命的禁慾主義”為核心的價值觀的否定，從撫摸心靈的“傷痕”，到唱出“一無所有”，到把中國人崇拜了三十多年的神請下神壇。這時，被精神奴役的人們終於喘了一口氣，說“解放了”。 但解放了的人們很快就發現他面對著的是一個空虛世界，是“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了。於是善惡就是相對的了，取決於個人的喜好；共產主義的理想太飄渺了，於是就尋求實惠；靠我們靠不住，只好“全靠我自己”了。八十年代初期大學生、青年人中間的那場人生觀的大討論，雖然官方竭力正面引導，但挑戰者提出的“主觀為自己，客觀為他人”的哲學，或者直接就說“人都是自私的”，已經暗暗在人心中生根了，並且是植根於新的經濟土壤中。 從此後，雖說在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的領域中，人們還在“摸著石頭過河”，但他們在精神領域中已經不用摸了，他們已經抓住了一個大石頭，那就是“我”。一夜間人們好像都明白了，都想開了，哀嘆一無所有沒有用，最要緊的是抓住為“我”的，“跟著感覺走”的那個感覺，就是我的利益、我的享受、我的幸福、我的價值。而在我的世界中，最實在的就是物質利益。中國人愛用個“搞”字，過去是“搞革命”，“搞運動”，現在成了“搞活”，“搞錢”，“搞樂”，就連過去帶有貶義的“搞破鞋”也成了中性的“搞女人”，並且是有本事的象徵。 中國雖然在經濟上正擠著搭上“後工業社會”的列車，但在文化領域中，已提前加入了現代社會的俱樂部。中國雖然沒有像西方那樣流行過什麼像樣的“現代主義”，有的一點點東西大都也是模仿或者抄襲，並且，往往慢了好幾拍。但中國人正在竭力掙脫“革命的禁慾主義”的枷鎖。 中國式的唯物論告訴中國人沒有上帝，中國人信了。文革又使他看清了，偉大領袖也不是上帝；現在中國人似乎更真的明白了，我就是我的上帝，而我這個上帝關心的就是我自己。當然囉，咱們不必向西方那樣公開地建立以享樂主義為核心的“文化霸權”，我們在嘴上在公共場合還要繼續建設社會主義的精神文明；但我們心裡要明白，只有建設好我自己的小安樂窩，才是實在的。 若無上帝，孰不可為？“卡拉馬佐夫的方法”，終於徹底摧毀了套在唯物論頭上的光環。那麼人可以抓住什麼實在的東西作為救命的稻草呢？沒有，什麼也沒有。他只好無可奈何地抓住我的實惠，我的享樂。他心裡清楚著呢，這也是靠不住的。但管他呢，“我死後哪怕洪水滔滔”！ 但問題是上帝在，他一直在。耶穌說：“我父作事直到如今，我也作事。”這一點，千千萬萬的基督徒可同作見證。他們沒信耶穌前，也有心中魔，叫它財神也好，色鬼或者權力慾也罷，反正它們總是弄得你求生不滿足求死又捨不得。不管你怎麼淡泊明志，怎麼寡慾絕情，可你面對的仍是情海無涯、慾壑難填。但自信了耶穌，他們不僅知道了一僕不能二主，人“不能服事上帝，又服事金錢”。他更願意尊主為大。也是奇了，耶穌一在人生命中作了主，人從此就不再六魂無主。 當然，他七情六慾還是有的，也照樣要操心柴米油鹽醬醋茶。但他明白了自己是個人，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更要靠上帝口裏所出的一切話。這時，他就覺得有一句罵人的話還真有不少的黑色幽默，那話是說，你這個人怎這麼不是東西呀。□ 作者來自山東，在省委黨校中教授過馬克思主義哲學多年。現居美國伊利諾州，為自由傳道人，並從事寫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