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臨 風 圖/梁碧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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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我還是一個全國性節目的主持人，穿著講究的服裝。當天晚上，我就被關在精神病院裡。 人的追逐 中國古代常用“逐臭之夫”來形容醉心於名利的人士。這類人不講究原則，唯利是圖，鑽營拍馬，為了達到目的，無所不用其極。這種生活態度是那些潔身自愛，注重名節的士君子所不恥的。但是現在時代不同了。 最近一本風行中外的暢銷書《誰搬動了我的乳酪？》（註一）非常簡單地刻畫了這個時代的人生哲學。這本寓言性的小書借用四個角色（兩隻老鼠，兩個小人物）來啟迪我們如何在變中求存。這四個角色生活在迷宮中（就像美國矽谷辦公室的小方間），他們要在其中不斷地尋找新的乳酪，以維持生存。乳酪所代表的可以是金錢，是快樂，是商業，也可以是個人的事業。 在表面上，這本書的基本信息是：變化是生活中唯一的常數，如果人不求變，他就會被淘汰。但是從更深一層來看，對乳酪的追尋塑造了人們的自我形像。為了得到它，人們應當學習老鼠般憑直覺生活，拋棄智能（intellect），拋棄思考，拋棄自尊。只要能找到乳酪，一切就完滿了。難怪這本書成為商場上的寵兒，因為它正傳達了這一代的心聲。 席拉的故事 席拉（Shila Walsh）是一個歌唱家，也是一個作家。她以前是“七百俱樂部”（註二）的節目共同主持人。她最近談到自己的新生時說： 我的人生於1992年觸礁。在一個早晨，我還是一個全國性節目的主持人，穿著講究的服裝。當天晚上，我就被關在精神病院裡。然而，這是上帝對我最仁慈的做法。 在精神病院的第一天，精神病醫生問她說： “你是誰？” “我是七百俱樂部的共同主持人。” “我不是問這個。” “哦，我是一個作家，一個歌唱家。” “我不是這個意思。你到底是誰？” 她只好說：“我毫無概念。” 他回答說：“這就對了，這就是你為什麼進來這裡的原因。” 她繼續講到自己多年來的掙扎：“我用他人對我的評價來衡量我自己。這種生活態度緩慢地腐蝕著我的心靈。” 在她進醫院之前，同事們都勸她不要這樣做，否則她會自斷前程，沒有人會任用一個從精神病院出來的人。但是她已經走到了窮途末路，因此在所不惜。 在這個人生的低谷，她除去了一切的面具，一切外在的壓力，赤裸裸地面對了自己的真實，也面對了上帝的慈愛，這段經歷就成為了她人生的轉折點（詳見註三）。 席拉的失落是今天許多醉心事業者的通病。更有人因匆忙地在尋找著乳酪，甚至還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失落。 人的失落 《誰搬動了我的乳酪？》所標榜的，是盡情追逐名利的高等動物。同這等人談失落或許是可笑的，因為自我並不是他們尋找的對象。 在一個注重表現的社會，似乎人的尊嚴、自由度，和價值都隨著他的成就而提高。人們也從別人的肯定中尋找到自己。在英雄崇拜的社會裡，是贏家通吃。人們從所積蓄的財富，所擁有的權位，和所收集的玩具中肯定了自我的價值。然而，這種的人生觀到底是肯定了人的尊嚴呢，還是貶抑了他的尊嚴？我們應當冷靜地去思考。從席拉的故事來看，這種人是失落的。 海明威是一個充滿了男子氣概的大文豪，這位男人中的男人竟然在61歲時飲彈自殺。名利雙收的海明威為什麼會如此地結束自己的生命？要知道，他的英雄氣概和冒險行為就是他生存的意義。當他再也不能像當年那樣盡情地活著時，就生不如死。對他而言，退休是一個骯髒的字眼，一個從多采多姿的生活中退下的人，是失去了他靈魂的中心。自殺就成為他唯一還能掌握的權力。海明威帶著實存的真誠和執著，但他對人生的認識卻是悲劇性的，他並沒有為我們找到答案。 自我的追尋 孟子所謂“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是從人類共通的道德心來定義人和人格。廿世紀偉大的心理分析學家佛洛姆（Erich Fromm）在他的名著《自我的追尋》（註四）中闡明：“人信賴自己的理性，以它作為建立正確的道德規範的標準；同時教導人們，對善與惡的明辨需依靠自己，而不需依靠天啟和教會的力量。”這種人觀，可以說是與孟夫子前後輝映了。佛洛姆並認為，人生的意義在於能夠發揮最大的創造力。這點與儒家內聖外王的思想，可以說也是異曲同工的。 佛洛姆深受佛洛依德的影響，但他能指出佛氏相對道德的錯誤，深屬難得。可是，這種從人本的觀點出發，所建立的共通的道德觀和人的價值，還是理性主義的思想架構。歷史證明，這種對人類過份樂觀的看法，尤其在多文化的薰陶下，是行不通的。但是這種人觀卻是當今許多知識份子的想法。 後現代人所面臨的是焦慮，是變化的無常。他找不到安身立命的真理，生命的意義在於尋求外界的肯定。後現代人也是殘缺的，是有創傷的。人與己疏離（空心人），人與人疏離（破碎的關係），人甚至與現實疏離，讓自我消失於普羅文化的洪流中。他以為能從大眾劃一的喜好和流行的節奏裡，再尋回自我。後現代人沒有崇高的理想，聽不見心靈的吶喊。他也不要真理的指導，他要的是醫治，是乳酪，因為乳酪就是現實，就是真理。這種生活態度或許是佛洛姆當初所未曾料想到的。 我是誰？（之一） 雨果的“悲慘世界”中的主角，冉•阿讓（Jean Valjean）是一個假釋在外的罪犯。他本是個桀驁不馴的漢子，因為受到神父愛心的感召，心靈受到震撼，於是洗心革面，後來成為一個成功的企業家。阿讓代表著上帝無條件的恩典，和卑微的人類，因感恩所激發出來的偉大心靈。雨果書中另一位主角是警察，沙威（Javert），他人生最大的目的就是要再逮捕阿讓。沙威代表著公理、法律，但卻是一種無情的自義。 沙威終於逮捕到了一個酷似阿讓的人。這件事在阿讓內心產生極大的掙扎，面臨了一個真理的時刻：他仍然是以前的阿讓嗎？還是一個新的阿讓？百老匯舞台劇的編劇者，根據雨果的原著，譜出了阿讓內心的煎熬。這首優美的歌，名叫“我是誰？”： “他以為那個倒楣鬼是我 他一看就肯定了！ 他抓到的這個陌生人 可能就是我的機遇！ 我憑什麼要拯救他？ 我何苦去糾正這個錯誤？ 可知我是歷經長路漫漫 又承受了如許的煎熬？ 若是我吭聲，我就完了。 若是我靜默，我就該死！ 我是幾百個工人的老板。 他們都仰賴著我。 我能拋棄他們麼？ 他們怎能存活 如果我失去了自由？ 若是我吭聲，我就完了。 若是我靜默，我就該死！ 我是誰？ 我能任令這人受到奴役 假裝我沒有感受到他的焦慮 這個無辜者不幸有了我的面孔 他代替我受到審判 我是誰？ 我還能繼續隱藏嗎？ 假裝我不是從前的那個我？ 難道我的名字即將永遠 不過是個逃避的托詞？ 我該作假嗎？ 我怎能面對我的同胞？ 我又怎能面對我自己？ 我知道我的靈魂屬於上帝 我老早就作了這個抉擇 在絕望中，他給了我希望 他給了我向前走的力量。 （阿讓站在法庭前） 我是誰？我是誰？ 我是冉•阿讓！ （他脫下上衣，顯出胸膛上刻的囚號。） 好罷，沙威，你瞧著 那位無辜者並不比你更有罪！ 我是誰？ 24601！” 當面臨利害、榮辱、成敗交關的抉擇時，阿讓赤裸裸地面對了他新的自我。他的抉擇顯明了，這個新我是勇敢的，是尊貴的，是富有同情心的。我們可以說，這個新我就是他潛能最大的發揮，也是叫那自義的沙威無地自容的。 “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哥林多後書》5:17） 阿讓的故事說明，人之所以不能面對自己，往往是因為他不能衝破生存中的恐懼。靠著他所信的基督，阿讓衝破了。 我是誰？（之二） 邦霍華是耶穌基督在廿世紀一位偉大的見證人。他是德國在二戰前極負盛名的神學家，也是德國教會的良心和領袖（註五）。他在大戰的前夕來到美國演講，許多朋友勸他留下，認為回國凶多吉少，但他毅然決定回國。他表示，如果他不與德國的教會共患難，戰後他就沒有資格再教導他們。 後來他因牽入對希特勒的刺殺案而被捕。盟軍解放德國前數天，希姆萊親自下令將他吊死。 他在獄中安慰、鼓勵那些受苦，和面臨死亡的獄友，成為獄中一股安定的力量，贏得了獄卒和其它囚犯由衷的敬佩。在人前他雖然是巨人，但在上帝面前，他卻像一個嬰孩，充滿了掙扎。死前不久，他曾經寫了一首優美的詩抒懷，詩名：“我是誰？”（取自註五） “我是誰？ 我是誰？他們常對我說： 我站在獄室中 安詳、歡欣、堅定， 像一個鄉紳站在他的華廈裡。 我是誰？他們常對我說： 我總是和我的看守者交談 如此的自由、友善和清晰， 好像他們是由我來調度的。 我是誰？他們也對我說： 我雖承受了不幸的日子 但總是穩定、微笑、傲然， 好像是一位常勝的將軍。 我真像他們所說的嗎？ 或者我是那位我所認識的人？ 沒有安息。期待又帶病，好像一隻籠中的鳥兒， 掙扎著呼吸，無法擺脫一隻扼住我喉嚨的手， 渴望著色彩、花朵和鳥鳴， 盼望著溫馨的話語和友善的鄰舍， 期待著將臨的大事，侷促不安， 念著遠方朋友的安危，無力抖擻， 掛心而空洞地祈求著，思考著，算計著， 虛弱乏力，已經要跟這一切說再見了。 我是誰？是這個還是那個？ 我今天是一種人，明天又變成另一種人？ 我可是個兩面人？是人前的偽君子， 是己前可厭的懦弱小虫？ 或許我內心好像一個久戰的軍隊， 在已勝利的沙場上卻四散逃竄？ 我是誰？這個問題在向我嘲笑， 無論我是誰，上帝哦，你知道，我是屬於你的。” 這是耶穌基督忠心的僕人內心最真實的寫照。在一個安順的環境談理想，談自我是容易的。但是在困境裡，這是生命的流露。 邦霍華有堅強的使命感，他有所不為（拒絕逃獄）。但是在上帝的面前，他卻是赤露敞開的，是軟弱的。他對自己有深刻的認識，也因為如此，他不會狂傲不羈，自命不凡。他對上帝有深刻的信心，也因為如此，他敢放手投入，因為上帝是他生命的目標，是他依靠的對象。 “因我活著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處。”（《腓立比書》1:21） 結語 “誰搬動了我的乳酪？”代表的是後現代人的追尋。席拉代表的是後現代人的失落。海明威代表的是最真誠的實存思想。佛洛姆代表的是最誠懇的人道主義。阿讓的抉擇表露了新人的內涵。邦霍華的言行勾畫出人生最高的品格。 我們發現，人若不與上帝溝通，他就無法認識真我。但願我們也能夠透過本文幾個例子，得著啟發，找到人生的意義，得到古人所謂能夠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大道。□ 註： 一、 "誰搬動了我的乳酪？"，"Who Moved My Cheese? An Amazing Way to Deal with Change in Your Work and in Your Life," by Spencer Johnson & Kenneth H. Blanchard, Putnam Pub Group, September 1998. 二、 七百俱樂部，700 Club，是Pat Robertson的保守性基督教電視節目。 三、 "Staying Alive," Leadership Magazine, Summer, 2002, pp. 50-54. 四、 "Man for Himself," by Erich Fromm, 1947。中譯本《自我的追尋》，孫石譯，台灣長榮書局出版，1971年。 五、 請參看《海外校園》第16期，“恩典的代價”，熊璩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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