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童中國

　　一切偉大的藝術都是宗教性的，都是以對真理的追求以及對靈魂的終極關懷為最終內涵。

　　 （一）

　　在書店裡閒逛，總是發現數量不菲的有關神童教育的書籍，在報上我也經常看到這類的文章。中國人對“神童”的著迷自古有之，我們對此早已習以為常了。唐朝的科舉考試就曾專門闢有“童子”一科，不少的家庭為了培養出光宗耀祖的神童來，鬧出了不少的笑話。

　　我一直在想，中國文化這種對神童現象的源遠流長的關注，一定有其更深層次的文化心理原因。想來想去，覺得這原因也並沒有原先那樣複雜，之所以中國人自古至今如此熱衷於“神童”的發現和培養，那是因為中國文化本身就是一種神童模式的文化。

　　無論從宗教史還是從藝術史的角度來看，我們誰都無法迴避中國文化的早熟問題。

　　同世界各個古老的民族相比較，中國歷史上竟沒有史詩流傳，這全世界的史學家都感到吃驚和不解。史詩往往是一個古老民族文化的濫觴，對於任何一個有著悠久文化傳統的民族來說，沒有史詩簡直是根本不可能的。比如埃及人有《亡靈書》，希臘人有《奧德賽》和《伊里亞特》，巴比倫人有《吉爾伽美什》，印度人有《吠陀》，就連文明程度並不久遠的北歐日爾曼人也為世人留下了輝煌的羊皮紙詩篇《埃達》。

　　唯獨中國是個例外，正是早慧使中國人在一開始就毫不遲疑地跨越了史詩時代。因而在本該屬於蒙昧時代的中國人似乎顯得並不蒙昧；在本該深浸於神祉崇拜之中的時候，中國已經開始了歷史化和倫理化的程序；在本該產生史詩的年代，我們的祖先寫出的竟是優美的抒情文字《詩經》。

　　就像大部分兒童需要童話的餵養，而神童則只需要成年人的邏輯一樣，對於神童式文化模式的中國，史詩並未構成需要。另外，史詩最終未能孕化出世，與中國漢字的出現也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史詩首先是神話的口頭敘事藝術，當這種口頭敘事文化臻於成熟，再由新出現的文字將之承納、定型，並順利完成口頭敘事傳統向文本敘事傳統的過渡和交接的時候，史詩也就誕生了。漢語文字的的過早出現，直接使這種尚未發育完善的口頭文學胎死腹中，因而東方的遠古神話只在個別的典籍中留下了一點零星的記錄。

　　當然，文字的發明和使用也理所應當地構成了中國文化早熟的另一重大特徵，最遲在商王朝建立之時，中國人就已經有了相當完善的象形文字系統。還有一點不容忽視的是，據人類學家認定，文字的過早出現將毫無疑問地使信仰減弱、理性增強。

　　 （二）

　　“神童”具有超然的“靈性”，天性聰穎，慧悟過人，但由於缺少蒙昧無知的童年經歷，於是就沒有了盲目的崇拜。而沒有了這一點，“神童”也就必然缺乏一種人生所必需的謙卑和虔誠，缺乏一種厚重的宗教感。如果沒有及時的強烈的深刻的自省，這將影響他的成年乃至一生。

　　因此，中國人的文化支配精神，在最初就是倫理的、人文的、現實的。中國最初的典籍諸如《四書五經》，幾乎沒有任何宗教的和神話的意味。這樣，清醒、務實、功利色彩構成了中國文化的主体。雖然脫胎於原始巫術的上帝神和祖宗神二元崇拜在商代一度繁盛，並形成了十分規範化的祭神儀式，但繼商人之後的周人所建立的禮教及其宗法制度，則完全丟棄了前朝宗教的莊嚴意味，將神聖價值直接面向塵世世俗，從而使中國永遠錯過了一次產生嚴格意義上的宗教信仰的機會。

　　等到以中庸之道為鮮亮色彩的孔子儒學在漢代被官方正式確立，中國人已經徹底走入了“此生”本位的精神生活領域。功利主義使中國人在道教誕生和佛教傳入中國之後，更熱衷於根據他們的實際需求來選擇崇拜偶像。人間的皇帝可以為宗教排序，甚至隨意冊封佛教和道教中的神位。為了適應民眾的心理，佛道兩教還在不斷地根據中國人的喜好作靈活的調整。因而，以功利為首要前題去敬神和造神，成了中國人宗教生活的一大特點。

　　禪宗所代表的中土佛教，一開始就身不由主地進入到中國人的傳統精神框架之中，其原有的宗教精神本質輕而易舉地就被全然消解。而道教所追求的淡泊寧靜，所体現的東方虛無精神，所注重的得道成仙，說到底仍然是以自我為中心。對超驗價值的拒絕，使它始終未能進入真正的宗教境界。沒有懺悔意識，缺乏原罪感，迴避終極價值，東方的宗教雖然仍被人們稱為宗教，但也只能是一種形式上的宗教了。

　　然而，令人慶幸的是，也恰恰正是因為中國文化的這種早熟現像，因為中國人這種對功利、現實的追求，因為這種中庸調和的儒道風範，才使華夏文明象一個靈童一樣，逃過了幾乎每一個古老文明都難以克服的壓抑感、緊張感，逃過了各種災難，從而具有了無比的凝聚力，因而竟沒有像別的古老文明一樣在災難中夭折，出其不意地穿過歷史的長河而不屈地生存至今。

　　 （三）

　　宗教意識的先天缺乏使東方藝術走上了靈性化的道路，而這是神童文化的必由之路。同西方藝術家相比，東方的才子們更迷戀於在吟詩作畫上的個人才情的渲瀉，更擅長於富有魅力的情調創造。哪怕流放到僻陋不堪之地，才子們也會找到胸中的萬千波濤、松風鶴影，然後將之化為筆墨山水；哪怕流落街頭，縱有飽腹之憂，阿炳式的藝人也會風雨不誤，僅用一把兩根弦的胡琴，或是一支小小的竹笛，把正在經歷的淒涼的生活渲染得浪漫多姿，甚至讓人嫉妒、嚮往這種淒涼。在中國人這裡，情調成了一種高品味之物，它透露出一種強烈的對個人精神生活極至享受的追求，一種道德高尚的享樂主義傾向。當然，它也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東方文化藝術的先天性不足：與神性的背離。

　　因而，東方藝術的好，好得總是叫人拍案叫絕。採菊東蘺，悠然南山，北冥有魚，大象無形，重視形式，強調技巧，所謂一字盡得風流；而西方藝術的好，好得讓人沉默，讓人說不出話來，讓人在悄悄地感動。東方藝術家是越寫越興奮，越畫越自得，越心醉，越來越感受到人的偉大、自在與世界的空明透徹，最後掉到了一個自戀的大夢裡自己還渾然不覺；西方藝術家卻是越寫越悲哀，越畫越淒涼，越唱越心碎，越來越感受到人的渺小、卑微與生存世界的沉重，最後在痛苦和反省中去体會愛，体會生命。

　　在這裡，我們不妨將西方的托爾斯泰同東方的曹雪芹做一下比較。在托爾斯泰的小說裡，我們找不到曹雪芹那樣汪洋自恣的才情，那種精妙的結構佈局、情節鋪設，那種琴棋書畫天文地理醫藥烹飪猜迷占卜無所不包的東方式博學，其文字也談不上怎麼優美，甚至還有枯燥乾澀之嫌，但全世界都不能否認他的巨匠之筆。原因就在於他的作品中充滿了一種對生命的終極關懷，充滿了一種靈魂的自省。

　　 （四）

　　前幾日讀報，看到一位當代名作家在為東方文化辯白，說東方的文學作品雖不如西方悲劇的強烈而使讀者為之震撼，但寬博幽遠，韻味綿長，使靈魂在清明祥和中得以提升。接著他又痛心疾首地批評一些學者總以西方的東西詆毀東方，這就像拿西方人的奶油比我們中國人的白菜一樣。這位作家的觀點除了表達了中國傳統文人對東方文化的盲目自信以外，同時還暴露出了中國人根深蒂固的對人類自身的盲目自信。

　　所以，在人性與神性之間，作為神童的中國毅然決然地選擇了前者，就並不讓人難以理解了。但這又並不意味著中國人在西方“文藝復興”之前的十多個世紀，就已經有了真正意義上的人文主義思想。正如一位學者所指出的那樣，始發生於西方十三世紀的人文主義運動，並非是人性對神性的宣戰，而恰恰是通過人對神之虛假形式的反叛，向真正神性回歸，這就是說，人文主義的本質還是以追求神性為出發點的。

　　但是，人一激動起來就很難把握好度數，就像朋友們聚會喝酒本來是一件喜慶事，但就是有人不知不覺把自己給灌醉了，再失去理智把酒館砸了，把人給打了，事情的性質也就全變了。人文主義運動到後來就真的成了一輛閘門失靈的汽車了，走過了頭不說，還失去了方向。人在推翻了虛假的神壇的同時，也把人心靈中真正的神壇給一起推翻了，結果把人類自身投入到一個虛無主義的深淵之中，以至於尼采發出了“上帝死了”的驚恐呼叫。

　　然而無論是神權時代還是虛無主義的時代，西方文化則一直處於一種準宗教狀態，因為它始終以神為參照。中國文化則是以人性為參照系統，在它的歷史上從未發生過像西方人文主義運動那樣的鬥爭，它的倫理性和功利性既有別於西方人的神性意識，也有別於自近代以來瀰漫了整個西方上空的虛無意識。東方文化是一種人本文化，自古至今都相信“人定勝天”，它從未全身心地匍匐在神壇之下，但也從未與神激烈對抗，從未徹底拋棄神靈而墮入虛無之境。它雖然總是人性高顯，但又與神保持著若即若離的關係；雖然缺乏虔誠，卻又在有意無意間接近著神，或者說是在隱隱約約地被神接近著。

　　中國人自以為那飄逸流動的靈性是人之本性的超然流露，卻沒有意識到它正是神予以東方的恩賜。人類是一個整体，西方和東方只能有一個上帝，所以神絕無可能棄絕東方，因為只有人會棄絕神，而神卻從來不會棄絕人。當東方人將神賜的智慧當作人的聰明而在洋洋自得的時候，神竊竊地笑了。對於這樣一個頑皮的驕傲的單純透明的“神童”，神只能以期待的目光將它注視。

　　 （五）

　　因而，在沒有宗教的東方，人並非真的可以與神絕緣。事實上，隔離了神性卻又怡然自得的現實生活態度，只應屬於以往的那個漫長的封建田園生活時代。如今，東方大地上的舊的倫理模式已經被人類的革命打成了碎片，整個世界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無論在物質文化上還是在精神文化上，都愈來愈趨向融為一個整体，對神性的呼喚成了整個人類世界共同的聲音。上帝再一次把信仰的機會以及選擇的權利交給了我們自己。

　　在中國，像跟我年齡相近、出生在“文革”時期的人，也許是最後一批對“文革”有著強烈印象的人了。“文革”的悲劇在於處於信仰真空狀態的中國人，把一種政治上的“主義”和“思想”，當作神來加以朝聖崇拜，這種對靈魂的自我褻瀆直接激起了人內心中的毀滅慾望。至今，中國人並沒有從這種信仰危機中完全走出，這也是“氣功”文化在當代東方十分盛行的一個重要原因。

　　找回迷失在東方文化中的神性，不僅僅是東方人的精神取向，同時也是整個人類的精神取向。詩永遠都是神意的傳達，真正的藝術永遠都是對神的讚美，因為它不是用來取悅於人的，而應是用來取悅神的。因而，一切偉大的藝術都是宗教性的，都是以對真理的追求以及對靈魂的終極關懷為最終內涵。誠如中國一位當代哲人所言：“我們的文化藝術，已為地域性、民族性的陰影遮掩得太為深久，以至於永恆的聖光無以傳達，以至於我們遺忘了我們更應是一個人，永遠是一個生存臨界點的人，我們的藝術更應是一種精神的藝術，更應是一種貫穿於天、地、人、神四重結構的藝術。”

　　因為是“神童”，中國缺少的並不是智慧，而恰恰是“愚拙” 。而這種愚拙正是真正的智慧本身。背離了神性，也就背離了生命；背離了信仰，也就沒有了愛。如果繼續拒絕神性光輝的照耀，東方智慧將永遠只能是人的智慧，地表上的智慧，東方只能永遠是一個在天國大門之外用美聲唱著兒歌的孩童。□

　　作者為考古學者，現住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