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維東
無物之陣《格列佛遊記》的作者斯威夫特，在愛爾蘭至今仍倍受推崇，他是愛爾蘭人心目中偉大的自由主義戰士。這位諷刺大師曾在他的自傳裡如是說：“我讀一章《天路歷程》，可以比高談闊論什麼意志、理智、簡單和複雜的思想，得到更好的享受和更多的知識。”， 顯而易見，在斯威夫特的心目中，樸素得近似直白的《天路歷程》“把恰當的詞用在了恰當的地方”，該書作者本仁約翰用質樸的詞彙表達了這樣的思想：作為過客的肉体，是靈魂走向永恆的必經之路。事實上，對於“永恆”的關注一直就是西方主流文學的永恆母題。因為西方文化根植於基督教文化，“終極關懷”與“懺悔意識”正是信仰在人文中的投影。黃克劍先生的著作《心蘊：一種對西方哲學的讀解》有這樣一句話：“當哲學終於不再能澤被它的希臘故鄉而四處尋找棲身之地時，西方的基督教時代開始了。”（P.34）古希臘哲學中抽象的“一”從此有了具象的所指：一位人格化的神。 中國文化裡也有“九九歸一”之說，中國的“一”比古希臘的“一”更加抽象，特別是經過後世大儒們的歸納總結和引申發揮，變得愈發空靈和不知所云，真的是“玄之又玄”了；一會兒是“天”、一會兒是“理”、一會兒是“氣”、一會兒是“仁”……這種模糊性對於政治和世俗的需求是有利的，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可以從中找到心安理得的解讀。這個“一”是打開世界的一把鑰匙，是“為人民服務”的，是翻雲覆雨慨而慷的。 曾經有個朋友在電話裡與我討論中國文學中的信仰主題，我只覺得兩眼一抹黑，說了半天也數不出幾篇來。也許是我孤陋寡聞吧，三四十年代的作品，大概只有冰心的《繁星》等若干泰戈爾風格的散文詩帶有點超脫性的對永恆的嚮往；許地山的幾篇散文，比如《落花生》帶有溫情脈脈的感恩意味；艾青有首詩叫《拿撒勒人耶穌》，在這首詩裡，耶穌的神性被剝離了，僅僅是個大仁大愛的悲劇英雄。其實這很正常，因為在一個從來沒有明確的精神信仰的國度，永恆僅僅是一個虛指的詞彙，更多的時候它被頻繁地用於“蝴蝶鴛鴦派”小說。作為中國現代最偉大的作家，魯迅對現實社會和傳統文化的醜陋作出了入木三分的批判。在這方面，至今仍沒有任何一個中國作家可以望其項背，然而他老人家始終沒有表達過人生存的終極意義。他的“投槍和匕首”令他的論敵膽寒，他自己面對的卻是“無物之陣”（張承志語）的孤寂與悲涼。 尋根運動僅就面對和抨擊現實的勇氣而言，以魯迅、胡風為代表的中國作家們（儘管數量不太多），可以和世界上任何一個大作家相比而無愧。然而勿庸置疑的是，和西方文學相比，中國文學裡普遍缺乏一種東西，那就是博大與深刻。雨果的作品喚起了超越階級的仁慈和面對苦難的豪氣；托爾斯泰的小說逼視人的原罪和懺悔；陀斯妥耶夫斯基則無情地剖析人性在獸性和神性之間的掙扎；卡夫卡冷靜得近似殘忍地道出生存的荒謬；愛默生在紛亂的世相裡靜靜地思考著古老的懺悔命題…… 中國文學裡缺少這種本源性和終極性的表達。特別是從四九年到七十年代末三十多年間，本來就先天不足的中國文學加上後天“營養不良”，人物形像倒是高大，如同吃了“精神肥豬粉”，就是經不起檢驗。沒過幾年，那些“偉大、光榮、正確”的人物就像被棄置的道具，再也無人問津了。仔細想想，那段時間還真是中國文學“一本正經”地向“永恆”表達的短命時期。“永恆”是什麼？“最紅最紅的紅太陽”，“人民的大救星”等等不一而足。在“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的旋律下歌唱“人民的大救星”，比“第二十二條軍規”幽默多了。造神鬧劇的收場，也意味著紅色文學告一段落，現代中國文學史將不得不尷尬地面對一言難盡的三十年空白。 從八十年代初開始，中國文學總算局部地從政治宣傳裡蛻了出來，以韓少功為始作俑者的“尋根運動”開始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尋根文學”才能算是中國新文學的開始。無論是韓少功的湘山鄂水、鄭萬隆的深山老林、李杭育的葛洲壩、賈平凹的商州，還是王安憶的小鮑莊，都將鏡頭從傷痕纍纍的現實移開，伸向一幅幅幽深的民俗畫背後，試圖在久遠的歷史框架下參照人的生存狀態。這是一種“逆向永恆”的表達，然而歷史本身不過是無數個“現在”的凝結，仿佛一張張發黃的老照片，它可以傳達民俗風情，甚至可以被用來一廂情願地解讀人的生命，卻無法承擔生死意義的詮釋。本質上，“尋根文學”其實是另一種虛無主義，尋來覓去，卻給人一種沒著沒落的虛脫感。因為那些古老的文化本身就缺少根，不管儒、釋、道怎樣体現在個人的生活和情感体驗上，有一點是毫無疑問的，那個廣漠、空闊的歷史空間裡，由於沒有信仰的光亮，而顯得黑暗、曖昧。古人與今人或許在生活形態上千差萬別。但在精神意義上而言，只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別。那麼我們在“尋根”中能夠得到或借鑑什麼呢？ “尋根文學”的文本意義在於它提供了一種新的敘事向度，一改昔日刻板的政治面孔。然而“靈魂的工程師”們未能給需要安撫的靈魂尋找到一個明確、可信的座標。人在烏托邦中是活不踏實的，當年風風火火的“尋根文學”沒幾年就偃旗息鼓了，領軍人物韓少功一度停筆，後又搞起翻譯來，大概是想開採他山之石吧，廣為人知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就是出自韓氏的譯筆。 不能承受的“輕”就是指信仰的幻滅。書中的薩賓娜走出政治的夢魘，她只想反對媚俗，不幸的是，在沒有信仰只有主義，沒有主義只有名利的時代，連反對媚俗都是一種媚俗，這是一個無法步出的悖論怪圈。失去重心的“輕盈”，其實只是一種眩暈的虛脫感。對於“尋根文學”來說，它的“重”與“輕”指向同一：可疑的文化，一個缺乏精神維度的文化。這註定了“尋根派”的作家們在找到根的同時就一無所依，就像反對媚俗和媚俗是一碼事一樣。 先鋒作家“尋根運動”之後，中國作家們開始了另類嘗試，走“改革開放”的路子，學習西方作家的先進技術。這批作家就是後來被文評界稱為“先鋒派”的作家們，人數不少，成就可觀，比如說馬原、李陀、余華、蘇童、葉兆言、孫甘露、呂新、格非、殘雪等等，還有一位就是北村。 年輕的先鋒作家們都是文体的極端分子，他們共同的師傅大概是阿根廷那位“盲眼的語言煉金師”博爾赫斯。 博氏的小說、詩歌和文論顯示了他作為一個大師的出眾才華和博學，以及玄學一般的智慧。在博氏的作品裡，永恆是個不斷出現的主題，它與時間和死亡糾纏在一起，具有強烈的思辯色彩。與奧古斯丁和阿奎那的思辯不同的地方在於，博氏基於人本主義立場，他的“永恆”很難說得清是什麼，可能是指人的意志，也可能是指人的創造力。在缺乏一個有形參照物的前提下，他的永恆只能是一種美學和哲學意義上的懷疑和冥想。在博氏的時間迷宮裡，人類試圖以各種形式的不朽來抵達永恆，然而通往永恆的時間之水，卻最終將一切形式稀釋得無影無蹤，於是一切又回到起點，一切都是一場遊戲一場夢。在對虛無的一唱三嘆中，博氏表達了他對於人類的悲憫情懷，這是一種大悲憫，或者說是另一種“終極關懷”：在與虛無的對峙中，人類需要什麼？ 博爾赫斯其實是沒有答案的，他一生都沉溺在懷舊與懷疑之中。對於史實與傳說他表現了極大的熱情，為的是將它們分解虛構，並刻意打散故事的邏輯鍊條，使之呈現出夢幻的氛圍和遊戲的性質。他的小說有的像散文，有的像文學評論，有的像老人給孩子講故事，有的則一本正經得像新聞報導……在似是而非的敘述中，博氏不動聲色地營造著心智的烏托邦。 博爾赫斯充滿智性的敘述和文体革命無疑很對年輕的中國先鋒作家們的胃口。馬原的一系列以拉薩為背景的小說，因果之序脫節了，游離的人物遊走在游離的場景中，一切都是偶然的，只有言說本身是必然；格非的小說裡儘是時間和事件的圈套，而這些圈套是解不開的，因為他們是偶然性的產物；殘雪的小說彷彿夢境的記錄，比卡夫卡還卡夫卡，比博爾赫斯還博爾赫斯，那些非理性的囈語和意像陰森可怖，就像黑暗中怪獸的獨眼；孫甘露和呂新則像在風中獨語的吟唱詩人，傾聽的對像是他們自己……不管這些作家在文風上的區別有多大，“不可知”是他們共同的主題（如果有主題的話）。在他們的作品裡，技巧代替了激情，智力代替了精神，語言代替了思想。張志揚先生在其哲學隨筆《門》中有段話，用來評論先鋒作家們的作品很合適：“每翻開一本書，我總是發覺意義飄浮在文字之上，就像書飄浮在人生之上，就像人生飄浮在我之上一樣。我飄浮得厭倦了，想抓住人生，卻是意義，卻是文字，結果還是光禿禿來去無牽掛的我。”（p.20）這種“見外”的感覺，讀者能感覺到，作者自己也會感覺到。 先鋒作家們對中國現代文學的文体貢獻是顯而易見的，然而他們和稍早的尋根作家們一樣，都未能站在俯瞰人類精神困境的高度，這使得他們的文体實踐停留在技術和遊戲性的層面上。儘管博爾赫斯聲稱“文學即遊戲，儘管是一種嚴肅的遊戲”（《詩與玄學》），他自己終生樂此不倦，但中國的先鋒作家們由於在哲學、文學乃至史學的修養上根本不能望博氏項背，很快就玩膩或者玩不下去。曾經風雲一時的“先鋒寫作”，現在已經成為了一個“歷史名詞”。 撕裂幻象馬原是最早的撤退者，他選擇了封筆。李陀後來也不再寫小說了。格非和余華的變化極大，尤其是後者，開始走向一度被他拋離的現實主義，其《活著》和後來的《許三觀賣血記》，是表現人性和苦難的傑作。變化最顯著的是北村，《孔成的生活》是他創作上的分水嶺。作為建築師和詩人的孔成，將信仰寄託在詩歌的精神幻像，“無法建築的國”上。他就像一個站在懸崖的遊客試圖去擁抱霧中的虛幻之物，結果除了死別無選擇。北村清醒地撕裂了烏托邦的語言外衣後，他就必須要面對“無”的虛空、黑暗與恐懼。文學史上有不少大師就是因為不能忍受精神的失重而走向死亡或者瘋狂。對於一個在生存中体驗生存意義的人，缺乏精神支撐是不可想像的，就像植物離不開陽光和水一樣。主人公孔成因精神衰竭而死，作者北村亦因之而体會到一無所依的幻滅感。謝有順在一篇文章裡這樣說：“北村寫完《孔成的生活》後，沉默了將近兩年，在他認為，如果找不到一個新的理由，那麼他的寫作、愛情和生活都無法開始。” 北村重新開始了。他的文風變化之大令人不敢相認，昔日那晦澀而又華麗的語言以及機關重重的迷津結構淡化乃至消失了，因為他清楚地知道自己要說什麼，他只需要用樸素、簡潔的語言把它表達出來。《瑪卓的愛情》質疑了愛情的“烏托邦”性質，充滿詩意的愛在現實中不堪一擊。瑪卓與丈夫劉仁的先後死亡，象徵著愛情的死亡。如果人類連男女之間這最後的愛都靠不住，還有什麼能夠安慰人的靈魂？這樣的精神指向使這篇小說遠遠超越了一般的愛情小說。小說結尾作者這樣寫道：“我巴望盡快離開經歷這條黑暗的河流，一定有一個安慰者，來安慰我們，他要來教我們生活，陪我們生活。”能夠帶來這樣安慰的只能是超越於人類而又對人類懷有大愛的神。 北村的《孫權的故事》用寫實的筆調寫了一個詩人的墮落，墮落成一個殺人犯。孫權在獄中看清了自己的罪，也看清了罪的本質。他明白了眼前囚住了身体的監獄並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精神的監獄，活在這座監獄裡的人都是不義的，有罪的，因此他拒絕了律師的辯護，坦然受死，因為能贖他罪的不是人而是神，只有神才能救他脫離罪的束縛和精神之獄的囚禁。《強暴》則寫了人在罪（嫉妒與佔有）的慣性驅使下出現的荒謬的悲劇感，丈夫去嫖妓，接待他的竟然是自己的妻子。這種突兀的巧合有點像民間傳奇的話本寫法。編輯曾建議他刪除結尾的七千字，但北村堅持將這個“硬傷”保留下來，因為他覺得只有如此才能將墮落寫充分，文体結構與此相比顯得並不重要。從他的堅持裡可以看出，這個昔日的文体革命分子，已經從形而下走向形而上，他從語言的源頭汲取語言，從生命的源頭書寫生命，他用不著用形式的豐富遮掩內容的蒼白。 現代藝術現代觀念藝術中有句非常“先進”的口號：“形式即內容”。儘管其倡導者聲稱這是某位符號學大師先喊出來的，我拍腫了腦門還是搞不明白這是什麼意思、這有什麼意思。我看過不少觀念藝術品，比如說“為無名山增高一米”，五個一絲不掛的男女疊趴在一個小山坡上；“清理一塊地面”，一個藝術家一本正經地用抹布擦洗街道上的一塊地面……這就叫藝術嗎？這些“藝術品”的特徵是沒有內容，形式就是一切，難怪他們敢說“形式即內容”。這種惡作劇式的觀念暴露了藝術家心靈的枯萎，不要說思想，就是連激情都沒有了，剩下的只是小聰明和手藝，能讓觀眾為其標新立異的言行目瞪口呆，他們的目的也就達到了，他們要的就是“剎那即永恆”的當下。 當下是個充分物質化的世界，剛改革開放那會兒，大街上到處掛著“時間即金錢”的標語。現在這些標語消失了，因為已經深入人心，誰都知道抓緊時間賺錢了。只要能賺錢，什麼樣的手段都使得出來。從“政治掛帥”到“金錢掛帥”，這兩種存在著巨大差異的“社會代溝”，中國僅用十年的時間就完成了飛躍，現在已經是爐火純青，“超英趕美”了。 這是擺脫貧困奔小康的大時代，這是個“萬丈高樓平地起”的大時代，這是高速公路和資訊高速公路四通八達的大時代……1927年，魯迅先生說：“在我自己，覺得中國現在是一個進向大時代的時代。但這所謂大，並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塵影》題辭），魯迅先生這句七十多年前的話至今讀來仍毫無陳舊之感。這確實是個面臨生死抉擇的大時代，物質的極大豐富和精神的極度貧瘠形成了觸目驚心的對比，以前只有在港台警匪片中才看到的黑幫，現在已經氾濫成災了。八十年代曾有新儒家們提出“道德重整”的訴求，現在早就無聲無息。就連“四項基本原則”都被解構成民間順口溜，“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更被戲稱為比基尼。何況是不著四六的道德規範？ 文學可以被視為社會動向的風向儀。可是當今最熱門的小說是什麼呢？是《上海寶貝》和《糖》之類的赤裸裸的情慾書寫。“新人類們”在毒品的煙霧中扭動身軀引領時尚，像北村這樣的作家毫無疑問是沒有什麼市場的。值得慶幸的是他仍然平靜地堅持著，頻頻推出佳作，比如《老木的琴》、《我的十種職業》、《長征》等，這些作品閃爍著愛、悲憫與懺悔的亮光，與周圍物質的黑暗對峙。 人性之外北村不是孤獨的。著名學者劉小楓在《“文化”基督教現象的社會學評註》裡說道：“在知識界，基督信仰和神學已成為知識分子的重要關注對像象之一（而非唯一）。與此相關，某些知識分子(人文學者)至少已採納了某種基督教的思想立場……”的確，一些作家、學者已經跳出了純粹傳統文化與人本文化的框框，開始轉向“如何懺悔”的思考，比如史鐵生、任不寐、余傑、摩羅等等。 “懺悔”在中國並不是什麼新鮮話題。以前，“地富反壞右”向戴紅袖章的革命小將懺悔；若干年後，昔日的革命小將又向昨天的“地富反壞右”懺悔，給人“十年河東，十年河西”的感覺。其實這二者都不是“懺悔”意義上的懺悔，前者是弱勢者對強勢者的忍辱屈從，後者只是道歉而已。余傑在《我們有罪，我們懺悔》的文中道出了本質：“懺悔問題的根源在於信仰問題上。中國是一個沒有信仰的民族。信仰資源的稀薄，正如空氣中氧氣的稀薄一樣，在新世紀來臨的時刻，已經被越來越多的中國知識分子所意識到。”他與劉小楓先生的觀察是一致的。 史鐵生最近倍受學界好評的系列散文《病隙碎筆》，情理交融地表達了對於生命本源和生存終極意義的思考。我想正是因為他站在這樣的精神高度，他才能在飽受病痛折磨之際，仍能顯示出豁達與溫柔、睿智與單純。 人太有限了。生命是有限的，善惡是有限的，理性是有限的。那麼我們到底憑什麼，牛皮哄哄地宣稱是世界的主宰是未來的主人？我越來越懷疑人本主義者的高歌猛進了，歌德有句名言：“永恆之女性帶領我們向前走。”“永恆之女性”到底指什麼我不清楚，如果是指“人性的光輝”，我們恐怕只能瞻仰木乃伊了。 認清人的有限，才是理智的表現。既然我們是有限的，我們憑自己的力量就無法抵達永恆，只能外求。摩羅在《諦聽神秘的聲音》中冷靜地分析：“在沒有出路中尋找出路，這也許就是人類唯一的出路。這唯一的出路不在於幻想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而在於看清人性自身的有限性，向人類之外尋找拯救。人類的根本缺陷決定了人必須放棄人類萬能的虛妄信念，必須到人類之外和人性之外去尋找精神出路。” 這些中國的精神探索者們，在作品中明確而且深刻地指出了通往永恆的路。我知道，他們仍非“主流文化”，儘管有不少人尊敬他們。於我而言，他們就像黑暗中的點點微火，雖然還未形成一片大光明，但至少打破了黑暗的壟斷，說明這個時代尚未死滅。只要未死滅，就有希望。中國的“天路歷程”裡有他們這些先行者，就必定有後來者。□ 作者來自安徽，現於美國新澤西州從事統計分析工作，業餘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