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琵琶

　　近年影壇有個特殊的現象，就是一連串的古典文學名著重新被搬上銀幕。詹姆士(Henry James, 1843-1916)的《淑女肖像》（The Portrait of a Lady），和奧斯汀(Jane Austen, 1775-1817)的《理智與情感》（Sense and Sensibility，又作“理性與感性”）便是其中之二。兩本書曾經是我學生時代的喜愛。這次受影壇的刺激，特別又拿出來重讀了一遍。

　　時隔數十載，由人生隧道的另一端回望，發現從前手不釋卷一氣看完的男女恩怨情節簡單的故事，原來極耐人尋味，是一個“抱琵琶”的故事，而“抱琵琶”也就是人生的故事。說來話長，還得先從我的唐人餐館經講起。

　　前車可效

　　美國的中國飯館，名字和菜式都差不多，起碼初期的館子是如此。尤其大學城裡，飯館不是湖南、就是北京、香港之類，而且店店都有湖南牛、北京鴨、香港雞，甜酸肉和蘑菇雞更不在話下。這可能是書生老闆半途出家前車可效的結果，反正館名現成菜名現成，利于推廣。菜式正宗不正宗誰也不知道，連老闆自己都不知道，反正湖南牛帶點辣，北京鴨有層皮，說是牛肉就是牛肉，鴨就是鴨，蘑菇就是蘑菇，靠不住中還算靠得住。不多久，美國人果然就都湖南牛、北京鴨、甜酸肉朗朗上口了。

　　只是世界永遠在演變中。隨著移民的激增，華僑社區的祖國化，正在大家熟悉了幾道常見又大致還算名符其實的菜式之後，中國菜卻又上了一層樓。菜的內容沒有大變，變的是名字，名字開始越來越國化、越來越文化。原來的俗名俗姓打入了冷宮，都用起藝名化起妝來了。

　　黃瓜橫剁叫“千金”，例如“千金雞”，猜是取其形？直剁叫“碧玉”，例如“碧玉是的（steak之廣式音譯）球”，料是取其色？至于“鳳眼含笑”、“芙蓉香液玉環”等等，就是吃完了仍然不知是啥。館子越自鳴高級，菜名便越發神秘，西施東施，人人抱個琵琶半遮臉。琵琶後面是甚麼，葫蘆賣的甚麼藥，誰也不知道，連自己都不知道。

　　其實何止吃菜，人生亦大致如此，尤其是最嚴肅的婚姻大事。所以才有錢鍾書的《圍城》：城外的人想衝進去，城裡的人想衝出來。為什麼？因為根據魯益師(C.S.Lewis)的觀察：世上還不曾有一樣東西，是以其真面目存在的。換言之，世事之為世事、人之為人，抱琵琶根本不是業餘兼差，而是全職摟抱，沒有例外。這也許是亞當夏娃無花果葉遮羞之遺傳。

　　選菜也罷選人也罷，其實連國與國之間辦外交也罷，歸根究底，全都是一個“抱琵琶”的故事。談到外交，有西方學者認為，中國許多禍患是由前清外交的不切實際所導致的，換言之，是由抱琵琶抱來的。

　　十七世紀，清廷解禁，容許西方使節入京。這個空前的機會，對西國意味著商業利益、財源滾進。各國爭先恐後蜂湧而至。但清廷堅持來者必須執臣服之禮，包括三跪九叩以及使用自卑自賤的套語。使節雖然極不樂意，但因發財心切，只好讓步。

　　西方這些見錢眼大、不惜犧牲原則的所為，約翰．維里斯認為助長了清廷的天朝意識，促使庸人自大，外交越來越不切實際，終至後患無窮。

　　洋人盡可以討論自己的功過，清朝的國運，我認為他們就不必過度地領功。因為歸根究底，每國每朝遲早都會有足夠的人材，自興自滅不必假手于人。外力不過是枝節，從來不是核心。外交不是辦慈善，而是絕對以本國為中心的鬥智差使。各國，各人，但憑自己的眼光、自己的理由，去做自以為對本國本朝本人最有利的選擇，如是而已。是大智若愚還是大愚若智，要假以時日才能水落石出。

　　如果結果大出意外不足為奇，因為誰也無法逃避自己的短見、盲點。因為人之為人，誰不尋短見？因為除了短見你還能尋甚麼？雖然你的短見可能比我的短見要長一些，但是即使再長，歸根究底，誰也無法百分之百透視琵琶後面的真相，包括自抱之琵琶後面的自己真相。當日的千金和碧玉日後証明原來只是兩片黃瓜。別人嚇了一跳，自己也嚇了一跳。

　　外交不是辦慈善。但是婚姻，照我所知倒最少有一次被稱為辦慈善，就是在詹姆士的《淑女肖像》中。

　　伊莎寶

　　詹姆士的“淑女”伊莎寶．阿綽爾，二十三歲，端麗娟秀，聰明又單純，換言之，無可救藥的天真自信。伊莎寶對人生充滿理想充滿憧憬，不容平凡不耐羈絆，平平無奇忠心耿耿的追求者她不耐煩，養尊處優的紳士貴族她亦無動于衷。她要閱歷人生。最後在意大利終于讓她碰上了一位如意人選。這位美國同胞留歐已久，已經完全歐化，文化修養極高，品味超凡。更吸引她的是，他窮她富，她找到了一份最理想的慈善事業。

　　婚後短短幾年，伊莎寶漸次發覺，她熱切地飛翔過去的天空原來是個樊籠。丈夫其實是個迂腐狹隘專制的人物。唯一的慰藉是，丈夫軟弱單純的繼女深深敬愛著她，需要她的眷顧。

　　痛定思痛，伊莎寶回顧自己婚姻之路悟出一個道理：她的丈夫沒有轉變，問題在她自己。婚前誤將半月當滿月，只見明面掩暗面。她自昧的同時不意也欺騙了丈夫。戀愛的時候她不自覺地將自己縮小，以便套入丈夫的理想模型裡，換言之，她當初所展示的亦是一個假我。丈夫婚後猛醒的惶惑可以想像並不亞于自己，她甚至有點可憐他。她清楚明白，當初沒有人逼她，這門婚姻是她再自由自主不過的選擇。自由意志意味責任，責任與幸福的斤兩無關。

　　伊莎寶所親愛的表兄病危，在丈夫極度反對之下，她毅然前往英國見最後一面。旁觀者忖測著此行可能是她逃脫、新生的機會。繼女更是恐慌，苦苦哀求她答應一定要回來。

　　表兄喪事後的幾天，伊莎寶內心劇烈掙扎，是留是去無所適從。此時她那心猶不死的最初男友追隨而至，重新向她熱切奉獻自己。當解脫垂手可及之際，伊莎寶突然猛醒，她的道路只有一條，筆直清晰無可懷疑。次日，她踏上回家的旅途。

　　掩卷的時候發現，自己的現代意識對伊莎寶的決定心有戚戚。

　　伊莎寶是十九世紀美國文學畫廊女像中的首席代表，與大西洋彼岸的包法利夫人，娜娜，安娜．卡列尼娜等人遙遙相對。評論家里昂．易多爾指出，在一群為愛情、為情慾粉身碎骨、拋棄一切的歐陸姊妹圍繞之下，伊莎寶非常獨特，破例地深沉反省。

　　伊莎寶深刻的心靈自剖和掙扎，使《淑女肖像》被譽為現代意識流小說的先鋒。在拒絕順勢沖脫的時候，她堅持了自己的自由意志。 在探討自己的角色，選擇承擔的時候，她由被自己、被命運愚弄的茫然之中，首次真正掌握了自己命運的主權。

　　愛蓮娜

　　《淑女肖像》的作者詹姆士，和《理智與情感》的作者奧斯汀有一共同點，就是兩人經常都在探討道德信義的問題。《理智與情感》的道義座標，其實要比《淑女肖像》更加確鑿更不妥協，那麼為甚麼我看完《理智》後，毫無《淑女》掩卷之時的遺憾呢（不止沒有遺憾，而且心曠神怡）？原來其中理由耐人尋味。

　　《理智》的主題和《淑女》有所呼應，但情調卻是大不相同，兩書的年代畢竟相隔了幾乎一個世紀。《淑女》的掙扎，錯綜複雜，徘徊在逃避與承擔之間。《理智》中卻完全沒有這種掙扎的痕跡。在奧斯汀的小說中，道德信義是大前題，不容置疑。承擔是既定事實，沒有考慮的餘地。好比人活著便要呼吸，還有甚麼好討論的？承擔不是問題，問題只在如何承擔。

　　《理智與情感》的故事圍繞著一對姊妹，姐姐愛蓮娜含蓄理智、心思細膩，妹妹瑪麗安熱情任性。

　　妹妹死心塌地愛上個負心郎。姐姐的男友剛剛相反，是個毫無疑問的好青年。好友們無不公認愛蓮娜和他乃是天作之合，無不熱心地推波助瀾意欲促成。只有愛蓮娜本人有苦難言。她痛知二人相遇已晚，沒有前途可言，男友早在十八九歲無知年齡時跟另一個女子私訂終身。愛蓮娜知道男友的人格信義是無可懷疑的。她自己亦毫無疑問，寧可失去所愛，也不願意看見他背信背義。

　　這種人格信義的不容妥協，在今日萬事相對、唯自我願望絕對的時代，讀來很少有人能下咽的了。我發現我之所以一向不知不覺欣然接受該書的道德要求，歸根究底因為條件正中下懷。謝謝書中愛蓮娜的情敵、那位心計多端善跑江湖的女子，一面抓著那老實的未婚夫不放，一面同步繼續自我推銷待價而沽，故事結束之前終于讓她及時逮到另一個更加如意的郎君、更加有利的交易，愛蓮娜和男友一對有情人因此終成眷屬。這個皆大歡喜的結局大快我心，使我掩卷之下心曠神怡。

　　布袋戲

　　人之常情，我們都巴不得我們自己，我們所愛的人，不論書內書外，都無需承擔責任、無需為自己的選擇付代價。原來不知不覺中，我們的道德觀與那江湖女子已不相上下了，乃是一種隨機應變利益斤兩的交易。

　　《理智》與《淑女》的故事，是盲點短見、黃瓜碧玉分辨不清的故事。事實上，這不就是人生的故事嗎？人生萬變，道德信義不變有可能嗎？一路上隨變應變，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誰謂不宜？這叫公平，這叫合情合理。只是，公平合理都不錯，稱之為道德信義就違反定義違反邏輯了。隨遇應變的行為，即使巧合道德，仍然不是道德，不過是生存的本能。

　　其實正因為世事萬變，無可捉摸無可預測，道德信義才有可能，才有需要，才有用武之地。阿奎那說:“凡是對的事就應該是法律，凡是法律就應該是對的。”這是理想，不是現實。現實世界，羅伯潘．華倫的劇本All the King's Men中的州長政客說得好，法律也者，寒冷瑟縮之夜，雙人床上擠三人，三人同蓋一張單人被，蓋不到的地方多的是。人的天才，就是自由活用各種漏洞以達到目的。

　　人間法律捉襟見肘，自由意志分明有極大的可以舒展、可以選擇的餘地。守法不等于有道德。道德是一種不設警察的榮譽制度。聰明人智商超人，在法內法外運用種種靈巧、種種方便達到目的，不足為奇。奇怪的是居然有傻子，在法律鞭長莫及之處自動繳械，自動接受制裁，自動加給自己諸多的不便。

　　當然同一個人，有聰明的時候，也有傻笨的時候，這就是人，這就是人生，這就是文學好戲的題材。想想還虧得阿奎那的理想無可實現，否則世界不是只剩一齣布袋戲可看了嗎？只有一齣戲看的人生還值得來走一遭嗎？

　　老實說，傻子的自動接受制裁說穿了，往往不是甚麼聖人的作為，而只不過是一種最基本的承擔。《理智》中愛蓮娜的對手女子，外表賞心悅目，不難想像足可叫一個十八九歲的男孩為之傾倒，其勢利虛偽是未婚夫年事漸長之後才洞悉的。正像《淑女》伊莎寶與丈夫的關係一樣，往往變的不是“壞人”本身，不是外在的人人事事，變的反而是“好人”自己。人之為人，無可避免，天天都活在對別人對自己、大大小小不同程度的誤解，以及誤解破滅之後大大小小、不同程度的恍然大悟中。

　　人生真的是太複雜，人所能知道的也真的是太過有限了。即使“壞人”可以改邪歸正不再騙人，“好人”都沒有法子從此化昧為明、凡事不再自欺欺人。人生本來就是模糊不清，這彷彿正是造物主為萬物之靈的人類所特設的考場。因為變幻莫測而視野卻非常有限的世界，是唯一能產生自由意志、道德信義的場景。因為，一切都面對面，任何決策的得失已經一目了然的時候，信與望隨即過時、隨即多餘，一切選擇就都成了必然。必然就不再是選擇，不再是自由意志的選擇就無從談道德信義。

　　緬因老鄉

　　奧斯汀的小說沒有談論信仰，為什麼當時便有評論者覺察，這些小說必定是出自基督信徒之手？我想其中一個記號，應該是道德信義獨立于境遇之外的觀念罷。外在人人事事的變遷，包括自己的變遷，利害的伸伸縮縮全是題外話，都不能左右指南針的方向。一個義人的信誓，是大衛詩中所說的，雖然自己吃虧，也不更改。一個萬變中的不變。

　　聽來這頗有一點出淤泥而不染、中通外直，自我慶賀、歡迎慶賀的氣派，其實剛剛相反，說穿了只是平淡之至的定義邏輯的問題。道德信義之最基本的條件，起碼是獨立于環境得失之外，如是而已。換言之，不管閒人，不問閒事，你自己負責自己就夠了。十分的乾脆。

　　乾脆簡單到久而久之，的確會變成一個不加思索的習慣。怪不得魯益師認為，每一個美德其實都是一個“慣性的好反應”而已。你認為愛蓮娜小倆口信義過度不可思議有無搞錯嗎？其實對他們來說，分明只不過是一個慣性的反應，就像下面這位緬因老鄉：

　　年前《時代》雜誌的記者重訪作家懷特的故鄉。懷特生前最怕打擾，家住緬因何處從來不願公開。但自從其名著《夏洛蒂的蜘蛛網》出版之後，他的隱私越來越遭侵犯，尤其他生日的時候，前來採訪的記者更是遞增，防不勝防。于是每年逢其生日，懷特便躲到別處去。他的去處照例只通知一個人，就是鎮上雜貨鋪的老闆。

　　記者這次採訪時找到這位舊日老闆，想要知道懷特當時到底躲到哪兒去。

　　“我不能告訴你。”老鄉說。

　　“懷特死都死了十四年了，你告訴我有甚麼關係呢?”

　　“先生，”老鄉不大高興地說：“我告訴過懷特先生我不會告訴任何人的。我說過不告訴就是不告訴。”

　　傻子，也許。邏輯，無懈可擊。慣性，肯定是。你叫他老鄉不呼吸，辦得到嗎？□

　　作者為知名美籍華人作家，現住美國北卡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