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觀的交鋒

我和一位由芬蘭來的女研究員,坐在午夜街旁的石凳上,冷眼看我們的寶貝同事們
──這群哈佛大學醫學院的醫生、博士、教授們,爛醉地躺在街中央,
又唱、又吐、又罵地發洩那壓抑了一年,
因工作、研究經費、升等、外遇、婚變,所淤積的痛苦、怨恨。

陳慶真

麵粉卡片教

  幼時家居台北近郊。對門有所小教堂,常見門口有人排隊領袋裝麵粉、奶粉及罐裝牛油。父親說那是美國來的“救濟品”。母親是第三代基督徒,我們兄弟姊妹也跟去教堂上主日學。西國宣教士教我們唱詩歌、講聖經故事,還發給我們亮晶晶、用過的聖誕卡片。鄰居戲稱我們信的是“麵粉教”、“卡片教”。

  在我心目中,西方人必都是基督徒。他們生活富裕,還有餘力贈送“救濟品”。父親早年是留英美的公費留學生,自幼我們就被灌輸:西方先進國家科學進步、人民守法、待人有禮等等。我們長大以後,一定不要辜負父親的期望,到那遍地麵粉、黃油、全是守法的基督徒國家去留學。

  那時的台灣社會風氣樸實,經濟尚未“起飛”。大學四年,週末最快樂的事,就是到學校旁的“信友堂”青年團契(Friendship Corner)去聚會。至今我仍認為該團契的唱詩,是舉世無雙的。聚完會大家一面唱詩歌,騎車回家。那種享受,天堂也不過如此!這是我出國前“單純”的“世界觀”。

先民的習俗

  畢業後,如願到美國留學。學校外國學生顧問將國外來的留學生,分配給不同的美國人家,名之為“接待家庭”,以便于留學生們學習適應美國生活。在選擇表上,我填選要住在“基督教家庭”。和我一道的一位泰國女孩,瞪我一眼:“還有不是基督教的家庭嗎?”

  我被分到卡洛森家,一個代表了大多數的“美國基督教家庭”的家庭。卡家男主人卡博士,是加州理工學院化學博士,在石油公司任高職。女主人明卡媽媽,是密西根大學護理碩士。膝下二男二女,金髮碧眼,和電影明星一樣漂亮。週五下班後,他們就來接我回去度週末。

  主日,卡媽媽在教會司琴;孩子們和我去上各級主日學;卡博士自願留守“看房子”。他們住的社區全是石油界的家庭。孩子們上同一學校,媽媽們去同一教會,爸爸們十之八九在家看球賽。週日大餐,餐具比盤中飧精美。飯前他們會安靜地等我一個人謝飯,然後接上一句:“我們以為中國人都是信孔夫子教的。”

  我宿舍室友的父親是小鎮的牧師,她還請我去她教會做過“見證”。但這位室友的私生活卻是一塌糊塗。那時女生宿舍晚上進出要簽名。宿舍保姆一臉慈祥,坐在簽名桌後面一個個發避孕藥。

  漸漸地,我意識到基督教對大多數美國人來說,只是一種生活方式,一種先民留下的習俗,與重生得救、聖潔生活,完全沒有關係。知識分子和卡博士一樣,相信成敗全靠自己,努力工作是為享受豐裕的生活,追求的是事業上的卓越超群。

  美國人的“世界觀”都是這麼樣嗎?我問我自己。

經濟起飛後

  研究所畢業、結婚、生兒育女,隨著丈夫的工作南征北討,其間也回過台灣,做了十三年的“歸國學人”。當初回台灣,確實是懷著“傳福音”、“報效國家”的熱願,在大學教書,帶研究生,在教會輔導“社青團契”。

  台灣在我們離開的十年間,竟然起了這麼大的變化。記得出國前一宗分屍案,嚇得我一年不敢吃肉。十年後,槍殺、分屍、劫銀行已不再是新聞。大學時同一詩班的姊妹,現任大學教授,生病時居然喝廟裡求來的“符水”!“什麼時代了,基督教老早落伍了!”很多人說。

  即使在政局不穩、國際空間被壓縮的威脅之下,台灣仍高唱:“經濟掛帥”,“莊敬自強”;相信自己,金錢萬能,就這樣追尋“更好”的明天!台灣本土上已“麵粉黃油”遍地,人口中基督徒的比率卻較我出國前更少。

  再次回到美國,正好趕上“六•四”天安門事件過後。中國的學生學者,大量湧進這以“自由女神”把關的國家,一個比一個優秀。我家落籍波士頓,我舊業重操,繼續在大學任教,帶研究生,並任教會“年輕專業團契”輔導。

成功的代價

  我的同事,均是來自世界各國的佼佼者。頭銜是醫生、博士加教授。在學術界競爭的急流中,深感“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的壓力。所參與的“核磁共振研究中心”,也屬國際之頂尖。此方面研究的多個“第一”,都出自此中心。同儕間表面客氣禮讓,骨子裡拚得死去活來。常為排論文作者的順序,反目成仇。

  每年一度的“國際核磁共振學術研討會”,是世界各實驗室,一爭雌雄,發佈鹿死誰手的時刻。有一年,本中心在研究會發表的論文數,與假想敵之比為六十六對六十八,以兩篇之差稱臣。簡直是奇恥大辱!依慣例,會議最後一夜,大夥去城中心喝啤酒,吃螃蟹慶功。我無法忘記那年的那夜,由七點半喝到十二點,個個喝得酩酊大醉。有的跳到餐桌上,蟹殼亂飛,最後被趕出餐館。

  我和一位由芬蘭來的女研究員,坐在午夜街旁的石凳上,冷眼看我們的寶貝同事們──這群哈佛大學醫學院的醫生、博士、教授們,爛醉地躺在街中央,又唱、又吐、又罵地發洩那壓抑了一年,因工作、研究經費、升等、外遇、婚變,所淤積的痛苦、怨恨。

  等到計程車將我們帶回旅館,已是凌晨六點!

  這些才華洋溢的同事(其中百分之四十是猶裔),當他們打上領帶,站在大學殿堂的講台上時,仍然是這個社會最優秀、最成功、最受尊崇、最被羨慕的偶像。而那背後“艱苦無人知”的辛酸呢?“人本主義”成功哲學的代價,是這麼高嗎?

遊子的心聲

  在波士頓,匆匆流水十年間,經由我們“年輕專業團契”進出的學生學者,豈止上百。許多堅毅面孔的後面,都有一篇令你動容、動心、動情的故事。

  我們一齊經歷他們在“進化”與“創造”間的困惑,“科學”與“信仰”上的掙扎,“實際”與“聖潔”上的爭戰。午夜救急電話驚醒也是常有的事。

  但是,看到他們在團契中成長、成熟,有的成為教會的執事,有的到了別州,成為教會團契的領袖。每每想起和他們走過的青澀歲月,欣慰感恩的熱淚,禁不住掛滿了一臉。

  有一對年輕夫婦來過團契幾次,也參加過一次福音營。 丈夫是麻省理工學院的博士。後來事業成功,就從團契失蹤了。問起來,他誠實地承認:“我真正努力過,但聖經這本書,對我就是一大堆神話故事,童女怎能生子?我實在無法再勉強我自己。”

  問他週五晚在家忙什麼?“油漆、修房子、加蓋、好增值。等增值後,再換大一點的房子,繼續增值。”我想告訴他:這是現代美國“人本”思想的世界觀。轉念之間,想想真是一言難盡,算了!

  一位多年後信主的弟兄,回憶他的心路歷程:“以前我實在不屑與你們這群無病呻吟的弱者為伍。天助自助,哪需要什麼‘倚靠’!馬克斯不是說,宗教是人民的鴉片嗎?”

  這位弟兄是哈佛應用物理的高材生。像有這種“巴別塔”心態的學者,我們遇多了,見怪不怪。因此當時只是溫和地拍拍他的肩膀:“當你有一天想法改變時,記得我們家的電話號碼吧?”這位弟兄後來遷居加州,夫婦倆在團契幫助了許多年輕學者。

  還有一對上海來的夫婦,郎才女貌、女才郎貌、溫文儒雅,我們真是愛他們。連續來了團契兩年,一天帶了重禮來看我們,一副要辭行的態度,開門見山地:“您們帶領我們這麼多年,我們在團契也得到弟兄姊妹無條件的關愛。”夫妻對望一眼:“但是我們就是不敢輕易地接受神。好多次講台呼召我們都深受感動,但是怕站起來,只得趕緊往門外逃。”

  做妻子的眼眶紅紅地說:“我們也曾經熱切地信奉一種主義,結果失望得好慘。我的父母死在這個主義之下……現在我們選擇只相信科學。至少科學不會令我們失望。”

  他們夫婦都是從事分子生物研究的。我們于是為他們分析:我們的信仰,不是一種主義。而當他們所執迷的科學,走到極端時,反而會走回他們痛恨的那種主義。這對夫妻後來遷到紐約去做博士後研究,信了主,最近還添了個胖寶寶。

  想到北美各團契裡,多是來自五湖四海的中國學生。肩負父老的期望,離鄉背井,飄洋過海,來到這塊民主自由的“機會之地”。幸運者靠獎學金,否則靠打工,看人臉色,辛辛苦苦地在這塊土地上掙扎。為的是什麼?不就是盼望有朝一日,苦盡甘來,立業成家,五子登科,光宗耀祖嗎?

  可是,即使達到了我的同事、那些哈佛教授醫生博士的名望與成就,若失去今生的平安和永生的盼望,又和浪跡街頭的流浪漢,有什麼不同?說不定還未及他們快樂呢。每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慄。

  這幾年,我們有機會去歐洲宣教。歐洲是非移民國家,國內來的學生學者,要在彼處立命安身,要克服的語言、種族岐視、異族通婚、居留與工作,等等障礙,遠超過北美的留學生。每次由歐洲回來,心痛的感覺,像是海浪沖擊岩石,一次比一次激烈。人們是如此需要福音,我們能做的竟是這麼少!

真是無憾嗎?

  去年暑假,卡媽媽心臟開刀,我趕去德州陪她。四個金髮碧眼的洋娃娃均已長大成人,全都離開了幼年時的信仰。其中兩位新近離婚,正好中了美國百分之五十的離婚率。

  入手術室前,我要求卡博士和我一道,為卡媽媽禱告。他想了想,勉強同意了。在等待室,我認真地和他談到主耶穌及十字架的救贖。八十五歲的卡博士,一臉困惑地:“我從未感覺有靈界的事啊!我一生都靠自己,憑良心做事,也沒有什麼遺憾……”我們同時望向手術室的門,頓時,他的肩膀開始顫抖。我托住他的肩:“真的沒有遺憾嗎?卡爸爸!”

  知識分子,無論中外,認為基督教給予人的印象是溫和消極的;而基督徒又是一群軟弱無能,與世無爭,趕不上時代的次等族類。他們總是低聲下氣地邀請你去聚會,真心地幫你解決困難,耐心地向你傳講天國的福音,嘴裡總是掛著“感謝”、“讚美”的話,這哪像是可以扭轉乾坤的時代精英?社會國家靠這樣的人怎麼有希望?做“後現代”人的目標,不就是要丟棄傳統的包袱,從宗教的桎梏中掙脫出來,肯定自己,進而超越自我,追求卓越嗎?

  這種要肯定自我,追求卓越的精神,絕對是好的。問題是:如何實現?現代西方的主流世界觀,早已從中世紀的“神本”思想,演變為科學至上,重理性,強調人自由的“人本”思想。在“人本主義”的世界觀裡,個人的命運操縱在自己的手中。五百年來科學的進步,似乎證明了“人定勝天”──靠著大家的努力,以及健全的政府組織,必能解決目前的一切社會問題,建造美好的明天!

  西潮東漸,這種世界觀當然也吸引年輕的中國人,相信人性本善,追求烏托邦理想國,卻很少想到、也不介意背後的無神論自然哲學與物質主義。更不明白,一旦離開了真神力量的泉源,所有的努力只是一個閉鎖系統裡的惡性循環,不僅無法求到卓越的人生,反倒在道德倫常上迷失了。

痛定再思痛

  我痛定思痛,遂將過去廿年在國內外與年輕學者、學生,共同討論的有關“世界觀”的資料,做了一個系統性的整理,成書,名之曰《世界觀的交鋒》。目的有三:

  一、重申科學只是追尋知識的方法之一。並以物理學及生物學的實例,與研究科學的學生學者,重新複習科學方法的運作;了解其在“自然主義”的“基本假設”下所受的限制;以及“科學主義”的由來。

  這為的是和從唯物論、無神論背景來的朋友,一同駐足思考、認識宇宙知識的浩瀚。要探索真理,必須勇敢地跨出科學所無法涉及的範圍。

  二、從希臘哲學思想開始,分析西方社會的主流思想,如何由中世紀的“神本”哲學,經過“宗教改革”、“啟蒙運動”、工業革命、社會變遷、演變到以“自然主義”、“物質主義”為中心的“人本主義”哲學。

  “人本”思想滲透到社會、政治、教育,甚至宗教層面,不僅控制了卡博士那一代的“世界觀”,亦蠶食吾儕一輩,更會鯨吞下一代中國年輕的學者。

  三、例証那促使西歐“科學革命”,及點燃西方民主自由火炬的,是中世紀基督教“經院哲學”所教導“神的啟示”,及聖徒對神的“直覺信念”(Instinctive Conviction),以及自神所賜“自由意志”而有的“天賦人權”。

  而表面看來極具誘惑力的“人本主義”世界觀,一旦走偏了路,離開了上帝的“絕對道德標準”,成為“無神人本主義”時,它的哲學精神,就和共產主義背後的馬列思想,只差之毫厘。

  在我的這本書中,我亦引用聖經中雅各的故事,來講述基督教所傳的,不是一個主義,而是一種生命。在上帝啟示之下,在耶穌基督救贖的恩典中,我們的世界觀是積極、理性、有方向的,生命是和諧、豐盛、且有盼望的。這就是基督教世界觀。

  聖經中的雅各,很有現代“人本主義”的思想。他志得意滿之餘,走到了自己能力的盡頭。在伯特利見到了上帝耶和華後,終于“醒”悟過來,說:“耶和華真在這裡,我竟不知道。”我們縱然背離了上帝,上帝卻永不失信。他一直在向我們啟示,啟示我們如何肯定自我,如何追求卓越。□

作者是廣東人,美國德州休士頓大學物理博士,波士頓大學物理教授。從事醫學信號處理及核磁共振造影研究多年,著有大學物理教材及多篇研究論文,發表于國際學術期刊。本文改編自其近作,海外校園叢書中的《世界觀的交鋒》之前言。該書可向各地中文基督教書房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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