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江登興 圖/梁碧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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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摩羅、江登興談中國社會危機中的信仰 許多人認為在黑暗面前，只有暴力才最有力量，這幾乎是歷史規律。中國歷史上很多紛爭，正是在這樣的邏輯支配下展開的。大家都自覺地遵守著這樣的遊戲規則。 當代中國面臨的迫切問題，是道德的重建、制度的變革和改善社會弱勢群体的生存處境。面對這些問題，需要引入具有愛、寬容與憐憫的信仰的力量。 理性的自負與罪性的覺醒 江登興：中國人尋求現代化，是從近代打開國門面對西方開始的。當我們發現自己落後了以後，就意識到要向西方學習，用他們的文明再造我們的文明。 但是西方文明的根本是什麼呢？“五四”一代就提出是“科學”與“民主”，因為“五四”先賢所看到的西方，很大程度上是文藝復興、啟蒙運動之後的西方，那時候張揚理性、反對宗教，已經成了一種潮流。所以緊接著“五四”，中國知識份子在信仰上有一個行動，就是非基督教化，極力反對基督教。 我覺得中國人在學習西方，即“拿來”的時候，並沒有把西方看得很徹底。一個文明的核心是這個文明對人的看法：人是什麼樣的一種東西？人的生命有什麼意義？西方文明對人的看法來自基督教，一般也公認西方文明的根源是基督教。在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之間，又夾雜著馬丁•路德的“改教運動”，那是對聖經和純正基督教精神的回歸。而文藝復興、馬丁•路德改教和後面的啟蒙運動是同時推動西方近現代發展的三個決定性的運動，而我們知識份子只關注到了文藝復興和啟蒙這兩個層面的民主、自由與科學。 我覺得摩羅做得很重要的一點，是他超越了這方面眼光的局限，看到了更深的層次。他進行了反省，看在西方的啟蒙思潮之外應該尋找一點什麼東西，所以他在書中才有對信仰的這種傾訴。 曼德：從啟蒙運動走到基督教傳統，從人文精神走到救贖意識，實際上是從對于人類理性的自負，走到對于人類罪性的覺醒。這些東西在西方文化中是相互關聯的整体，可是在我們的文化中卻差別非常大，彼此間具有非常大的跨度。 摩羅：我覺得確實有一定的跨度。我在個人的學習過程中，開始接觸啟蒙方面的東西多一點，後來逐步走到文藝復興。我跟著“五四”前輩一路猛跑過來，沒有時間停下來喘喘氣，關注一下西方文化中的信仰問題。 有人說革命壓倒啟蒙，或者說革命壓倒了其他什麼東西，可是在中國，終極關懷、靈魂得救、信仰自由這個層面，根本就談不上什麼壓倒，它根本就沒覺醒過。曼德說“對人類罪性的覺醒”，“覺醒”這個詞用得好。 在這樣一個學習的過程中，我慢慢覺得人文主義和啟蒙資源，不夠解釋我所面對的人生和世界，還需要尋找與靈魂出路有關的資源。這個時候基督教文化進入我的視野，我就想到，基督教關于上帝的言說、關于人的靈魂得救的言說，是不是可以成為我的資源，幫助我更深刻地理解人的存在，解決我在人生當中所遇到的困難？于是我把它作為自己所尊敬的資源來瞭解。到目前為止我還處于瞭解階段，還談不上有深入的研究，更談不上進入狀態。 知識份子的社會關懷和靈魂關懷 曼德： 八十年代的啟蒙，主要是從社會制度方面進行言說，也即西方的自由民主，從洛克以來的政治自由主義，也有從文藝復興開始的文學中的人文精神，這些都是啟蒙思潮。但是這些東西是以西方宗教信仰作為背景的，當時沒有發現。那時談宗教信仰的人有是有，但聲音很微弱。 信仰有一個重要的功能，是指導個人的倫理價值、提供個人的生命意義。八十年代知識份子通過對西方的瞭解，對于中國的未來，在社會制度方面已經比較清晰了。但是個人的人生觀問題一直沒有解決。當時很多人看薩特、尼采的書，但是個人的倫理道德的規範卻一直沒有確立起來，學了半天到最後還是非常迷惘、凌亂。 摩羅：目前文化人最為關心的問題，是個人權利和民主制度。民主制度是政治倫理問題，個人權利是社會倫理問題，大家都在關注。其實也不奇怪，在這些起碼的社會倫理和政治倫理原則難以確立的情況下，有良知的文化人肯定會關注這種原則，他因而也分不出心力來關注另一些東西，例如信仰問題。姑且不說因精神上受到某種遮蔽而無法意識到，即使意識到了，他的言語中也無法關注它。 我本人就有這樣的体驗。江登興比較看重的我的關于畢巧林的文章《站在自己的墓碑上發問》，是1990年寫的。但是那個時候，它還不能成為我思考的主要方式，因為還有同樣迫切甚至是更加迫切的問題在我腦中轉，那就構成一種遮蔽。比如我的《恥辱者手記》中所收錄的文章，大多寫于九十年代，所借重的資源主要還是人文主義資源，所倚仗的体驗主要還是政治倫理和社會倫理層面的体驗。 《恥辱者手記》和《自由的歌謠》相繼出版以後，我才慢慢地將言說轉移到了信仰問題上。將個人的精神歷程套用給一個民族，對民族的精神現象也許能夠更好地理解。我認為當下自由主義言說受到較多關注是可以理解的。當下受到較多批評的所謂新左派言說，也有相當的合理性。如果一個社會的掠奪和不公成為了事實，那麼，這個社會必定會呼喚對于不公的抗議和批判。至于掠奪與人類罪性的關係、公正與上帝之愛的關係，則是人們一時無法意識到的。 一個民族關注信仰問題，我看只有兩種情況是明顯的時機，一是社會政治問題基本得到解決，人們急于尋找信仰，像韓國與臺灣。二是社會政治問題沒有討論和用力的餘地，不可能指望通過實現社會公平來体現尊嚴，人們絕望之後唯有信仰可談，像俄國歷史上的畢巧林時代。但願後一種情況不要再在中國出現。 江登興：看近百年思想史的時候，我們注意到精神史上一個非常特殊的人物──魯迅。魯迅說，以科技為文明，以富有為文明，或者說以議會制民主為文明，這一切都不夠，根本在于立人。他看出了廿世紀西方的局限性，看到他們這種經濟的發展，或者說民主化以後的局限。魯迅認為沒有個人內在靈魂的拯救或超越的話，一切都是不夠的。而整個中國廿世紀裡有魯迅這樣眼光的人非常缺少。 由這個思路出發，我們是否可以這樣說，經濟的發展、政法制度的建設和心靈的重建，是中國現代化的三大根本問題。所謂心靈的重建，即提供對于人生意義的解釋，和由此基礎上完成的道德倫理的重建。而這恰是常常被忽略的問題。 現在很多人並沒有看到這個層面。朱學勤先生說，“五四”那一代，胡適他們認為“改造中國必須由文化入手”，這個問題，可能是百年的問題。朱學勤認為，英美社會的進步從具体的制度建設入手，一步一步，步步為營地實現的。因此他提出，不要走五四那條路，還要走制度層面更新的路。朱先生認為，只有制度層面的更新，是中國現代化的根本之路，或者說是當前最迫切的一條路。 身為基督徒，我的觀點不是這樣的。胡適認為，沒有文化的更新就沒法徹底實現現代化。我的理解是胡適的意思是沒有個体生命的更新，心靈層面的更新，就沒有辦法實現整個社會現代化。 朱學勤先生認為制度的解決可以解決社會的根本問題，這種看法是值得商榷的。要建立一個幸福的社會，除了好的制度之外，還需要另外一種層面，就是心靈層面的保證。制度或法治有一重大功能，就是基于對人性的可靠性的懷疑，對可能產生的錯誤和罪惡，做出一種消極的戒備和警惕。但是個人的信仰和個人的道德自我約束，是積極的約束，所以我們看美國社會，它除了有三權分立和代議制民主之外，信仰層面也起到了維持社會運轉的非常重要的作用。 美國制度層面的建設，出于一個基督教的基本教義：人是有罪的，因此你把過分的權力交給他是危險的，所以需要制度對他約束；從基督教觀點看，因為人是尊貴的，所以對生命要尊重，所以要發展造福于人的社會制度。 美國特別強調人的自我管理，因為人若願出于信仰做一個誠實的人，一個有愛的人，一個自覺承擔責任的人，這種自我管理與制度結合在一起，能使社會發展得非常良性。現在中國自由主義者有一種傾向，似乎認為僅僅依靠制度的變革就可以根本解決中國的問題，有一點片面。 摩羅認為我們所面臨的是整個社會的全面的危機，因此人們首先關注的是建設經濟發展制度這些社會層面的東西，沒有精力來關注內在的精神生活。我的想法恰恰相反，我覺得就是因為中國的這種危機的普遍性和深刻性，才更加需要精神層面的尋求。 我近日在與著名記者盧躍剛先生的接觸中，發現他由于對現實長期深入的瞭解和調查，知道我們的社會處在一種深重的危機當中。而盧先生認為，這一些危機的深層就是倫理的危機，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後，社會倫理受到徹底顛覆之後產生的危機。 什麼樣的人建立什麼樣的制度 江登興：我曾經熱衷于民主，當發現革命這條路走不通以後，我走到了對個人生命絕望的狀態，我覺得我不能回答我的存在。對于我來說，回答一個人的存在有什麼價值是比變革一個社會更迫切的任務，由此我開始走向信仰的這條路。 所以我在想，面對中國的問題時，我們要不要把視角變換一下？我們是否可以尋求一下，在內在心靈的意義上、在存在的意義上，人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東西？這個問題是比制度層面更深刻的問題，更根本的問題。 當很多自由主義者在進行制度變革的探索，或者說對個人獨立性的價值進行強調的時候，我覺得我們更要尊敬他們。他們思考的結果，也是我們走向現代化非常重要的資源。那我們能不能試著在人和心靈這個層面，或者說在信仰這個層面，進行一些探索，由此來為我們個人心靈的饑渴提供另一些資源？ 摩羅：我覺得對人的理解，直接關係到對政治制度、社會制度的理解。剛才江登興轉述了朱學勤對制度的強調，我想在制度建立之前，我們如何想像這個制度，如何創造這個制度，製作這個制度，還是要以特定的文化和特定的信仰作為背景依託。 比如啟蒙時代，孟德斯鳩想像出三權分立的政治結構，這本身就是基于對人的有限性的一種理解，有了這種背景他才能想像出三權分立。 傑斐遜為什麼起草這樣一部美國憲法？而華盛頓為什麼在大家讓他繼續擔任總統的時候退下來？他們的行為和選擇全都受到世界觀、人性觀、文化觀、上帝觀的深刻規定。毛澤東在推翻國民黨政權的過程中，他怎麼樣想像一個新的政權？共產黨集体怎麼樣想像一個屬于自己的新政權？這些想像也是由背後的文化理念和精神素質決定的。 為什麼毛澤東認為自己有能力建立一個盡善盡美的政權，為什麼他相信憑著自己建立的政權，可以按照理想的模式對世界重新安排，不但可以重新安排全中國，還可以重新安排全世界？他對政權的這種想像，實際上是他對人和自己的一種理解，他認為自己是萬能的、人是萬能的。于是他的現實選擇正好與華盛頓相反。 華盛頓和毛澤東奠定的制度竟然如此天壤之別，說明什麼樣的人就建立什麼樣的制度。以後我們究竟能建立一個什麼樣的制度，實際上還是取決于建立這些制度的人，有什麼樣的宇宙觀、人性觀和宗教觀，取決于一個民族的文化素質，在整体上達到了什麼樣的程度。比如民國初年宋教仁主張建立議會制，陳炯明主張放棄中央集權、實行地方自治，可是民族不選擇他們，這就是明顯的例子。 所以我覺得制度言說無疑重要，但是僅僅在制度層面言說制度、設計制度、建立制度，令人擔憂之處太多。還必須同時在人的宇宙觀和人性觀層面多做工作。 許多人認為在黑暗面前，只有暴力才最有力量，這幾乎是歷史規律。中國歷史上很多紛爭，正是在這樣的邏輯支配下展開的。大家都自覺地遵守著這樣的遊戲規則。 可是，我們為什麼對歷史不可以有另外一種理解、對現實不可以有另外一種選擇？為什麼托爾斯泰心中能夠生長出另一種理解和另一種選擇？托爾斯泰就是用對每個個体生命的尊重，來否定這種以暴易暴的歷史規律和歷史邏輯的。有了這種立足點之後，他才是一種真正強大的人。 他有一次聽說火車站的裝卸工連續工作三十七個小時，他感到無比驚訝，馬上親自去訪問他們，親身感受他們遭受的奴役和摧殘。他不能容忍對人的這種摧殘。如果僅僅熱衷于理論層面的東西，可能很容易忽略一個人連續工作三十七小時這樣具体的事件。有了對個体生命的關注，一個人看問題的眼光，以及他的言說都會比較純正。這樣的人進行制度想象、制度設計時，一定會真正体現對人的權利的尊重和對人的劣根性的遏制。 愛、悲憫與危機 曼德：有些人讀了摩羅的新書之後，覺得摩羅開始宣揚愛和寬容，和以前的風格不一樣。因為《恥辱者手記》大家讀得非常痛快，它對黑暗頗具顛覆性，說出了別人不敢說的話。現在人們說摩羅開始談論愛，認為摩羅軟弱了，沒力量了、妥協了。 實際上愛是很有力量的，而且比那種一昧的批判更有力量，更有成效。很多人覺得信仰基督教好像與中國道家成仙成道差不多。他們覺得找到信仰就是遁世，就是走進個人的小天地了。 江登興：愛是對個人生命很具体的關心和幫助，當人對社會進行批判的時候，他有的是一個整体性的關懷。但是摩羅更強調對個人生命的關懷，他首先關懷每個人的存在困境。摩羅強調這種愛的時候，並不是退縮了，而是方向改變了。他原來是對整個社會層面的批判，現在是強調對個体生命的尊重。 摩羅寫過北京兩個撿垃圾的老人，他們收留了五個被遺棄的孩子。摩羅寫這個故事時，很強調我們應該對困苦的人付出一點什麼。他由此產生一種社會責任，這是個人所應該承擔的責任。這種責任感跟我們原來說的“以天下興亡為己任”是兩回事，“以天下興亡為己任”涉及的問題是對社會總体性的關懷，更多的是政治和社會層面的問題。 而摩羅的責任感裡有一種愛。愛是信仰問題，就是認為我們未必有能力以天下為己任，就只能從身邊的一個個的個人開始關注，去愛每一個人，去盡責任。如果我們每個人都以個体為單位出發，對別人付出愛和關懷，那麼我們的社會就會不斷向良性發展。 我們中國人歷來的傳統是待人嚴，待己寬。而摩羅在看到社會和別人的不足的同時，更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他看到罪惡的同時，更強調自己在這樣的罪惡中應承擔的責任。因此憐憫是比批判更深刻的情懷。憐憫是認為我自己並不比我批判的物件強，我自己也有很多的缺點。或者，是說當別人表現出邪惡、不公平的時候，我不只看到這種不公平的現象，還同時看出背後是人性的可憐處境，因此他可以產生出對對方的愛和寬容。 所以摩羅強調由批判到憐憫，這句話給我特別深的感觸。我現在回想耶穌基督在臨死的時候說的一句話：“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曉得。”“赦免他們”的“赦免”，是一種寬容，我過去只認識到這一點，現在我更加理解到，當耶穌面對釘他的人，他知道這些人是在一種可憐的處境中，因此憐憫他們。“他們所做的他們不曉得”，因為人在罪中而不自知。回想我的過去，就是有太多對人的批判，卻缺少對他人作為一個人的存在而應有的深刻的憐憫。 曼德：讀書界目前可能很難意識到摩羅書中愛與憐憫的命題，對于信仰問題大家都很冷漠。我們能不能針對這種情況，問問為什麼？ 摩羅：中國文化跟信仰接觸和交融起來比較難。我們老是把宗教看作一個負面的東西，至少1949年以來我們都是這樣看的。宗教裡的那些理念，也被人家看作是走火入魔，這些東西本來是人的精神裡面擁有的東西。大家反而覺得談論愛和悲憫就是走火入魔。 江登興：摩羅在新書裡面提到，估計以後的十年，信仰問題會成為中國文化界關注的一個重點。你是怎樣做出這樣一個估計的？ 摩羅：我也是感覺到中國危機四伏，大多數人處于一種比較具体的目標當中，把精力放在社會目標之中，這樣一來，一是遮蔽了社會自身的矛盾、危機，二是也遮蔽了人們在精神層面的需求。可是，社會危機有爆發的時候，精神上的需求也有呈現的時候，特別是這兩者結合在一起時，整個宗教的背景就會呈現出來。 我老是有這麼一種感覺，覺得中國社會隨時都可能出現比較大的比較悲慘的事情。一旦遇到這樣的處境，底層人顯然沒有能力關注社會制度，他只能向精神方面發展。而對知識份子來說，關于制度的言說又一次遇到巨大挫折時，他甚至會感到制度言說本身是無效的，這樣也就逼著他向精神方面更多地投入注意力。所以這個時候，可能就是這個民族對宗教信仰更加關注的時候。□ 曼德，1972年生，青海人，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現從事文字工作。 摩羅，中國大陸著名作家。1961年生于江西的一個農民家庭。華東師大碩士。著有《恥辱者手記》、《自由的歌謠》、《因幸福而哭泣》、《不死的火焰》等書。 江登興，1974年生，福建人，廈門集美大學財經學院畢業。曾任報社記者、出版機構草原部落創作室編輯部主任。現在某出版機構。 編後按：目前中國社會是否處在精神層面的危機之中？人們對“愛和憐憫”是否有足夠的關注？信仰在解決中國的危機中能起到什麼樣的作用？歡迎讀者朋友們踴躍投稿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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